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性论》看休谟的“非理性”道德哲学

休谟哲学向来以"怀疑主义"著称于世,他在对道德标准的认识上也充满了怀疑的精神。作为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休谟反对将理性奉为圭臬,以致于忽略了情感因素的做法。休谟的伦理学具有鲜明的"非理性"色彩,他始终强调情感与感觉在道德判断中的重要作用,同时认为理性与道德的关系并不像理性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紧密。本文将通过分析对休谟在《人性论》中对道德问题的论述,尝试探究以休谟为代表的经验主义道德观。     

休谟的同情原则及其现代意义——基于道德情感主义视域的考察

休谟作为道德情感主义的先驱人物之一,他的同情原则是贯穿其人性哲学的最根本原则。当谈到他的理性与情感、理性与道德的关系时如不提及其同情原则几乎是不可能的。他把同情视为人类行为与心灵相互作用的传导机制,并运用同情原则去解释人各种情感产生的根源。在道德权威遭遇下坡趋势、信任危机凸显、道德冷漠泛滥的今天,休谟的同情原则依旧魅力不减,对引导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学会区分"德"与"恶",更好地处理和对待各种道德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道德心理学进路的康德道德动机结构澄清

休谟提出驱动人类行为的根本力量是情感或欲望。康德接受休谟在动机问题上的内在主义进路,但反对休谟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认为可以通过从“欲求能力”到“道德关切”推出“理性单独可以作为行动的动机”。不过,出于人的完善性和行动完整性的要求,康德并没有拒斥义务论对后果的需要,动机和后果以一种更深刻的内在逻辑在康德义务论中得到了合理的安置。     

德性伦理学的情感主义路径--休谟伦理学析论

休谟彻底抛弃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理性真理观,将道德的是非标准建立在人类情感需要的基础上,开创了德性伦理学的情感主义路径。这种伦理学认为,同情是德性区别和形成的源泉,以情感为基本内容的道德德性的进步是人类历史中的一种基本趋势。休谟的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现当代伦理学的发展。通过其与其他伦理学的比较,有助于理解当代西方主流伦理学的局限性,从而更好地把握伦理学发展的未来走向。     

休谟对理性主义道德论的反驳和情感主义道德论的建立

以经验主义的立场作为出发点和指导原则,休谟反对在伦理道德问题上的理性主义观点,通过详细的论述系统的提出了自己的情感主义伦理学。休谟对道德问题所属的领域进行了区分,说明道德判断不是事实判断,而是价值判断。他从对理性的批判开始建立自身的以感觉经验为基础、以道德感和同情学说为辅助的道德哲学体系。休谟的同情说具有相当的社会价值,它确立了社会共同的道德评价标准,说明了道德的社会性特点。     

规范辩护与动机解释——康德与休谟的分歧及其当代弥合

规范辩护是一种元伦理学分析,它不是应用特殊的道德规范去辩护具体的行为,而是追问道德之所以具有规范性力量的理由或根据。对道德要求的权威进行规范辩护就是要说明规范性的来源,外在主义、内在主义和建构主义代表了规范性来源的三种立场。康德主张理性必然也是实践的,休谟则坚持实践理性的工具主义和动机怀疑主义。康德回答了道德的客观性问题,休谟则回答了道德的动机有效性问题。在两者基础上提出的欲望-信念的动机解释框架,既可以看做是对康德与休谟的调和,也可以视为解决道德客观性与动机有效性相统一的有效路径。     

哈奇森、休谟、边沁与哲学功利主义的兴起

休谟在哈奇森道德感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情感主义的道德观点:道德的基础在于"情感",而道德判定的标准在于行为和品格所引起的"愉悦性"和"效用性"。这一观点为后来以边沁为代表的哲学功利主义的兴起提供了直接性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框架,休谟也因此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过渡意义。但不同于功利主义者在目的—效用意义上对"功利"概念的运用,休谟的"效用"概念仅限于手段意义。休谟促成了哲学功利主义的兴起,但他并未成为一个功利主义者。     

理性与情感的统一：康德意志理论疏解

一般认为,康德的义务论主张道德行为的动机或者根据是纯粹理性以及对法则的意识,而非感性情感或者欲望,这一点决定着行为的道德属性。对此,情感主义者提出了大量批评,站在休谟主义的立场上,他们认为道德动机的根据应该是在以同情为主的情感而非理性之中,而康德的“理性中心主义”将导致认知与行动上的诸多困难。情感主义者们并未真正理解康德伦理学中“意志”以及“理性”的复杂含义。实际上,康德并未将理性与情感简单地对立起来,而是将二者结合于更加具有统一性意义的“意志”或者“理性”概念之中,或可将其称为意志Ⅱ或者理性Ⅱ,与仅仅包含纯粹理性及其法则的意志Ⅰ和仅仅具备认知能力的理性Ⅰ不同,它们已经蕴涵了以“敬重”为核心的情感要素,即康德所说的“实践性情感”。同时,在围绕康德的“道德动机”问题上,两种相互对立的理解——理性主义与情感主义,其真实的分歧并不那么大。纯粹理性以及对法则的意识是理论意义上的根本性动机,而作为“尊重”的道德情感是其现象性反映,在现实运作中理性与情感是同时发生的,但在逻辑意义上,纯粹理性以及对法则的意识确实是在先的。     

休谟道德哲学的道义论倾向

休谟道德理论包含多种理论倾向以致显得较为庞杂,其中最为明显的是情感主义和功利主义倾向,同时暗含道义论倾向。借助孔孟儒家的道义论理论,有助于澄清休谟道义论的特征和地位。儒家伦理在本质上属于情感道义论,它与休谟的道义论旨趣颇为接近。从二者对道德根源和仁爱动机的论述展开比较,看出二者的理论交点和分歧点,从而能够加深对二者理论体系的理解和认识,并澄清休谟道德理论中各种倾向之间的关系。     

梁漱溟的“以道德代宗教”思想研究

梁漱溟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家“以道德代宗教”。儒家主要通过伦理名分和礼乐揖让代替宗教的功能,伦理礼乐具有情感安慰、意志勖勉的作用,通过情感扩展和情感的客观化、制度化,实现“以道德代宗教”。梁氏沿袭儒家重情主义的路线,与西方休谟的经验论情感主义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梁氏不仅注重情感经验,而且强调人类理性的重要性,主张即情即理、合情合理。在他看来,在约束的强度上,宗教具有更强大的力量;在适用的广度和纯度上,儒家道德则超过宗教。梁漱溟关于儒家与宗教关系的研究在当代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论纵横家对传统道德的叛逆

先秦纵横家对传统道德的叛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纵横家破除了传统的圣王合一观念,提出了圣王相分的主张,使得以权力为本位的"王"的观念与以知识为本位的"圣"的观念相互分离;二是他们以功利主义态度来对待义等传统道德规范,提倡一种超人主义道德观。     

论《飘》中卫希礼的“中国式”遗民情结

《飘》是美国的一部场面宏大的描写南北战争的经典小说，卫希礼是这部名著中的主人公之一，他温文尔雅，多愁善感，具有“诗人”的特质，通过比较我们不难看到，卫希礼和中国遗民有着极为相似的地方：生不逢时的悲剧命运；誓死守卫家园的忠贞品质；永远生活在旧梦中的生存状态。所不同的是，由于中西方文化背景、道德评价体系不同，美国的卫希礼被塑造成了虽然温柔敏感，但是懦弱无能的形象，而中国的遗民，无一不是道德高尚、不食人间烟火的“硬汉”。     

韩国近现代著名作家李光洙文学思想探微

李光洙是韩国近现代文学史上富有传奇色彩的巨星级作家,他的文学创作对于韩国近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奠定了日后韩国现代文学的基础。他的文学创作思想主要体现在·巨常的文学观、功利主义文学观、启蒙主义文学观和“情”的文学观四个方面。李光洙文学思想的形成与他的成长经历、时代背景、思想倾向等密不可分。他独具特色的文学思想对韩国社会、韩国文学以及其他诸多作家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略论张君劢的科学观

张君劢以科学和哲学、知识和道德、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划界,批判科学主义对科学的泛化的理解;批判只强调科学实用价值的功利主义科学观,同时肯定科学的实用价值和内在精神价值;强调传统儒学和现代科学并不是矛盾的关系;强调以道德见长的儒学和以知识见长的西方文化是融合互补的关系。张君劢及他所代表的现代新儒学以人文主义的视角审视科学在文化中的地位和价值,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由于坚持儒家主位主义的立场,使张君劢及现代新儒学用德性之知笼罩见闻之知,没有真正赋予科学知识以独立的地位,从而使他们没有完全摆脱传统儒学的道德中心主义窠臼,也使他们最终没有正确解决科学与哲学、知识与道德、儒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     

21世纪新伦理学的建构及其理论特质

21世纪新伦理学的建构和理论特质在学科类型上讲是理论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的统一 ,在价值追求上讲是功利论伦理学与道义论伦理学的统一 ,在伦理精神上是道德目的论伦理学与道德工具论伦理学的统一     

先秦墨家类推方法的本质特征及其意义

本文考察了先秦墨家类推方法的运用和理论建构情况,结合先秦文化特色,揭示了它是同质、同构或同法类推的内涵性推理方法,具有浓厚的功利性和实用性,是先秦逻辑思维中重要的求证、辩说、喻理工具,在我国逻辑史上独具显要地位。     

略论观念文化的作用和价值

观念文化是由科学知识、道德、艺术所构成的有机系统,观念文化的作用即科学知识、道德、艺术的作用。科学知识的作用在于为人类实践活动提供合乎规律的知识,从而使人的实践活动获得成功。道德的作用在于通过规范调整方方面面的关系,从而使人在有序的活动中实现目的。而艺术的作用在于使活动主体超越功利性而得到提升。它们的相互联结构成人的实践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观念文化有工具性的一面,即满足活动主体活动的需要。然而观念文化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工具价值方面,还在于目的方面,即为人的存在与发展提供内在根据。     

民众两性伦理意识探微--以耿村民间故事文本为对象

与正统的伦理观一样,民众的婚恋观仍是以“道德之爱”为统领的。民间故事中所反映的两性伦理一如其代际伦理,基础还是经济或者生活的需求。“知恩/报恩”是民众理想的婚姻达成方式。它被认为是抵御“功利型”婚姻的情感基础。但实际上由“知恩/报恩”维系的婚姻与“功利型”婚姻的差别并不大,二者都不依赖夫妻双方真正的交流,都只局限于“身体化”关怀的层次。因此它们不能彼此否定。在伦理形态上,二者是同一逻辑的两个方面,前者并不比后者优越。     

论法律的境界——基于人性维度的分析

法律不仅依据不同的人性基础而制定,而且所指向的人生境界也不同。民法以利己为基础,指向功利境界;社会保障法以利他为基础,指向道德境界;环境保护法以利万物为基础,指向天地境界。对法律人性基础和人生境界的领悟与体认,能让我们更好的理解法律及法律中人的行为,以促进我们人生境界的不断提升。     

论中国古代民本主义的类型与要旨

一提到古代民本主义,人们往往会把它与儒家联系起来。其实,古代各个学派都从不同的方面为民本主义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它们既有共同的主张和追求,又表现出不同的形态。古代民本主义的主要形态有功利型、率性自然型、仁德型、法德兼治型、严以治吏型、天威限君型、民主萌芽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