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钱中文的理论贡献

如果我们站在20世纪学术积累的高度,并兼顾其学术影响,来综览和评判新时期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那么我们不得不说,钱中文是继刘再复之后中国文艺理论界的领军人物。如果说刘再复在新时期前十年文艺理论园地里发生重大影响、作出重要贡献的是人的“丰富性”(“性格组合论”)和“主体性”学说,那么,钱中文先生在新时期后十年来中国文艺理论园地中作出重大贡献、产生广泛影响的则是“审美意识形态”说、“新理性精神”论和“亦此亦彼”的方法论。     

论司马迁复仇情结的产生

历来人们把司马迁复仇情结的产生归结于李陵事件，其实这只是他复仇情结产生的一个偶然因素，而在这偶然性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些必然因素像儒家思想的影响，社会环境的影响，心理与性格的影响等。     

模糊数学和模糊文艺学的联系与区别

近年来陆续出现了一些移植模糊数学的某些原理来进行美学、文艺研究的文章,谈得比较多的是模糊的审美现象,其次是模糊的创作心境,再次是文艺创作中模糊思维和模糊语言的运用、人物的模糊性格以及主题的模糊性等等。刘再复、王世德等同志都发表过这方面的文章。王世德同志有好几篇文章将模糊数学与美学联了姻。李欣复同志在《关于模糊文艺学的几个问题》(载《人文杂志》1985年第6期)一文中还主张建立“模糊文艺学”。这都是很有意义的。     

后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自发性概念(上)——论拉克劳与莫菲对罗莎·卢森堡的解读

在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视野之下,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被定性为客观主义的宿命论而遭到清剽式的批判。拉克劳与莫菲彻底扭转了这种高压指摘的一边倒态势,把长期以来被视为罗莎·卢森堡理论污点的自发性概念拨正为一种极具创造性的积极理论资源并作出了别具一格的解读。同宿命论指控将自发性纳入坚硬的必然性的做法截然相反。拉克劳与莫菲把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当作寻觅偶然性的“黄金领地”。但是,他们寻求的偶然性,不是作为革命运动之起因和必然性之表现的辩证偶然性,而是在反资本主义的政治斗争中主体身份建构时的偶然性。拉克劳与莫菲认为,在罗莎·卢森堡那里,作为政治统一性的建构机制的偶然性逻辑受到多元决定过程之外的必然性逻辑的严格限制．从而导致了罗莎·卢森堡的两难困境和“双重空场”。只有勇于面对偶然性并实际地承认偶然性逻辑在形构政治一致性的作用,才能走出罗莎·卢森堡式的困境。才能填补失效的必然性退场后形成的空场,而这正是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诉求。     

后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自发性概念(下)——论拉克劳与莫菲对罗莎·卢森堡的解读

在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视野之下,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被定性为客观主义的宿命论而遭到清剿式的批判。拉克劳与莫菲彻底扭转了这种高压指摘的一边倒态势,把长期以来被视为罗莎·卢森堡理论污点的自发性概念拨正为一种极具创造性的积极理论资源并作出了别具一格的解读。同宿命论指控将自发性纳入坚硬的必然性的做法截然相反,拉克劳与莫菲把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当作寻觅偶然性的“黄金领地”。但是,他们寻求的偶然性,不是作为革命运动之起因和必然性之表现的辩证偶然性,而是在反资本主义的政治斗争中主体身份建构时的偶然性。拉克劳与莫菲认为,在罗莎·卢森堡那里,作为政治统一性的建构机制的偶然性逻辑受到多元决定过程之外的必然性逻辑的严格限制,从而导致了罗莎·卢森堡的两难困境和“双重空场”。只有勇于面对偶然性并实际地承认偶然性逻辑在形构政治一致性的作用,才能走出罗莎·卢森堡式的困境,才能填补失效的必然性退场后形成的空场,而这正是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诉求。     

1980年代文学主体性理论建构的潜在话语资源

除了大家熟知的显性话语资源,1980年代文学主体性理论建构还有三种潜在话语资源：胡风的文艺思想、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和中国传统思想观念。1981年重印的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一文与胡风文艺思想有暗合的地方,而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一文无论整体思路还是具体观点都有与胡风文艺思想接近之处。西方存在主义思潮、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对刘再复理解人的本质与艺术的社会功能有很大启发。中国“史传传统”的伦理学原则与儒家学者重视人的情感的哲学观念等传统因素,则通过李泽厚的哲学研究影响了刘再复等人。由于前两种资源的合法性在当时还存在很大争议,而倡导文学主体性的学者在文化立场上对传统多持批判态度,因此这三种话语资源在文学主体性理论建构中主要以潜在的方式存在,这显示了1980年代文学主体性理论生成的思想背景的复杂性及其理论内涵的丰富与驳杂。     

美人原型的置换变形——回应程世和及对《荷塘月色》的原型批评

程世和对《荷塘月色》“江南情结”的分析显在的问题是:以其他“江南”诗意义的征引代替了对“荷塘”文本意义的具体阐释,以“江南情结”的笼统概括代替了对荷花象征意义的具体把握;“江南情结”分析潜在的问题是:以反映论的文学理念把《荷塘月色》看成了是朱自清对清华园荷塘的真实描写和对江南荷塘的如实回忆。这就无视和抹煞了荷花的意象形式及其所象征的情感意义。以荷花象征美人是中国文学中十分悠远的传统。朱自清写荷花正是在荷花是美人原型象征的文学传统基础上进行的。因而,荷花在《荷塘月色》中就是朱自清潜意识中美人原型的置换变形。     

论朴趾源《热河日记》的皇明情结——兼与李家源先生商榷

朴趾源的《热河日记》具有浓厚的皇明情结。该情结乃是在朝鲜持续了近200年的主流情结,其本质是中华情结。它与明朝万历年间鼎力救助朝鲜壬辰之难和崇祯末年勉力派兵援朝有直接关系,既是明太祖以来中朝始终交好的必然结果,也是朝鲜屡受后金和清侵凌掠夺、民族仇恨刻骨铭心的深刻反映。朝鲜自古有"小中华"之称,中华情结源远流长,皇明情结正是在此基础上的凝结与升华。朴趾源主张师法中国,学习中华文化,固然不是"墨守成规"、"疏于实践"、"有名无实"的"保守派",而谓其反对"尊明思想"亦属未当。     

梁启超的佛学情结

梁启超作为我国近代思想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思想家,其一生具有很深的佛学情结,潜藏于其内心深处的、以救世作为其终极依托形式的佛学情结,始终影响着他的思想表层的政治态度和社会活动,也正是这种佛学情结使得梁启超对中国近代佛学的现代转向以及某种意义的复兴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中国古代文人的政治情结

中国古代文人的政治情结,究其成因,主要有儒家思想学说的影响、中国古代文人自身经济状况的压力、文人强烈的自我实现意识这三方面因素。这种政治情结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的“三立”情结及其对中国文艺的影响

毛泽东的“三立”情结,呈现出“立言”为“立功”服务的特点,直接影响到“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形成。毛泽东的“三立”情结对中国文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文艺的方针政策;二是自己的文艺作品和评论。“文艺从属于政治”,是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毛泽东的“三立”情结,则是形成这种特色的一个重要原因。     

文史结合 考论兼备──评《中唐政治与文学》

唐代文学研究正是通过和政治、经济、历史、宗教等方面的联系向纵深拓进的，这种文化视野中的文学研究，更有利于文学演进规律的探讨和揭示。胡可先先生长期关注政治事件与文学的关系，并希望在实证研究中，对文学发展作出科学的解释，最近他的《中唐政治与文学》(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专著问世，正是上述思想的一次实践。《中唐政治与文学》是“以永贞革新为研究中心”，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考论结合，有侧重地论述了中唐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及其文学演进的规律，下编重在考据，对相关文献和资料进行了细密的梳理。上编理论色彩较强，…     

一段问题史:巴赫金的对话思想与中国的文学主体性问题

本文对发生在上世纪 80年代中期中国的巴赫金思想的接受者钱中文与文学主体性问题的提出者刘再复之间一场“暗中的论辩”进行了分析 ,认为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中关于主体性的论述与中国 80年代中期的主体性问题的讨论既有某种相通之处 ,但同时又有较大的差异。正是论辩中差异性的体现 ,使得 90年代的学界能够摆脱文学主体性的历史局限而转向接受巴赫金“主体间性”的“对话主义”。     

传统中国的政治合法性思维析论——兼及恩宠政治文化性格

中西方政治文化的差异之一是政治合法性思维特点不同。西方以思辨理性为主,中国则表现为浓重的信仰理性。中国上古三代时期的政治合法性思维具有鲜明的原始宗教信仰因素,春秋战国时期提升了其中的理性认识,至西汉时代则达成了政治信仰与政治理性的高度融合,从而形成了中国化信仰理性的政治合法性思维特点,以及相关的恩宠政治文化性格。恩宠政治文化性格主要表现为,浓重的政治信仰促成了强势的政治权力崇拜;人们的最佳生涯规划是介入体制,获得君权恩宠,分享权力与利益;以及在社会层面的政治情感、心态等深层结构中,形成了遍在的"造神"情结。这些特点的影响在当代中国仍然存在,需要予以关注。     

谭嗣同的台湾情结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尝云 ,谭嗣同的《仁学》 ,曾“题曰‘台湾人所著书’ ,盖中多讥切清廷 ,假台人抒愤也。”( 1 ) 我认为 ,谭氏这种“假台人抒愤”的作法 ,是与他深沉的台湾情结分不开的。而形成这种台湾情结的原因 ,既有家庭的 ,即他亲爱的哥哥谭嗣襄不幸客死台湾 ;又有国家的 ,即甲午战争中国失败 ,台湾被割让给日本。这两件事都给他以极为深刻的刺激 ,所以不仅将其写作的《仁学》题为“台湾人所著书” ,而且从方法论上为写作《仁学》得到一定程度的启发。一谭嗣同的仲兄谭嗣襄 (1 857- 1 889) ,长嗣同8岁 ,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有为…     

作者来信

編輯同志: 承蒙你們在第五期上刊登了拙作《談性格类型——典型共性中的初級本質》。但有一段文字需加以說明或更正。文章一开头有两个问句:“究竟有沒有超越于阶級性之上的‘共性’?这种‘共性’或‘普遍性’与阶級性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原稿在这二个问句之间还有一句:“如果說有这种現象,那么該作何解释?”而且指出这”正是当时(六○年)与人性論     

从覆盖到分工:人民与公民话语的历史实践与关系变迁

通过对《人民日报》宣传1950年代和1980年代两部《婚姻法》的考察，发现体制对“人民”话语与“公民”话语的使用有一个从前者覆盖后者，到后者获得一定表述空间，两者有分工有接汇的变化。改革开放前，虽然公民的概念存在，但是在实际的政治、社会和法律生活中，人民话语对公民话语表现出全方位的覆盖。改革开放以来，公民的概念及其话语被激活，但人民话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尽管其自身的内涵与外延不断变化，但是言说社会主义中国政治与道德传统的功能始终不变，相形之下，公民话语主要用于法律—社会生活中个体成员的权责界定。两种话语的体制性关系变化，是中国现当代政治发展在经历改革开放中国家“政道”与“治道”关系重构后的意识形态印证：在革命型国家向建设型国家的转型中，一方面“政道”延续，另一方面“治道”再造。正是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国家建设，决定了人民话语与公民话语的并存、分工及其主次结构。     

“易卦是思维决策的数学模型”——访欧阳维诚同志

欧阳维诚同志曾在高校长期从事数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后调湖南教育出版社从事编辑出版工作,著或译有《初等数学题解方法研究》、《组合论基本方法》、《数学奥林匹克的理论、方法和技巧》等数学专著,并任中国数学奥林匹克高级教练。在《周易新解》这本新书中,欧阳维诚同志“以最新的数学知识考察《周易》”,“为《周易》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途径”,“确然成一家之言。”(引言为张岱年语),使人耳目一新。为了帮助广大读者正确地看待、了解、学习《周易》,去掉《周易》的神秘色彩,我们就一些有关的问题采访了欧阳维诚同志。     

对《新青年》发动批孔及文学革命的再认识

191 6年《新青年》发动批孔及文学革命以推进思想启蒙 ,确立了自身主导民初思想文化变革主潮的地位。但是 ,由于紧贴现实政治 ,使重新评价孔学这一在当时富有变革意义的学术思想文化命题未能得到更深入地展开 ,文学语体变革提出后也被纳入既有的思想启蒙框架中进行 ,并且衍生了《新青年》直接干预现实政治的主导倾向。《新青年》所以由提倡思想启蒙而转向介入现实政治有多方面的原因 ,根子则在陈独秀及其同仁身上根深蒂固的“共和制情结”。     

《荷塘月色》与中国文人的“江南情结”——读杨朴《美人幻梦的置换变形》一文之商榷

《荷塘月色》清楚地显露出作者以向往江南为指归的情感过程。这样一种情感过程直与中国历代文士视江南中国为精神故乡的“江南情结”相承续。因有对江南中国山水的前期涵泳与爱赏,因有禀承于中国历代文士“江南情结”的精神影响,由南入北的朱自清写下了“令我到底惦着江南”的名篇《荷塘月色》。而杨朴的文章则未能从整体上把握住《荷塘月色》的内在情路,过度使用了一些不符合文本实际的观念对文本予以了错误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