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情的批评主义”：李长之1930年代作家论研究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独具特色的批评家,“明目张胆”地用“感情的批评主义”为作家论之批评宗旨的李长之,在“感情的型”的美学尺度下,以情感体验中的审美感知与兼容理智的作家批评实戡,标示出他1930年代作家论写作的独特魅力。显然,李长之所建构的以情感为中心、情感与识力并行不悖的作家批评范式,在丰富和拓展1930年代作家论的批评内涵的同时,亦对当时的作家论写作具有一定的体式意义。     

情理结合的艺术创造——李长之文学批评论

在现代文学批评史上,李长之是一位风格独特的批评家。他一方面强调“感情的批评主义”,认为文学批评始终要以感情为中心来进行;另一方面,对情感的张扬并没有妨碍他理智的发挥。在他看来,文学批评永远应该是感情和理智的起伏。因此,李长之既不属于感悟印象批评一派,也不属于理性价值判断一派,而是在感性与理性两者之间寻求一种结合,进而达到对二者的综合与超越。无疑,这种批评观对现代文学批评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竹内好的《鲁迅》与李长之的《鲁迅批判》

李长之的《鲁迅批判》是竹内好写作《鲁迅》时的重要参考文献。“竹内鲁迅”的一些批评意见虽然受到李长之的影响,却又有别于中国鲁迅研究的正统观念,甚至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了“回心”、“挣扎”、“抵抗”的鲁迅形象。它们影响了20世纪日本的鲁迅研究,也为中国的鲁迅研究提供了来自异域的文化批评借鉴。     

“距离”美学中国化早期的批评实践——李长之的《鲁迅批判》

李长之的《鲁迅批判》以“距离”为核心观念对鲁迅性格中的诗人特质与其创作中的“纯艺术”作品做了精彩的阐发和论析，是“距离”美学思想应用于实际批评的最初尝试。分析《鲁迅批判》中体现出来的“距离”美学思想，不仅对研究基础极为厚重的鲁迅研究有所启发，也为“距离说”的中国影响及其在文学批评上的运用，提供一个有力的例证。     

"作者之死"和传记批评的复活

20世纪文学史和批评史,尤其是在西方,传记这种古老的文类不断被改写、挪用,传记批评也不断被质疑、甚至摒弃。从文体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传记的基本文体规定性应该是编年体式的“叙事”。就像《四库全书》把传记解释为“传记者,总名也,类而别之,则叙一人之始末者为传之属;叙一事之始末者为记之属”。从这种意义上来看,传记的写作其实是寻找失去的时间。传记叙述的历史是过去时的,已经发生的真实。但在事实上却不是这么回事,历史的写作无法回避向当代的延伸,传记也回避不了。从世界范围看,当下语境成为操纵传记写作的“一只…     

以情纬文 卓见史识——评李永祥著《蒲松龄传》

<正> 阅读李永祥先生的《蒲松龄传》,我感觉到了著者的激情与眼力。传记作为文学与史学的结合体,须具备“以情纬文”的要素。传记若丧失了充沛的感情,有可能退化为冷冰冰的年谱,无法让读者产生审美愉悦与情绪感染。永祥先生能心契神合地去感知蒲松龄及其作品,跨越时空距离而与蒲松龄结成知己。这部传记,行文流程有一气呵成之势,这大概可归因于激情的同化力。传记固然需要情来,但更重要的是能提出一些独到的学术见解,这就涉及到“史识”的问题。史识大约近似于令人所说的“眼力”。《蒲松龄传》     

一种应然的诗学：审美/伦理诗学——从美国文学伦理批评的复兴谈起

回顾古代和现代、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西方美学史和文论史，可发现审美批评与伦理批评此起彼伏，甚至互不相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哲学界、文学理论界发生了“伦理转向”,被称之为文学伦理学的复兴，在美国主要包括以布斯和努斯鲍姆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伦理批评和以米勒为代表的解构主义伦理批评。复兴的文学伦理学克服以往审美批评和伦理批评的隔绝、对立，致力于将形式分析与伦理关怀、审美批评与伦理批评有机结合，为一种应然的诗学——审美/伦理诗学带来理论和批评实践的探索。     

魏晋才性观与人化批评

本文以几个审美范畴为基础探讨了魏晋才性观与人化批评的关系 ,认为人化批评的昌盛是魏晋才性观念进入文学批评领域的结果 ,其直接影响就是产生了“文气”、“气韵”、“味”、“风骨”等审美范畴和文学批评概念 ,对中国诗学批评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文艺创作的社会效益

文艺是诉诸人们感情的一种意识形态。同物质生产的目的不同,文艺创作的目的主要在于满足人们精神生活方面的需要,给人们以娱乐、审美和教育的作用。文艺作品只要从文艺家的案头走上社会,为人们阅读、欣赏、评论,它总要以各种方式影响读者(观众)的精神世界,影响他们的思想、感情、道德观念和审美倾向,并渗透到他们的实践活动中去,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自古以来,一切进步的思想家、艺术家都比较重视文艺的社会效益和精神目的。早在纪无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就提出了著名的“净化说”,认为悲剧的作用在于“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感情得到陶冶”。这里的“陶冶”原文是“卡塔西斯”(Katharsis),作宗教术语是“净化”的意思。就是说,悲剧要能陶冶人的情感,让人的心理获得健康的发展,使悲剧对社会道德有良好的影响。以后,罗马美学家贺拉斯继承了这一思想,也认为     

“闲评”式文学批评的产生及其历史价值

“闲话”、“闲评”是盛行于宋代的一种文化批评方式.“闲评”不仅催生了“诗话”类审美批评范式,更开创了中国古代文论中火花闪现的感悟式审美思维,对后世的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影响.     

王夫之文史批评关系探微

从两组概念———“理、事、情”和“情、理、气”切入,讨论船山历史批评中的诗学内容,以及其史论与诗论在概念运用及思想方法上的相通性,可以发现:“理、事、情”和“情、理、气”是代表船山历史批评与文学批评方法的基本概念,二者相通处显示船山思想方法的层次性,其相异处则显示出史与诗的区别。     

唯真、唯美与唯善———论李建军的文学批评简

李建军是中国当下一个“不可忽视”的批评家和小说理论家。作为一个批评家,其文学批评是一种以真善美为标准和旨归的批评;具有“判断与事实”和谐统一、“激情与理性”和谐统一、“朴实”而又富有“诗意”、说“真话”与“人话”等特点。李建军的文学批评及其特点的形成主要受到了李建军的主体因素、俄罗斯文学、布斯、巴赫金等人的相关理论或观点、英美新批评理论、鲁迅及中国优秀的文学传统等因素的影响。李建军的文学批评触及了当代文学创作的要害,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打破了当代文学批评界“一塌糊涂,提不起来”的格局,对当代文学批评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鲁迅与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批评

对左翼文学批评的价值和意义认识不足,主要缘于对鲁迅1930年代的文学批评缺乏认识,同时与左翼文学和左翼文学批评的"芜杂性"直接相关。鲁迅注重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文学批评是在与这种"芜杂性"的对立中发展起来的,鲁迅1930年代的文学批评直接推动了左翼文学和左翼文学批评的发展,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资源和文学资源,体现了左翼文学批评的价值和意义。     

文学批评·性别民主·视角主义的话语生产——以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为例

在文学批评过程中,不能简单地将文学文本等同于其它政治性社会文本;文学批评需要多视角地在多个层面中展开,但是批评实践要坚持文学本位,不能忽视文学作为一种反映人类精神世界的社会存在之独特性;通过对丁玲的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进行基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观念的分析,可以见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这种富有鲜明视角主义特征的方法之于文学批评以及文学史书写的一些可能。     

从《才略》篇看刘勰的作家批评论

<文心雕龙>体大思精,相当全面地探讨了文学创作与批评的一些基本原理和艺术方法,每一篇都自成一格,文章取其<才略>篇,从中探讨刘勰的作家批评论.全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从作家的"才""气""性"三方面探讨主观因素对创作的影响及因之确立的作家作品价值 '定位的标准与原则,张扬文学的主体性、多样性和独创性.第二部分对<才略>所涉及的影响创作的客观因素进行具体分析,使"才略"的视阈得以拓展;第三部分分析刘勰所持的批评作风和批评态度.     

孙犁的编辑与批评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别一种贡献——兼及文学生产的内在规律

孙犁通过《文艺周刊》这一平台,以编辑的身份,通过文学批评的方式,在对文学新人的认同、赞赏和批评中,参与到了文学新人的成长过程中,特别是在文学新人还没有取得广泛的社会影响之前,孙犁的认同便带有了伯乐识马的特质,显示出了孙犁独具慧眼的审美判断力。孙犁通过编辑这种独特的方式,参与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建构,他对新时期一批文学新人的培养、认同和提携,构成了文学生产的良性循环,显示出了文学传承与发展的内在规律。     

水之喻与中国文学批评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存在一种“以水喻文”的批评范式。古代先哲在对水的自然特性的观审中,产生了各种微妙的审美体验和联想,铸就了东方文论独特而丰富的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第一,先贤对水之“清”的感悟,逐渐形成古典文论中的“清”“清浊”等系列范畴。大量与水相关的词语如“源”“流”“深”“浅”“渊”“浮”“润”“溢”“淡”“游”“清淡”“清秀”“清疏”“清逸”“清华”等也进入文学批评领域,这从一个侧面证明“水”与古代文学批评的密切关系。第二,水之“源流”启发了文学流派批评,古人一方面以“流派”为喻,阐释学术门类、文学风格的不同;另一方面则寻源溯流,阐释文学发展中的传承与创新关系。第三,“水无常形”催生了“文无常法”的文论观。宋代苏洵、苏轼父子或以“水机”喻“文心”,或以“风水相激”喻指创作中的“情文相激”,或以水之“随物赋形”喻指“自然成文”。“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苏轼《文说》)已经将“以水喻文”阐释得淋漓尽致了。总之,“以水喻文”折射的是基于中国本土的、活生生的审美经...     

"意象"的美学历程发微

"意象"是中国美学、艺术学领域中的重要范畴。其萌芽于中国原始思维中的"感物—象数"传统,"数"与"德"构成了"象"所承载的原型意义;魏晋至唐代是哲学意象论向审美意象论滑移的过渡时期,"境象不一"由艺术领域的泛化所指,向文学领域的确定所指靠拢;文学意象论完成于明清,意象在文学批评和理论言说中被普遍使用,对其主客统一、情景交融的认知已经全面渗入日常话语体系。与此同时,明中叶以后叙事文学中"形象"的凸显,以及西方话语的冲击,导致五四以后学界一度以西方视角审视意象。辩证地看,也为这一范畴的现代化提供了契机。     

试论周作人的文学批评

周作人的文学地位不仅在于散文的贡献,而且在于文学批评的开展,他的文学批评具有西方近现代人文主义思想的特征,即对“人”的关注,并由此理解与持持新潮的出路的作家作品,开拓一些文学样式的新的美学风格,同时,周作人的文学批评又具有中国古典美学的特点,即以平淡自然为文学批评标准去衡量作家作品,其文学批评的风格也与中国传统的文评风格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