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的科道

科道是明代官方的言论机构。科道官是言官,专司言责。以科道为中心的言论系统,是调剂君臣关系乃至君民关系的舆论体系,其作用不可低估。本文就明代的科道官的设置、秩品,及其职能等问题,试作些论述。 科道为六科与十三道的简称,是明代中央政治体制中专司言论的机构。科道官员的设置,有“给事中”与“监察御史”等职。科道官员在明代被称作“言官”、“谏官”。另外,御史有纠察风纪之职,在地方上与按察司官并称“风宪官”。 六科衙门旧在砖门内尚宝司西面。永乐年间因灾而移到午门外的直房署事,每夜轮流由一科直宿。据《明史·职官志》,六科的职掌主要有侍从、规谏、补阙、拾遗、稽察六部百司诸事。六科给事中为近侍官,兼主奏对。     

清代顺治朝科道官员作用受限的初步探讨

清仍明代旧制,设科道官员执行监察职能,使封建官僚体系具备一定的自我调节、自我完善能力,对其为治大有裨益。然科道官的进言是否被采纳并不在于它的正确性,而要完全取决于最高统治者。科道官只是皇权的工具,需服从统治者的意志,服从其政治需要,甚至不能冒犯其民族习惯。科道官所能发挥作用的空间亦受到严重局限,不得涉及满汉关系、满洲利益等敏感禁区。     

略论明代科道官的“风闻言事”

所谓“风闻言事”,指监察官可以不必根据任何书面告发材料,根据一些传言之词,即可弹纠举事。①又称“风弹”。监察官可以风闻弹人,是我国古代监察制度中独有的一项规定。据宋人洪迈考证,“盖自晋宋以下如此。”②此后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沿用,并不断加以完善,使之成为封建监察机关的一项重要的弹劾制度。明代“风闻言事”的情形如何呢？迄今尚无论者专文述及。基于此,笔者拟就明代科道官风弹的特征及其作用略加陈述。第一,科道官“风闻言事”时开时禁。明代是否允许科道官“风闻言事”呢？迄今尚无定论。或曰明代一直倡行此制;或言明…     

论明代密疏言事的职能资格

密疏是明代臣民上呈皇帝的一种秘密奏章。在明代密疏言事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对密疏言事人的资格作过明确规定。但随着明代中央集权政治和君主专制的发展, 朝廷中的一些职能部门因某些特殊事宜必须密疏奏闻, 从而使得这些部门的官员有了密疏言事的资格。在明代, 有密疏言事职能资格的部门主要有钦天监、内阁和整个监察体系。这些部门密疏言事职能资格的获得与明代政治的发展密切相关。     

明代监察机构刑事司法职能研究

明代的监察机构体系包括监察御史、六科给事中以及地方总督、巡抚和行省提刑按察司及其分司.该机构各部门在分别独立行使行政监察职能同时,分别独立行使刑事侦查、刑事审判、执行刑罚、刑事司法监督等刑事司法职能,因此在明代刑事司法体系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论清代康熙朝科道官对储位问题的关注

清代康熙朝不但曾册立大子,还罕见地两废太子,在这些与储位问题密切相关的重大事件中,科道官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科道官较早地提出应早建储位,并一再奏请举行皇太子出阁读书的大典以对储君进行正式培养教育,为立嗣和促成传统意义上对嗣君的正规教育做出了努力.在两废太子的风波中,科道官亦始终对储位虚悬深表忧虑,屡次积极进言,但因圣祖立意独断,且其与圣祖意愿相左,致使先后有多名科道官获罪.专制皇权的不断加强,满洲政权的特殊性等因素使得科道官的作用被削弱,最终只能听命、匍匐于皇权之下.     

论明代监察制度的演变与监察官员的地位和作用

目录 一、历代监察制度的概况 二、明代监察制度的变化和发展(一)都察院(二)总督与巡抚(三)监察御史与巡案御史(四)给事中 三、明代监察官员的地位和作用(一)明代监察官员在加强中央集权过程中的作用(二)明代监察官员对皇帝绝对权力的制约(三)明代监察官员在与宦官集团斗争中的作用(本期选刊此节)。(四)明代监察官员在打击贪污、肃清史治、巩固封建统治过程中的积极贡献     

监察与谏议制度新说──《明代的监控体制──监察与谏议制度研究》评介

在中国古代，究竟何种因素制约着封建君主及朝廷各级政府官吏，使专制统治规范化呢？一本题为《明代的监控体制──监察与谏议制度研究》的新著，通过解剖一个朝代的监督、控制与调节系统，给了我们一些启示。《明代的监控体制──监察与谏议制度研究机九章，它的作者张薇系统地研究了有明一代包括都察院、十三道、六科、按察司等机构在内的整个监控体制，对上述行使监控职能的部门的发展渊源、组织结构、职责权限、监控的具体对象和内容、监控体制的实际运作状况和诈用．以及担任监控职权的官员的素质等，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和研究。在我看来…     

明代天津地区的河南籍官员

明代天津地区河南籍官员的表现,是明代全部河南籍官员表现的缩影,明代天津地区河南籍官员在从政中的种种贡献和亮点,是唐宋以前河南地区从政者较多自觉奉行仁政观念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另外,也再一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其时河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总体发展仍保持着相当高的水平.然而,河南地处内陆,在得知国外信息、传入国外事物上有其相对不便之处,从而限制了其时河南出身者的眼界.     

论明代宗室犯罪的察勘取证与议罪方式

明代宗室犯罪,有别于普通臣民的量刑定罚,不论是十恶重犯,还是一般的违法乱制,量罚一向强调重证据实,察勘取证是其中的关键环节,受遣官员到藩府可以“拘集人证,询察体审”.以勘明事实为基础的量罚,明初主要遵依祖训规条,直接由帝王判决.永乐以后,演变为宗亲权贵、文武群臣通过朝议、奏议方式初定处理意见,帝王最终定罚.     

雍正帝察吏之术探微——以《朱批谕旨》为考察中心

雍正借助引见制度考察臣僚,于一面之际考察官员的见识、才能、性情等等,但它难以准确反映官员的真实情况,误察、失察在所难免;他利用密折奏报监察百官的任职、品性、操守等等,洞微察隐,鉴察严明;但诈伪之辈往往＂挟保荐而放恣上司＂,官场舆论真伪莫辨,雍正也难免遭受欺隐蒙蔽。其统揽大权,穷一人之力无法明察天下百官,是其察吏之术的根本缺陷。     

明代给事中人选的阶段性变化及其成因

《明会典》和《明史》关于给事中人选来源的记载多有歧异之处,反映了明代给事中选任制度演变及其实践中的复杂性。明代给事中的人选经历了一个“多途—单途—多途”的过程,这一过程是给事中选任逐步制度化的过程,也是对人选要求日益提高的过程。其中,由“多途”到“单途”的转变,与明代选官由“三途并用”向专重进士的转变过程是一致的,体现了给事中与其他官员选任的共性。由“单途”转变到“多途”,是在遵循总的选官趋势前提下的提升,体现了给事中选任的特性。中晚明时期,通过限定资格条件、行取、访单、考选等制度设计,能在较大程度上保证将才识优长、行政经验丰富、政绩卓著的行人、推官、知县等选拔进给事中群体。包括给事中在内的言官成为导致明亡的重要力量,与中晚明以后内忧外患导致的国家中枢权力结构深刻调整,以及这种调整所带来的政治动荡有根本性的关系。     

明代总理河道考

明代的中央财政收入,依赖于东南地区,通过运河输送至京。为保证漕运的畅通,自明宪宗时在中央设立总理河道一职,专门负责运河管理。总理河道官员身兼数衔,有权节制地方军卫和有司,对运河的河道设施及通航秩序进行有效的管理,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南方赋税的北运。总理河道的设立,不仅对明代水路交通的发展极为有利,而且对明朝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政权的巩固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一制度也为此后的清政府沿用。     

明代民间舆论探析

舆论是一种在多数人中逐渐形成的共同性观点。社会各成员从道德上的正义感出发,直接把某一不正当的事情看作一个问题,并从个人理性的、批判的、自主的立场出发,对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这种行动本身就构成了舆论的基础。封建社会的舆论是封建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体现。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专制皇权的极度强化与政治腐败以后所导致的政治权力的分崩离析,使明代的舆论蜂涌而起,各式各样的议论遍布朝野。明代的舆论分为两大系统:(一)官方的舆论。科道是官方的言论机构,专司言责,科道官是言官,以科道为中心的言论系统,是调剂君臣关系乃至君民关系的舆论体系。(二)民间的舆论。其中包括谣谚、口号、匿名文书、揭帧等来自大众心声的言论和晚明知识分子群体的“清议”。本文所要论述的就是属于民间舆论系统的两个方面。     

金朝官僚等级制度初探

关于金朝官僚等级制度，现存史籍记载并不清晰，前人研究也不多。这一问题，可从官员俸禄、致仕待遇、官员服饰、封赠与门荫、墓葬和谥号、官员仪从等几个角度来分析。金朝官员俸禄的发放标准，在海陵王时期前后经历了由以散官品级为依据转为以职事官品级为依据的过程；官员致仕后待遇的确定，所依据的标准是职事官品级和任职时间；在影响官员服饰等级的因素中，职事官品级无疑是最重要的；官员得以封赠父祖和门荫子孙的主要标准是散官品级，职事官品级则发挥了调节性作用；官员去世后的墓葬规格是依照其散官品级来确定的，谥号有无则是由职事官品级来决定的；官员仪从配给的标准为职事官品级。总体而言，金朝官员等级划分的标准主要应是职事官品级。     

明代救灾用人问题初探

救灾用人关系到救灾的成败,因而"救荒贵在得人"就成了明代人的普遍认识.明代救灾官员的选任,既重廉洁.亦重能力,强调廉、能的结合.在救灾用人实践中,既承继传统的遣使救灾,又充分发挥巡抚的多重作用,并重视府州县赈务官的选任.但明代的救灾用人无法脱离整个吏治环境而独立存在,故其局限性也是明显的.     

明代军制建设原则及军事的衰败

本文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明代军制建设的三个原则:“居重驭轻”原则、分权制约原则和屯田养兵原则.着重叙述分权制约在军事机构、官员任命等方面的体现和屯田养兵的目的、制度、成绩.第二部分阐发明朝中叶以后军事上衰败的表现及原因.着力分析屯政败坏的恶果和分权制约原则的各种弊端,这是明代军事衰败的主要原因.最后指出明军事衰败的根源在于专制皇权为削弱武将权势,执行重文轻武政策的结果.     

“叙资”与“带禄”：两晋南朝郡县守令的两种品位功能及其消长

“叙资”与“带禄”是附丽于中国古代行政职位之上的两种重要品位功能。西晋以降形成的重视内官的选官格局,导致郡县守令职位在官僚迁转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使得守令的“叙资”功能持续低落;东晋以降形成的财政、军事格局,则使得官员普遍为求取俸禄而出任郡县,朝廷为给官员发放俸禄而除授郡县,守令的“带禄”功能持续高涨。“叙资”与“带禄”的消长过程并非彼此孤立,守令“带禄”功能的高涨进一步触发了其本身“叙资”功能的低落,也使得原本出自军事考量的僚佐带督府下辖守令、在京官员遥带守令这两类制度现象,在南朝演变为官员“带禄”的重要方式。此外,发生在守令职位之上的品位功能消长,还影响了南朝十八班的官阶面貌。     

元成宗时期西域军政机构设立始末

元贞元年，元成宗在西域设立北庭、曲先塔林两都元帅府的具体背景为海都、都哇在西域作乱，并进扰至吐蕃地界。元代“北庭”除指别失八里外，还可指地理方位漠北、漠南；《元史·察罕帖木儿传》“系出北庭”概指察罕帖木儿家族出自漠北地区，可与其族属乃蛮氏相吻合。结合黑城出土文书与传统文献记载，我们可知成宗大德年间北庭、曲先两机构退出西域后并未废弃，而是侨置内迁至甘肃行省附近，由甘肃行省亦集乃路供粮。而内迁后的曲先塔林元帅府为明代曲先卫前身。     

明代官员致仕情况初探

明代致仕官员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的致仕形式主要是按例致仕,但也有因病致仕、养亲致仕、勒令致仕等若干特例。他们致仕后享有一定的政治特权和经济待遇,但仍受明政府的管理。此外,他们致仕还乡后,在参与地方事务中,发挥了正反两方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