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星》臆说

《诗经·召南》中的《小星》,只有两章十句,若去掉相同及相似的句子,则只剩下六句,但却是一篇很费解的诗。古今学者的解说大致有五种:《诗序》说是“惠及贱妾”;姚际恒解为“小臣行役之作”①;胡适说是“写妓女生活的”②;汪原放说“是一个恋歌”;③鲍昌先生说是写小官吏“辛勤任使”的④。细玩诗意,诸说似欠稳妥。我们认为,《小星》写的应是周王室女子出嫁前在“公侯之宫”的生活情况。移录《小星》全诗如下:     

《硕鼠》是一篇祈鼠的祝词

《魏风·硕鼠》是《诗经》在当代影响最大的一篇。各种注释、评介无不认为“硕鼠”是“比喻剥削者”。因而全诗“描写了人民由于不堪忍受沉重的剥削而想到逃亡,这在当时社会是带有反抗意义的”(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文革中更把《硕鼠》说成是一篇“阶级斗争的好教材”。《毛诗序》云:“《硕鼠》刺重敛也。国人刺其君重敛,蚕食于民,不修其政,贪而畏人若大鼠也。”过去一些学者,对汉人之说盲目笃信。然《毛诗序》说诗,非美即刺,常为后代所诟病。朱熹在《诗序辨说·柏舟》中即指出:“必使诗无一篇不为美刺时君国政而作,固已不切于情性之自然;而又拘于时世之先后”。     

道家与《中庸》

（一）《中庸》的作者与成书司马迁说：“子思……作《中庸》。”（《史记·孔子世家》）《汉书·艺文志》礼类著录《中庸说》二篇,未题撰者。《礼记》中有《中庸》篇,是否即子思所作之《中庸》,木明确。唐人孔颖达《礼记正义》于《中庸》篇题之下引郑玄《目录》云：“孔子之孙子思极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可以看出,汉代学者郑玄,唐代学者孔颖达、陆德明均认为《礼记》中之《中庸》为子思所著。至宋代,理学家以构建儒学纯哲学和儒学本体论的需要,特别推崇《中庸》。朱熹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     

孔子删诗说辨正

<正>孔子删诗之说,一般认为始于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司马迁的这段话叙述孔子对于《诗经》的整理,只说到“去其重”,并未明确提出删诗说。到了东汉,班固在《汉书叙传》中说:“伏羲画卦,书契后作。虞夏商周,孔纂其业。篡书删诗,缀礼正乐。”与他同时的王充也说:“《诗经》旧时亦数千篇,孔子删去重复,正而存三百篇。”(《论衡·正说篇》)这是首次明确提出删诗说。到了     

上博简《诗论》与《诗·杜》探析——兼论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结构松动及其影响

上博简《诗论》及《诗·杜》篇 ,谓是篇与“雀 (截 )服”有关 ,并谓是篇的“情”达到了极至。就《诗·杜》的内容看 ,关于其主旨的释解 ,朱熹的“求助”说比序、笺的“刺时”说为优 ,而王安石、姚际恒等的求助于宗族、兄弟之说又胜于朱熹之说。简文的“雀 (截 )”可读若绝 ,所谓“雀 (绝 )服” ,指超出了“五服”的亲族关系 ,意与“绝族”相当。《诗经》诸篇常表现“复我邦族”的呼唤 ,是对于同族兄弟友情的盼望。《诗论》两简关于《杜》篇论析 ,深入指出了走出宗族者失去兄弟间的怡怡之乐所产生的幽怨情绪 ,同时也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结构逐渐松动而造成社会巨变的景况     

“孔子删诗说”辨正

自司马迁断言孔子删诗以来，“删”与“未删”之辩，纠葛千年，迄无定论。重新审视这一问题，深感无论从何种角度看，司马迁谓孔子删诗，言之凿凿，确为不刊之论。本文拟从三个方面予以申论。一、关于“淫诗”和“逸诗”的考辩凡主孔子未曾删诗者，大都举出今本《诗经》有“淫诗”存在，以此为据，力主孔子未曾删诗；既然孔子主张“放郑声”，何以《郑风》多至21篇，且有多数“淫诗”保留？问题在于对“淫诗”的理解上。今以《郑风·溱洧》篇为例：《诗序》说：“刺乱也。兵革不息，男女相弃，淫风大行，莫之能救焉。”《毛诗正义》：“郑国…     

由周初诸《诰》的作者论“周公称王”的问题

《尚书》中的周初几篇诰辞,除《召诰》是召公奭讲的以外,其余几篇本来都是周公旦的讲话。但因文中有“王曰”或“王若曰”,与一般所认为周公的身份不相协,于是汉以来注疏家大都把这“王”解释为周公所辅相的周成王;把这几篇诰辞说成是成王讲的,或说成是周公以成王的名义讲的,或代成王讲的。例如《大诰》篇,汉代出现的《书序》说是“周公相成王,将黜殷,作《大诰》”,伪《孔传》释为“周公称成王命,顺大道以诰天下”。《康诰》、《酒诰》、《梓材》三篇,《书序》径说是成王所     

论“穷而后工”及其原因——读钱札记

太史公司马迁惨遭李陵之祸,身残名丧,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差里,演《周易》;孔子启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在《报任少卿书》中亦有类似的论述。后人把司马迁的这种文学思想概括为“发愤著书”说。     

否定孔子删诗说的几点补充意见

孔丘(前551—前479)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是最早开办私学的人,也是最早实行分科教学的人①。但是,有关孔丘“删诗”的问题,历来众说纷纭。最早提出孔丘“删诗”的人,是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他在《史记·孔子世家》里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自司马迁孔丘“删诗”之说一出,赞成的,反对的,都大有人在。赞成孔丘“删诗”的,可以班固、王(辶免)、刘知几等人为代表。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说:“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王逸《楚辞章句序》说:孔丘“定经术,删《诗》、《书》,正《礼》、《乐》,制作《春秋》,以为后王法。”     

孟子与经学

<正> 赵岐说:“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孟子题辞》)可见孟子也是传经之儒。孟子于五经中,除了《易经》没有讲到以外,其余《诗》《书》《礼》《乐》《春秋》都有所论述。 (一)孟子论诗司马迁说:孟子与其徒公孙丑之属,“叙《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史记·孟荀列传》)所以赵岐说他“尤长于《诗》《书》”。现在《孟子》中引《诗》论诗的,不下三四十则,可见司马迁、赵岐之说是有充分根据的。《孟子》中讲到诗的兴衰,他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孟子·离娄下》,以下     

“代言”、“自言”与“刺诗”、“淫诗”──有关《国风》的两种阐释

同是以“我”为主人公的抒情诗，实际上又有作者自言、代言之分，其甄别结果，有时会直接影响到对诗的把握。《诗经·国风》中有一批语涉男女的抒情诗作，汉代《毛诗序》全以代言视之，进而以为是“刺淫”之作；宋代朱熹《诗集传》又全以自言解之，进而以为是“淫奔”之作，由此生出《诗》学史上汉、宋之争的一大公案。其实，这乃是他们对《风》诗本身所具有的自言、代言双重层面不同理解的结果。而这种不同理解，特别是由此引发的“刺诗”“淫诗”说的对峙，则是由他们作为接受主体“先在”因素、条件的差异性所制约的。     

《七月》新解

古今对《诗经、豳风·七月》的注释、翻译、评价,都存在着多种分歧,原因在于对《七月》诗的时代、主题、作者的认识不一。或认为《七月》是西周时代豳地之诗,或认为是春秋时代鲁国之诗;或认为是陈王业之作,或认为是反压迫的民歌;或认为是奴隶之作,或认为是小奴隶主之作。互相驳难,针锋相对,莫衷一是。我们认为《七月》是春秋时代鲁国卿大夫陈述农事的诗,先逐章译出,略加评解,然后统观一下全诗。     

“郑风淫”是朱熹对孔子“郑声淫”的故意误读

"郑风淫"是朱熹《诗集传》对《诗经.郑风》的定性,他不仅将《郑风》中的15篇作品认定为淫诗,而且称其"皆为女惑男之语",是淫诗之最。这一认定并不符合作品文本实际。《诗经.郑风》21篇作品包含了郑人好贤、游乐、恪守礼俗、担忧国事、兄弟友爱、夫妻和睦等各种内容;而表达男欢女爱的所谓"淫诗"仅有8篇,这一比例与其他国风相比,并无特别之处,表现程度也远不及《召南》露骨。朱熹《四书集注》也明确阐释"郑声"为"郑国之音"、"淫"为"乐之过而失其正者也"。他之所以以"淫诗"斥《郑风》,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否定毛序的"美刺"传统,建立自己的诗学体系,因此故意将孔子的"郑声淫"曲解为"郑风淫",借圣人之言壮自己的声威。     

孔子删《诗》管见

孔子删《诗》之说,起源于司马子长。《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 对于孔子删《诗》之说,唐以前历代儒生都没有提出过相反的意见。唐人孔颖达在对“书传所引之诗”进行反复考证后,首先对“古者,<诗>三千余篇”提出了异议,实际上是对孔子删《诗》之说持否定态度。宋以后,对孔子删《诗》之说进行考证的人逐渐多了起来。朱熹认为,孔子只对《诗》进行了重新整理和刊定,而不曾删《诗》。叶水心非常同意这个意见,他说:“<诗>不因孔子而删,诚千古卓见也。”但当时持相反意见的也大有人在,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就不同意孔颖达的意见。他说:“以<诗谱>推之,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有二十余君而取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三千?”邵雍也说:“诸侯千有余国,<风>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现代学者     

《新台》等诗非为刺“二宣”者作

《邶》、《鄘》、《卫》三《风》,均为卫地之诗。按《诗序》的解说,三《风》凡三十九篇,有十二篇,占总数近三分之一,或是直刺、或是间刺卫宣公与宣姜的淫乱。之后,经过历代学者的甄辨,迄今,十二篇诗大部分得以从“二宣”的“淫乱沙龙”中开脱出来,余下《新台》、《墙有茨》等数篇,大多学者仍泥守《诗序》的解说。《诗序》解诗,毋庸讳言,不乏确当者,但谓《新台》等诗为对“二宣淫乱”的直刺或间刺,则实在是一个历史的误解。人谓《诗序》为东汉卫宏作,则此误一误近两千年,时间不谓不久矣;此误既自误亦误人,误人不谓不深矣。此误之所以误,究其原因,不能不说就在于其于时俗、史事、诗意等多方面失之考察、详辨。     

《诗经》最晚诗小考

《诗经》中最晚之作是哪一首？历来众说纷坛。《毛诗序》认为是《陈凤·株林》。《序》云：“《株林》,刺灵公也。淫乎真姬,驰验而往,朝夕不休息焉。”据《左传》载,此事发生在公元前598年。《韩诗外传》认为最晚之诗是价出风·燕燕》。这是一首写卫定姜送其儿媳大归的诗,时在公元前558年。较之《陈风·株林》晚40年。梁启超先生亦主此说（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卷二《分论》）。清王夫之则主张《秦风·无衣》是秦哀公为申包前乞师而作。其《诗经稗疏》云：“《春秋》：申包管艺师,秦哀公为之赋《无衣人刘向《新序》亦云然。《吴…     

《易经》卦爻辞的诗性阐释──中国古代诗歌之起源

我国最早诗歌总集是《诗经》，这个名称是汉代定下来的．司马迁说；“古者《诗》三千余篇，用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远古、上古流传下来的诗歌，我们且认“三千”之数，那么被孔于（或周代其他乐官）删掉的其他二千七百首．是否还有迹可寻呢？现存“《诗》三百”，主要是西周时代的诗，有少量商代之诗（《商颂》是宋国人正考父依据商代的祭祀乐歌改写的），那么殷商以远至契、后稷时代的诗又何在呢…     

《诗·十月之交》作于平王时代说

<正> 每一文学作品,如想正确地理解,首先要正确地判定它的时代背景。《诗》三百篇,总的写作时代较易断定。如就每一篇来说则比较难。如《十月之交》,从汉代到今天就有作于厉王与幽王二说的长期争论。本篇想对比诗的写作时代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同志们商榷。汉初毛公作传,主幽王说;汉末郑玄作笺,主厉王说。陆氏《经典释文》有这样的话:“从此(按指《节南山》)至《何草不黄》凡十四篇,前儒申毛,皆以为幽王之变小雅;郑以《十月之交》以下四篇是厉王之变小雅,汉兴之初,师移其篇次,毛为诂训,因改其第焉。”郑说此诗为厉王时诗,汉初经师认为幽王时诗,因改移其篇第。这样就发生以下问     

《秦风·无衣》管窥

古今对《秦风·无衣》有种种说法,其分岐集中表现在对“王”字的考证解释上。《诗序》说:《无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战,亟用兵而不与民同欲焉。”《毛诗正义》根据《左传》列举了秦康公的好战实例,认为“王”指秦康公;就诗而论,属于慷慨从军之诗,没有刺好战之意。试看原诗: 岂曰无衣,岂曰无衣,岂曰无衣, 与子同袍。与子同泽。与子同裳。 王于兴师,王于兴师,王于兴师, 修我戈矛,修我矛戟,修我甲兵, 与子同仇。与子偕作。与子偕行。     

《诗经·硕鼠》的作者是晋国私门

《硕鼠》是《诗经》中一篇通俗而颇具影响的诗 ,从此诗的成因来看 ,它的作者不是奴隶 ,而是晋国私门文人即新兴封建地主。宋人朱熹在《诗经集传》中已约略指明 :“民困于贪残之政 ,故托言大鼠害己而去之也。”可惜朱熹没有展开细说。清人王先谦在《诗三家义集疏》中的引证 ,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