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贵州剿匪斗争中的铁壁合围

建国初期，贵州各地相继发生大规模的反革命暴乱，经过一年半的进剿，匪患得以根除。贵州剿匪斗争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固然是剿匪部队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斗、不怕流血牺牲和全省人民积极支援、参与的结果，但如果没有以邓小平为首的西南局、西南军区正确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剿匪方针、政策，并在军事进剿中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研究和推行相应的战术、技术，要在实战中取得这样的胜利，是根本不可能的。像当年名震中外的铁壁合围战术的广泛运用并取得一系列成功，便是明证。本文试就当时这一战术的提出、实施及效果进行粗略的回顾…     

从长沙《大公报》(1924)看湖南匪患

民国政局纷扰,军阀混战,匪盗猖獗。1924年虽为国共合作开始,但此时的湖南仍处混战之境,匪患氛炽。本文试通过对1924年湖南匪患状况及当局剿匪抚匪举措的分析,略探1924年匪患原因。     

民国时期云南匪患及特点研究

匪患是政局动荡不靖、社会病态的产物。云南近代社会严重的匪患主要集中在民国时期,时间上可分为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民国元年至民国二十三年、民国二十四年至民国三十四年、民国三十四年至民国三十八年。民国时期云南匪患具有为害土匪数量众多、规模巨大,土匪活动猖獗、匪患十分严重,匪患爆发地域不平衡等三个特点。     

民国时期匪患探源

民国时期匪患探源马烈民国时期的匪患是中国近代社会变迁所造成的畸形产物，其在活动时间、地域范围、人数规模、为祸程度和社会影响等方面都是空前绝后的。造成民国时期触目惊心的匪患的一部分原因，是以往中国封建社会所固有的，例如严酷的封建剥削、天灾人祸、官绅欺压...     

陕甘宁边区的匪患治理与社会整合

陕甘宁边区土匪的产生发展,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根源.政治动荡、吏治腐败、灾荒频繁以及会党横行等都导致土匪的大量滋生.抗战爆发后,国共党争的加剧,日伪的渗透,促使政治土匪日益猖獗.边区土匪对民主政权和社会秩序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边区政府对匪患采取打击、利用和改造的综合治理政策,通过有效的社会整合,消除了土匪生存的社会土壤,实现了政治清明、社会稳定和生产发展,取得了剿匪的巨大成功.     

贵州咸同大起义与贵州近代民族关系二题

贵州咸同大起义,历时二十年,从咸丰四年到同治十二年(1854—一1874),参加起义的有汉、苗、侗、水、回等数十支民族起义军,活动遍布贵州全境.其持续时间之久,规模之大,参加民族之多,在贵州历史上都是空前的,对贵州近代社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试就这场大起义与贵州近代民族关系问题作一点探讨.     

论乾嘉时期贵州秘密社会的兴起

乾嘉时期是贵州秘密社会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各种政治、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下,这一时期贵州秘密社会开始兴起并有了初步发展:鸡足山大乘教在贵州得到了快速蔓延;另一民间教门五盘教亦传入贵州,发展迅速,并为一贯道的前身青莲教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贵州秘密会党从无到有,并逐渐走向成熟.天地会于这一时期传入后,拜盟仪式在福建、两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组织结构亦日趋完善;产生于川黔交界处的啯噜组织在贵州的活动有了增多,并开始了向哥老会的转化.     

论毛泽东对向全国进军作战的战略指导

三大战役的较量使国共内战的结局已趋明朗,中共大大加快了筹备建国的步伐。南京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后,人民解放军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部署发起渡江战役,转入解放战争的战略追击阶段。在向全国进军的过程中,毛泽东根据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各大战场的作战对象、战场环境等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实施不同的作战方针,探索渡江、渡海等新的作战样式及其特点和规律,为各大野战军的战略追击作战提供了正确灵活的战略指导。与此同时,制定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剿匪方针和政策,指导各地迅速清除国民党军溃散后遗留下的严重匪患。战略追击和剿匪斗争的胜利,实现了中国大陆的基本统一,为新中国的建立和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贵州傩戏艺术的审美价值探讨

“傩”是我国最古老的一种驱鬼逐疫、消灾纳吉的巫术活动,被称为“戏剧的活化石”、“人类的祖宗戏”,是宗教与艺术混合的产物.傩长期以来根植于贵州广大农村地区,其发展经历了从“悦神”的傩祭到“娱人”的傩戏的转变,反映出贵州地域文化艺术受中原文化、荆楚巫文化的深刻影响.透过弥漫着神秘宗教色彩的贵州傩戏艺术,可以窥视到各民族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风貌、民风民俗与审美特征.     

辛亥革命时期贵州宪政会耆老会的夺权和滇军侵黔

贵州宪政会耆老会的夺权和滇军侵黔,是贵州在辛亥革命时期发生的有密切联系的两次重大政治事件。这两次事件对以后的贵州、云南乃至整个西南地区都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影响。了解这两次事件的经过及其后果,对研究贵州军阀史和西南军阀史都是有帮助的。一辛亥革命前,在贵州进行革命活动的是自治学社。这个革命团体在政治上接受同盟会的领导,并以团体的资格加入同盟会,不过为了便于活动,它仍沿用自治学社的名称。     

对贵州经济发展问题的几点认识

一、没有农村经济发展就没有贵州经济的腾飞 贵州有3400万人口,3000万农民搞饭吃,1000万农民尚未解决温饱,700万农民等待就业。这一最基本的省情从总体上决定了贵州还处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历史时期,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基本问题从本质上讲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即农村、农业、农民问题。这是考虑贵州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和历史的归宿。贵州经济发展问题从本质上讲是农村经济发展问题;贵州工业化问题从本质上讲是农村工业化问题;贵州城市化问题从本质上讲是农村城镇化问题;也就是说,农村经济发展问题、农村工业化问题、农村城镇化问题,是贵州经济发展问题的本质和核心。抓住了这一本质和核心便抓住了贵州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和基本方向。总之一句话,没有贵州农村经济的发展便没有贵州整个国民经济的腾飞。     

文化建设:发展贵州旅游的战略方法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及旅游开发既是一种经济活动 ,更是一种文化活动。贵州有着独特的民族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 ,利用贵州丰富的文化资源 ,塑造贵州旅游的文化灵魂 ,打造贵州旅游品牌 ,是振兴贵州的一项战略措施。     

咸同贵州农民起义研究概述

咸同贵州农民起义研究是一个老课题,又是近代贵州史上最辉煌灿烂,引人注目的几个课题之一。如果以一九四五年范文澜在延安草成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中“太平革命的余波”,“苗族起义军”一段作为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基础上的第一个研究成果,那么,这一问题的研究已有四十年的历史了。如果把清末和民国年间撰写的其他著述、资料都计算在内,这一问题的研究历史     

翁同书与苗沛霖事件

翁同书（1810～1865），字祖庚，号药房，江苏常熟人，大学士心存长子。1840年中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广东乡试正考官、贵州学政等职。1853年太平天国定鼎金陵后，翁同书受命赴扬州江北大营，入钦差大臣价善幕办理文案。1856年4月帮办德兴阿军务，“军事日有起色，多出同书赞画。”①1858年7月23日，清廷以同书“剿匪”有功授安徽巡抚职，帮办钦差大臣胜保军务，节制安徽境内各军，在天长、六合、定远等地指挥清军与捻军、太平军作战。1859年7月，翁兵败走远，逃奔寿州，被革职留任。1860年1月，清廷重新调整“剿匪”布署，将胜保调离安徽…     

关于物质概念的几个问题——与孙显元同志商榷

一九八一年《贵州社会科学》第二期上,刊登了孙显元同志的《论物质和物质形态》一文(以下简称“孙文”)。“孙文”对我去年在同一个刊物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见《贵州社会科学》1980年创刊号《试论实体和场的统一体是物质最基本的存在方式》一文,以下简称《统一体》)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统一体》一文的中心论点是:物质是实体和场的统一体。或者说,实体和场的统一体是物质的最基本的存在方式。“孙文”对这一论     

遵义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及其活动

1935年元月12日,在中央红军的帮助下,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了。这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帮助地方人民建立的第一个县级政权组织。它的建立在贵州现代史上产生了深刻影响,是黔北人民革命斗争中极其光辉的一页。因此,研究遵义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及其活动,是研究长征史和贵州现代史时不可或缺的。(一)长期以来,贵州地方山川梗阻,交通不便,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经济文化十分落后。民国以来,贵州先后被以刘显世为首的兴义系军阀集团和以周西成为首的桐梓系军阀集团所统     

士绅有正气才能根本的消弭匪患

何主席昨晚来电。定于日内由京返湘。在京一切事宜。均已料理就绪。电文中值得我们庆欣的。计有两点。(一)蒋委员长当选为行政院长。这是中国的军与政从此可以统一的好现象。(二)蒋委员长对于湖南剿匪的军事已定有整个计划。从此湘省剿匪的指挥比较更加统一与敏切。俟主度返湘之后。关于剿匪前途。一定有很大的进展。这次贺箫股匪南窜。侵入腹地。使邵阳新化安化一带人民。饱受惊恐。我们认为是一件很痛心的事。不过匪之出窜。完全是一种掳掠行为。并无什     

民国时期贵州的保甲制度与乡村社会秩序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为对抗共产党在贵州的影响,强化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渗透,从1935年至1949年在贵州乡村强力推行保甲制度.这一制度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贵州乡村社会传统的权力格局,对稳定乡村社会秩序发挥了作用,但由于地方精英的不配合,保甲长素质的低劣,加上制度本身的缺陷,最终没有达到其政治目的,也没有实现对贵州乡村特别是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基层社会的有效整合.     

民国社会舆论对匪患之反应——以《申报》和《大公报》为例(1912～1934)

匪患是民国时期普遍存在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民国时期的社会舆论对于土匪的一般认知和态度,对土匪现象的评论、治理对策及其反映的历史现象是十分有意义和饶有兴味的研究课题。上海出版的《申报》和天津出版的《大公报》无疑是反映民国社情的标志性报纸。1912～1934年期间,在《申报》和《大公报》充分提供的时评版上,知识界人士站在政治风暴之外对民国匪患的成因等提出了各自的见解,就治匪问题之方方面面贡献方案,以提供政府作为治匪政策和策略之参考。他们借助报刊论政,表现了极强的社会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他们提出的许多解决民国匪患的建议和设想,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历史事实,也在相当程度上代表着民间舆论的总体倾向。但是书生论时空悲叹,由于民国政治当局的腐败和复杂的社会纷争,他们治理匪患的建议和设想没有被当政者采纳,流为无法实现的空想。     

明代贵州军粮来源考述

明成祖永乐11年,贵州布政司设立,标志着贵州正式成为中央王朝直接管辖下的一个地方行政区.为了巩固在贵州的统治,明政府着重从军事上加强了对贵州的控制,设置了20多个卫所,驻屯了十几万军队.如此多的军队需要大量粮食,而贵州“乃刀耕火耨之乡,素称瘠薄”,并且在明初,对贵州的少数民族地区不征税,后来虽起科征收,但课额极轻.正如万历33年7月巡抚贵州毕三才题称:“贵州山多田少,额赋甚俭.”因而单纯依靠贵州地区所征田税远远不能满足贵州军粮的需求.纵观整个明代,贵州地区的军粮供给情况都十分紧张,这是明朝历代统治者在经营贵州时面临着的严峻问题.为解决贵州的军粮供给,明政府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手段.在此,笔者试图从较全面的角度来探析明代贵州军粮的供给来源,以求方家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