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的伪“三民主义”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后,全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投入了全面的抗日战争。可是,身为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却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叛逃投敌,并于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日,在沦陷区南京建立汉奸卖国政权——伪南京“国民政府”。这在国民党的历史上是一件极大的丑闻,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一次空前的叛国卖国事件。     

论卖国贼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原因

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军发动了“芦沟桥事变”,中国开始了全面的抗日战争。中国人民为捍卫国家的独立,挽救民族的危亡,不惜赴汤蹈火、浴血奋战、前赴后继地抗击日本强盗,谱写了一曲曲崇高的爱国主义壮歌。但是,身为国民党副总裁、中政会主席、最高国防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等要职的汪精卫,却纠集一伙民族败类,不惜卖国求荣,甘当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工具,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叛国投敌,公开匍匐在日本侵略者的脚下,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最无耻的汉奸卖国贼。     

汪精卫叛国投敌原因探讨

汪精卫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从重庆出逃,一九四○年三月,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公开投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堕落成为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和卖国贼.汪精卫为什么从重庆出逃,叛国投敌?有人认为:汪蒋之间的个人倾轧,是江从重庆出逃首先考虑并考虑得最多的因素.把汪精卫叛国投敌,主要归因于他同蒋介石之间的争权夺利,这是把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了.历史人物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①汪精卫重庆出逃的种种原因,必须从我国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潮流和国内外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去探索.     

黄炎培在国民参政会中言行评析

抗战爆发后,为适应抗日形势的发展,国民党政府成立了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党派人士和社会名流组成的国民参政会。作为著名的职业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也被遴选为参政员,开始了在该会长达近10年的工作。黄炎培在国民参政会的言行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反对汪精卫集团叛敌投逆活动,要求集中全民族力量进行抗战;二是呼吁国民政府进行政治改良,逐步实现民主政治;三是真诚拥护国共合作,努力调解国共关系。黄炎培在国民参政会的言行,来源于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对中华民族复兴道路的积极探索。     

抗日战争时期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原因初探

抗日战争时期汪精卫集团的叛国投敌，具有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内外因素。以国民党为代表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妥协退让是其叛国投敌的阶级根源；英美的劝降、日本的诱降是其投敌的外来因素；汪精卫集团的民族投降主义思想、反共情绪和政治权力欲的恶性发展，是其叛国投敌的内在因素。     

王造时在第一届国民参政会中的提案评析

抗日战争爆发后，王造时当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在第一届国民参政会期间，他积极履行参政员职责，在历次参政会上均有提案，这些提案一方面表现出了王造时高昂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对当时中斩 抗战顺利开展也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当然，王造时等人的抗日及政治主张没有也不可为蒋介石所采购，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它的积极作用。     

傅斯年国民参政会提案评析

国民参政会成立后,根据《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赋予参政员的权利,傅斯年向国民参政会提出了一些提案。提案的内容主要包括三点：关注民生,努力解决因抗战而形成的难民问题;竭力澄清内政,促成抗战的最终胜利;关注官僚腐败问题,揭露孔氏贪污;在其他方面也有提案提出。但傅斯年是一个历史学家,不是政治思想家,他在国民参政会中的提案只是出于他的亲身实践和感性反应,并无系统性。     

邓颖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参政会

邓颖超是抗日战争时期受聘于国民政府设立的国民参政会的中共７位参政员之一，也是占参政员总数５％的女参政员之一。本文简要论述了邓颖超在几届参政会上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为巩固抗日团结，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为争取妇女群众的抗日民主权利和妇女自身权益所作出的独特贡献。初步总结了邓颖超在参政会中的斗争经验     

抗战时期汪精卫集团的投敌

抗战时期,当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自己的血肉长城抵御日本侵略的时候,从国民党内部分化出来的汪精卫集团,却公然认敌为友,走上了叛国的道路.这个集团究竟怎样变为日本侵略军的鹰犬的?作为这个集团的头子,汪精卫又是如何堕落的?这个集团的投敌与蒋介石集团有什么关系?对于这些问题,国内外至今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本文想通过以上问题的分析,对汪精卫集团的投敌作初步探讨,以求教于史学界的同行.     

四十年来国民参政会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40年来,学界关于国民参政会的研究成果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整理出版了部分档案文献,二是发表（出版）了大量学术论著。资料整理方面,普通文献得到了较为系统的整理,但官方档案刊布明显滞后。学术研究方面,国民参政会的成立背景、政治属性、组织机构、参政员遴选、职能职权等5个领域是主要研究对象,并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结论;在参政员群体、各类提案,以及国民参政会与战时国内各政治势力、与中国近代政治民主化进程、与国内外社会舆论互动、与陕甘宁边区议会关系等6个领域有所涉及,但研究明显不足;在国民参政会秘书处、驻会委员会和各专委会等机构,及其历届历次大会会议和各专委会会议等3个领域缺乏全面、系统的梳理和研究。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创新与生产力、生产方式和“转形”与价值构成

生产领域是新技术出现的起因,但技术创新本身却是在R&D领域创造出来的。生产领域涉及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R&D领域涉及科研办、R&D方式与社会关系。因此,创新与生产力、制度、生产方式、科研力诸因素紧密相关,这些因素的发展必然影响到商品价值的"转形"和价值构成,从而引起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理解与探讨,研究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