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权强制许可制度的国际法探究及当代启示

国内学界探讨著作权强制许可制度多从其设立的必要性和建构的可行性入手,脱离了著作权强制许可制度的历史背景,其立论亦难免有所牵强.从《伯尔尼公约》斯德哥尔摩文本、巴黎文本以及随后的《世界版权公约》和《录音制品公约》对著作权强制许可具体实施规则和程序的修订可以看出,著作权强制许可适用越来越严格已成为主要趋势,其背后反映了国际著作权法日益加强著作权人利益保护的现实.同时,从著作权私法属性出发,不宜盲目设立著作权强制许可制度,而应先有效挖掘我国现有著作权的限制与例外制度.     

近代中文《圣经》翻译史上的"二马译本"

《圣经》中文全译本的完成是近代基督教事业一大成功的标志。"二马译本"即指马士曼译本和马礼逊译本。作为最早的《圣经》中文全译本,"二马译本"不仅对促进基督教在华人中的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给后世新教徒从事《圣经》中译提供了蓝本。     

三联书店版、董乐山译《西行漫记》 ——Red Star over China汉译史上的经典译本

美国人埃德加·斯诺在1936年作为第一个西方记者,进入陕北苏区采访,写作了Red Star over China(《红星照耀中国》)。这部由外国人写作的关于中国红区的英文作品"墙外开花墙内香",英文的《红星照耀中国》借由中文的《西行漫记》等译本在中国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与巨大的影响,众多中译本,绵延流传,这些译作可以说具有可与原作相媲美的历史意义,其中1979年三联书店出版、董乐山翻译的《西行漫记》凭借"天时地利人和",成为了《红星》汉译史上的经典译本。     

从文化研究角度看《快乐王子》的两种译本

王尔德的《快乐王子》是世界童话名篇。文章通过比较周作人1909年的译本和巴金1942年的译本,从语言形式、语言的生动形象性以及内容的深浅来考察两译本的特点,并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分析产生这些特点的原因,由此体现我国儿童文学的发展状况。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与《万国公报》比较研究

19世纪传教士报刊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孕育了中国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是第一份中文刊物,首开近代新闻史先河。而清末影响最大、发行最广、时间最长的《万国公报》则是近代传教士报刊发展的最高峰。对这一首一高两份刊物进行对比,可以看出19世纪传教士报刊从纯宗教性刊物向现代报刊发展的世俗化趋势:传播者由洋人主办主笔到华人主编主笔;传播对象由底层逐步上移到中上阶层的士人、官僚;传播渠道由海外逐步发展到沿海和内地;传播内容由传教义到报新闻的世俗化转变,由介绍科学到引入社会学以传播思想;传播效果从默默无闻到朝野关注。近代传教士报刊既是西学东渐影响中国的重要媒介,其自身也为中国的传播环境所改变,进行了必要的调整。     

从《湘报》看晚清外交观念的变化

面对近代四方陵夷的困境,《湘报》在继承传统“自强”、“和戎”等思想的基础上,吸收近代西方外交观念,提出了“守约和夷的平等外交观”、“联夷抗夷的平衡外交观”和“自强制夷的实力外交观”等外交思想,利用《湘报》这个传播平台,将之传播于晚清朝野。这些具有近代意识的外交观念,对于开启民智及其日后中国现代外交意识的最后形成起到了启蒙和推动作用。     

《老人与海》的两个中译本译风比较

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的代表作《老人与海》是世界文坛的一朵奇葩,不少翻译家译过该作品.文章对其中两部较有代表的中译本--大陆翻译家海观译本和台湾翻译家宋碧云译本进行了比较分析,分析侧重于它们对原著简洁、凝练语言风格的再现程度.通过对两种译文的量和质的比较,可以看出,宋碧云的译本在再现原著语言风貌方面要优于海观的译本.     

《万国公报》与维新派

由美国基督教监理会创办于上海的《万国公报》曾深刻影响了中国维新派。维新派广泛吸收了《万国公报》所介绍的西学知识和变法建议 ,充实了变法维新的思想体系。《万国公报》成为维新派认识和了解世界的重要媒介。但由于《万国公报》与维新派在诸多认识和主张上存有质的区别 ,所以维新派并未完全按照《万国公报》宣扬的精神去指导变法。     

论《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马恩著作的上海早期中译本的影响力

马恩代表作《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中文首译本均由上海翻译出版,它们和其他马恩著作影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思想,影响了中国的道路走向,帮助了中国人民获得权力。在追溯了这两部经典巨著及其他马恩著作在上海的中译本情况基础上,论述了它们对社会主义中国成立的影响。     

论国际航空保安法制的新发展——评2010年《北京公约》及《北京议定书》

2010年国际保安公约外交大会最终通过产生了《制止与国际民用航空有关的非法行为的公约》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公约的补充议定书》。这两项文件从实体法和程序法方面加强完善了现有国际航空保安公约体系,加大了打击恐怖行为的力度并增进了国际反恐合作。对于其中存在的管辖权冲突及修改年限等问题应当设立相应条款加以解决。     

论我国著作权法不应放弃强制许可制度

强制许可制度兴起于美国，后来迅速扩及英国以及大陆法系各国。《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对强制许可也作了详细规定。而我国作为两大公约的成员国，至今在现行的著作权法中仍未明文规定强制许可制度。事实上，目前在我国确定强制许可制度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特权与人权冲突：《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现实困惑

1961年4月24日生效的《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竖起了外交史上一座耀眼的里程碑。它第一次系统地规定了外交人员在别国的特权，使得其人权得到保障。然而，公约生效以来却出现了许多违背其初衰的特权与人权冲突的事件。笔者拟通过对外交特权与人权冲突事件的思考，提出一些可能的解决方案，旨在有利于更好地实现特权与人权的融合。     

中国版权贸易"逆差":"走出去"面临的挑战和对策

自加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以来。中国的版权贸易发展驶入了历史的快车道。但版权引进与输出的比例长期失衡,“逆差”现象十分严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中西文化差异、读者阅读心理、文化体制先天不足、出版机构创新能力不够、人才匮乏等多种因素。加快文化体制改革。有效借鉴国外经验,大力培育版权代理机构,加速专业人才培养,是促进版权贸易平衡,保证“走出去”战略成功的关键。     

试论难民及其国际保护问题

难民问题在历史上长期存在 ,近年来由于地区间冲突、宗教矛盾、恐怖活动等不断发生 ,难民危机日趋严重且日益复杂化。 2 0 0 1年 ,联合国首次将每年 6月 2 0日规定为”国际难民日” ,以期引起国际社会对难民问题的关注。本文试通过分析比较 ,对难民及其国际保护问题加以探讨。     

慕维廉与中文版西方地理学百科全书《地理全志》

慕维廉是活动在晚清文化界的一位著名的传教士,他曾在中国学者的帮助下译出过《大英国志》和《格致新机》等颇有影响的译著,１８５３—１８５４年上海墨海书馆出版了慕维廉的《地理全志》。作为第一部中文版的西方地理学百科全书,该书较为系统地向中国人介绍地质、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区域地理的知识,也介绍了气候学、水文学和人种学的一些基本知识,其中“地史论”较早详细地介绍了荷马、希罗多德、马可·波罗、洪堡等一些西方著名的地理学家。１８８３年慕维廉为迎合中国读者的接受能力而将该书重新修订,修订版《地理全志》虽然内容有很大的缩减,但却产生过很大的社会影响。目前地学界有郑《地理全志》一些错误的认识应予纠正。     

拒法运动原因的真相与王之春被劾之由考论

文章重点讨论并质疑学术界公认的广西巡抚王之春卖国的事实真相、拒法运动与王之春被免职的所谓直接关系。以最新出版的法国外交档案为依据,重新解读史料和晚清官方档案,认为王之春已有出卖国权而秘密借法款、德款的非正式谈判之事,但借法兵镇压广西内乱之事则子虚乌有;王之春下台不是拒法运动的结果,其根本原因是王之春在广西巡抚任内镇压内乱不力,谎报军情,邀功请赏,吏治败坏。     

网络游戏直播中的著作权问题探究

互联网经济催生了游戏产业和直播产业,随着网络游戏直播产业的兴起,其中涉及的著作权问题也日益凸显。网络游戏和网络游戏画面的客体属性及权利归属是研究该问题的基础和突破点,其中玩家在网络游戏画面中的法律地位认定是争议的核心。玩家操作游戏不是创作行为而是传播行为,宜在我国《著作权法》修改之际整合包括网络游戏直播行为在内的所有传播行为,归入"向公众传播权"的调整范畴。在判断网络游戏直播行为能否构成合理使用时要着重考量"转换性使用"要素和对原作品潜在市场和价值的影响,这也符合《伯尔尼公约》中"三步检验法"的要求。     

非欧盟国家建设 Galileo 和 EGNOS地面站的法律问题研究

欧盟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全面有效运营有赖于其在全球各地建立的地面监测站对卫星导航信号的持续监测,并通过公共网络将数据传送到Galileo控制中心处理。然而,某些地面监测站将在非欧盟国家建设和运行,欧盟迫切需要保障这些地面监测站的频率使用权,使其信号免受非法无线电干扰、攻击和窃听,并为其工作人员、通信和文档等寻求外交特权。为此,需要分析1945年《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2004年《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和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国际习惯法,探讨欧盟的法人地位和地面监测站活动的本质属性,进而寻求欧盟在此方面的司法豁免或执行豁免。     

海外投资者的外交保护及困境——以国籍原则为中心

国籍原则是“中心”仲裁机制和外交保护制度的共有原则,但其具体内容和要求存在重大差异。《外交保护条款草案》第17条在投资者外交保护事项上似乎确立了“中心”仲裁机制优先适用的特别法地位。然而,由于《关于解决一国和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第27(1)条建立在投资者始终拥有单一国籍的假定前提之下,在多重国籍投资者以及投资者国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此类投资者的外交保护便会面临众多困境;同时,坚持ICSID仲裁机制的优先性将对外交保护制度形成严重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