基层政府主导农村法治发展面临的困境——基于湖南益阳15个乡镇的调查与思考

作为国家最基层政权的乡镇政府是农村法治发展的主导者,其主导法治之难不仅在于立法的缺陷与执法的尴尬,更在于要在一个有着浓厚伦理文化传统的特定地域植入现代法治化治理机制,改变沿袭了几千年的乡村治理传统。基层政府主导农村法治发展面临的困境主要有:基层法治生态不健康,政府行政的法治化程度偏低;基层政府行政的法律权威面临多重挑战;基层政府行政与村民自治的冲突长期存在;基层干部的行政理念尚未完成法治化转型。     

传统法律文化与法治现代化的对接路径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精神对接之间存在困境,困境的形成主要由于传统法律文化具有重法制轻法治、重集体轻个人、重和合轻冲突、重德(礼)轻刑(法)等特点,并长久以来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观念,与现代法治精神相冲突。困境的消解,不能靠简单地移植西方法律,也不能仅依赖于本土资源自生,而应该通过以下几条路径:1)培植现代法律意识,去除“人治”观念,培育起真正的“法治”观念,形成民主、平等的共识;2)建构市民社会,激活契约精神;3)在立法环节上完善现代法治的同时,推进司法制度改革,加快司法现代化的进程。通过这些路径和步骤,推进法制现代化,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治。     

构建和谐社会与法理念的更新——兼论和谐社会与社会法的完善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法治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以法治为基础.要进一步完善构建和谐社会的立法体系,扭转重发展、轻规范的立法、执法和司法理念,树立发展与规范并重的新理念;扭转重效率、轻公平的立法、执法和司法理念,树立公平与效率并重的新理念.构建和谐社会,还必须确认和维护社会权(社会权利).立法者应当建立社会权的有效实现机制.旗帜鲜明地向弱者倾斜原则是现代法治文明与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向弱者适度倾斜的原则不仅不违反平等原则,恰恰是坚持、捍卫和发展了平等原则,并最终贯彻了公平原则.     

邓小平行政效率理念及其实践

邓小平行政效率理念是邓小平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在邓小平行政效率理念指导下,中国的行政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本文认为,邓小平的行政效率理念反映在价值观上,就是为人民谋利益;反映在条件论上就是精简行政机构,克服官僚主义;反映在方法论上就是实现行政法治。     

行政文化与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

行政文化是支配和制约行政行为的行政意识的综合体系。行政文化是影响行政绩效进而影响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因素。根据行政权威、行政理念、行政价值和行政规则四个维度及其强度的不同组合，形成了不同的行政文化模式。行政文化从总体上可分为整合型行政文化和离散型行政文化。协同性整合是整合型行政文化的最高境界。要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必须优化行政文化，实现行政文化的协同性整合。行为学习、理念学习、价值学习和规则学习，从服从到顺应，再到认同和内化的学习过程，是实现行政文化协同性整合的内在机制，也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根本途径。     

《共产党宣言》的法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法治是现代政府社会治理的一种方式,《共产党宣言》的法治思想主要体现在:法治要义在于它是体现阶级意志性的良法,适应社会和时代的变化是法治的生命力,法治以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目的,法治全球化助力国际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些法治理念在当今中国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其当代价值在于恪守以人为本,体现人民意志;坚持与时俱进、紧跟时代步伐;构建共同体,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培养全球格局,营造法治地球。     

中国法治建设的法文化障碍

20世纪是中国试图重建一个全新的法律秩序的世纪。自晚清“新政”改革传统法制引进西方法律制度以来 ,近百年的中国“法治”建设历程可谓艰难曲折。本文从中国与西方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的比较研究入手 ,考察和分析了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传统的政治文化、法文化与现代法治理念的内在紧张 ,进而揭示了中国重建“法治”和法律秩序的三大文化障碍 :即传统政治文化的“权力至上”传统对现代法治“法律至上”原则的排拒 ,传统“礼治”的特殊性精神与现代法律的平等性和普遍性原则的冲突 ,以及传统法文化的工具性取向与以保障人权和自由为目的的现代法治理念的冲突。作者认为 ,中国“法治”建设的成效 ,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我们能否尽快地确立一种机制 ,使执政者以及一般民众都能养成尊重法律、自觉守法的习惯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行政法诉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行政法诉求立足于实现行政法治社会。行政法治社会的外在形态即行政法秩序,其基础性本质内容是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平衡、法律性实体性本质内容是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平衡、法律价值性本质内容是公正与效率的平衡。行政法治社会是渐次实现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是由行政法运行所展现的“控权”与“平衡”内在联系的发展过程。     

论中国现代化与法治政府

中国是传统国家存续时期最为悠长的国家,属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展大国,而且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中国的现代化既是世界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它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为目标。其中,民主的目标必然要求政治文明的高度发展。而法治是政治文明的基本标志和根本保障,它全面体现了现代政治文明的理念──理性、有序与和谐。政治文明建设中的核心内容就是政府建设,因此,建设法治政府遂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建设法治政府与实现现代化是一个双向互动的历史过程。现代化的发展带来了政府的法治化变革,而法治政府也适应了现代化的发展,并推动着现代化的全面建设。     

孪生型数字行政模式的理论演进与实践机理

数字政府建设已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型引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数字社会的变迁延续着政府形态创新的知识谱系，依次构成融合型、棱柱型、衍射型、孪生型四重政府模式。孪生型数字行政模式既是行政模式与社会结构迭代耦合知识谱系的弹性延伸，也是量子纠缠理论对行政场域的映射。虚拟行政系统通过对物理行政系统的数字化映射，实现了对行政主体、行政流程与全生命政务周期的数字化、仿真化、自动化与智能化，并在动态互动中实现迭代循环优化。技术的赋能性入场、孪生组织平台的协同性开场、制度规则的适应性护场与数字行政文化的渗透性暖场有机地构成了孪生型数字行政模式的实践机理。     

行政强制设定权的原则与规则

作者认为,我国行政强制设定权的基本原则是行政强制权与行政职权的关系,行政强制设定权与宪法和法律所确立的法律制度基本框架的关系,行政强制权与公民、法人合法权益的关系,行政强制与现代法治理念的关系。而行政强制设定应当遵守的法律规则有授权规则,权利规则,时限规则,事项规则,补充规则。     

"好公民"与和谐社会的政治理念——以公民教育为视角

现代化不仅是一系列经济发展指标,更重要的是现代的政治理念、法治精神和民主意识.然而我国当前的现状却是公民身份与公民意识严重脱节.这种状况的深层根源在于我国传统观念的固着所导致的对现代文化的非理性抵抗.为此,我再次提出"好公民"概念.作为和谐社会的政治理念植入到公民意识的培养和塑造中,旨在融合现代政治法律文化对"公民"的内在要求和我国传统文化对"好人"的一贯诉求,使现代化的政治文明和法律文明因注入儒家文化的血脉而不再给我们一种完全疏离于本土文化的异己感和外在感,促使广大社会成员自觉完成法治社会"公民"的角色转换,以文化的和谐来构建社会整体的和谐.     

对抗、继承与生成:对中国法治文化根基的现代性反省

当代中国法治发展在不断走向成熟的同时,也展现出诸多问题。在文化根基上,中西方法治一直存在明显的差异。当下中国法治文化根基具有双重来源:其一是对特有传统文化精神的扬弃;其二是对现代西方法治文化精神的合理吸收。文化根基是法治发展的根本前提,中国法治建设必须处理好传统文化结构与现代法治精神的张力关系。当代中国法治文化根基的构筑在面对中西方文化对抗与自有文化继承问题的同时,还要考虑如何使传统文化在自我反思中获得新的内涵,并最终促使法治文化根基的生成。     

中西文化比较的新探索: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道路

去年年底在上海召开的“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讨论会,重新提出了东西文化的冲突和聚合的问题。这是个老问题了,今天却又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但是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呢?历史已经一再向我们提示:科学技术是整个文化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可能脱离文化整体而孤立地发展,不可能舶来现代科学技术硬行安装到一个原封不动的古老文化机体上。四个现代化的问题,归根到底是我们的传统     

中国法制现代化诸问题研究

在对中国法制发展的研究中,首先必须关注的是中国法制现代化中的三个重要时期:旧中国租界首先出现现代法制;自20世纪初始,中国政府通过法制改革来推进华界的法制现代化;近30年来,中国法制现代化在改革创新中逐步走向完善。这三个时期体现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起点、发展和臻于完善的三个阶段。现代法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为:可以规范人的行为,实现社会和谐;可以调控人的行为,促进社会和谐;可以惩治犯罪,维护社会和谐等。目前,在推进法制现代化中也遇到一些困难,十分不利于现代法制建设;克服途径在于不断营造法制环境,大力提倡现代法制文化,充分发挥地方立法的作用等。     

新农村法治主体的文化生成——以法律文化创新为视角

新农村法治主体的文化生成是法律文化创新的逻辑使然.法治主体的文化创造性、法治实践的文化限制性与法治建设的文化发展性构成了新农村法治主体文化生成的基本缘由;历时性概念的"传统与现代"、区域性意义的"先发与后至"与结构层面的"显性与隐性"形成了新农村法治主体文化生成的现实语境;制度建构中的文化继承与更新、法律教育中的文化传播与接受及法律实践中的文化创造与超越是新农村法治主体文化生成的具体路径.     

制度变迁视角下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法治效应分析

行政权力清单制度是行政体制改革中直指行政权力架构的重要改革措施,其将会对行政体制的制度变迁产生深远影响.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建立,将会明晰行政权力边界,使行政权力范围及其责任变得可计算,使高度集中行政体制弊端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得到有效遏制;行政权力清单制度将使地方政府成为制度创新的重要参与者,并且实现微观行为中潜在制度利益最大化与行政法治挂钩,使法治理念和法治原则彻底摆脱“制度工具论”的困扰,对制度约束下的行政创新行为产生实质性影响.     

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揭开了干部人事制度渐进式改革的序幕。大致经历了恩路形成、试点和法规形成、制度创新和实施、制度完善和发展四个阶段,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务员制度。在新时期,必须不断创新行政理念,健全公务员管理体制机制,积极推动电子政务建设,构建良好的国内外行政生态环境,抓紧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进而构建起一个更具效率、更有回应性、更负责任、更有服务品质的政府。     

论依法行政的法治理念

本文主要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现实和全局出发,借鉴世界法治经验,阐述近现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和法治发展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并提出实践依法行政法治理念的几点建议。     

中国现代国家治理的文化精神及其路向

现代国家治理是当前亟需破解的重大现实课题,国家治理不能疏离于文化,必须彰显文化精神,体现民族价值情趣。“文化”介入国家治理能有效规避人治和法治的诸多弊端,需要在继承中激活传统文化基因,在创新中展布现代文化精神,在对接中开辟后现代文化路径,在引领中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行政文化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