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缘情”辨义

“诗缘情”是与“诗言志”有着重要区别的文学观念。“诗言志”是志中含情,“诗缘情”则是情中有志。“诗言志”强调世情、群体之情,“诗缘情”强调物感之情、一己之情。“诗言志”所涉及的情,带有伦理道德的规范,而陆机“诗缘情”却未作相似的理论规范。“诗缘情”的提出,与魏晋重个体的思潮及文学创作重抒情的倾向有密切关系。本文还对“诗缘情”观念作了纵向考察,认为：到了南朝时期,文学观念基本上完成了由“诗言志”到“诗缘情”的转变     

玄学与陆机《文赋》“感物缘情论”的内涵及其诗学意义

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后代很多诗论家认为这是对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言志”观的突破,因此从“诗言志”的角度,对这一诗学观念进行了诸多批评.这种批评的实质是将“诗缘情”作为与“诗言志”相对立的诗歌本源论.但是从《文赋》与陆机的诗歌创作实践来看,“感物”才是陆机的诗歌本源观,而“缘情”乃是一种艺术论,两者具有内在的关联,构成了“感物缘情”的诗学理论.这一诗学理论既是陆机对魏晋以来文学创作实践的总结,又与玄学有密切的关系.在玄学影响下,“感物”既是情感活动又是理性的思考,情感、理思和辞藻构成了“感物缘情”的基本内涵,对西晋以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言志与缘情

“诗言志”一语,最早见于《尚书·尧典》。魏晋时代,陆机又在其著作《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说。这“言志”与“缘情”的关系,历史上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当前学术界也认识不一。有的认为两者是对立的。说“先秦时期人们却没有明确认识到诗表达情感这种特征”,因此《尧典》中所说“言志”的“志”字与“情”字无关,指的只是一种理性。其证据即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诗歌所‘言’的‘志’要符合‘无邪’的要求,也就是符合统治阶级的思想和道德规范。”而陆机提出“诗缘情”,“它要求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强烈抒发诗人的真情实感。”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尧典》中所说的“志”,指的就是诗歌中所表达的情感,“诗言志”与“诗缘情”的意思基本相同。这两种说法都有可商榷之处。     

"缘情"的诗学阐释

“情”的原初意义并不指人的心理活动之情感,而与真实相关联;庄子丰富了“情”的内涵,使之成为一种心理活动;屈原的抒情则是一种自觉的行为;陆机“诗缘情”观的提出标志着他对文学本质认识的成熟,其意义并不 在于消解“诗言志”,制造与“言志”的对立,而在于追求文艺本质的多元共存,提倡以“情”统志,并且,它还包含了对文学形式的美的要求。正是这种对文学本质的正确认识,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发展。     

也谈诗的"常"与"变"

古人说"诗言志"、"歌缘情",这似乎成了千古不易之论.但细而思之,难道所有的文学作品不都"言志"和"缘情"吗?所以,只说诗言志、歌缘情,并没有说到位,没有说清诗歌所以为诗歌的本质.言志缘情可以说是诗之"常",因为如果没有志与情,文学作品就难以成为文学,诗自然也难以成为诗.     

志情相融 别具意韵——中国古代讽刺诗初探之二

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志”与“情”的争议是时起时伏,掀波旋流。或主“诗言志”,或日“诗缘情”,或谓志先情后,情以代志。“春秋战国到汉代末年,都崇尚诗言志之说,到了六朝一变而为‘缘情’。”宋元明以后则大兴所谓《诗经》主志,唐诗主情,宋诗主理之说。“三主”论是否符台中国古代诗歌及其禅沿的实际,非本文重点所在。至少说中国古代讽刺诗的“志”与“情”是难分难解的,不能硬行给其套上“三主”。一“诗言志”是先秦文论给诗歌内涵下的最早定义,并见诸(《尚书·尧典》:“诗言     

载道、言志、缘情的变奏：古典文学批评框架下的新文学观念考察

文以载道、诗言志、诗缘情是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的核心命题,从道、志、情的内涵来看,载道与缘情一者强调文学对“道”的无条件附属,一者强调文学对主观情感的抒发,构成了相互对立的两极,而诗言志观则是居于两者之间的一个较强包容性的命题。五四作家在社会启蒙与文学本体建构的双重考量下历史性地选择了“言志”的文学观念,一方面展开对“文以载道”与“诗缘情”观的双向批判,另一方面却又吊诡地徘徊于两者之间。“五四”后“言志派”开始了两个方向的分化,一是“志”的个性化色彩逐渐淡化从而走向“载道”;一是“志”的社会责任感消退,逐渐走向“缘情”。“言志派”的分化,是现代文学观念逐步多元化与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必然。     

从“诗言志”与“词缘情”看贾宝玉的“志”与“情”

“诗言志”与“词缘情”这两个诗学命题历来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志”与“情”也被赋予了诸多意义,其中不可忽视的是其独特的人文情感的意义。《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对于大观园中的女儿们,可谓既有“情”又有“志”。对于这种“情”与“志”的情感,曹雪芹将其升华。本文依据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情”与“志”,来分析曹雪芹的情感价值观。     

庄子“缘情”思想发微

一古代文学理论中的“缘情说”正式确立于魏晋时期,它提倡文学抒发情感、表现个性,是对先秦儒家“《诗》言志”理论的重大发展。探寻“缘情”理论的发展,人们总会提及《荀子》及《毛诗大序》,《礼记·乐记》有关情与昔乐、情与诗歌关系的论述①。由于这些论述最终归结为“发乎情,止乎礼义”(《毛诗大序》)、以“志”辖“情”,是继承早期儒家“言志”理论所作的发展与改造,于是,“缘情”理论的渐成轨迹,历来便被描摹为由“《诗》言志”到以“志”辖“情”,再至“缘情”。这种描摹从总体上看也许不能算错,但至少是相当粗略和不完整的。因为它未能表现出“《诗》言志”与以“志”辖“情”之间的中介环节,也就是说,未能阐明以情感、情绪为意义内涵的“情”,是什么时候、由于什么原因进入儒家思想,并被揉合于“言志”理论之中。由于忽视了对这样一个有关“缘情”理论初始来源问题的认真研究,按照以往的描摹,便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从荀子开始的儒家后学对“情”的注目,是由对“志”的注目中自然生发;后世“缘情说”是从儒家“言志     

刘勰与缘情说

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标志着缘情说的确立。使缘情说成为系统理论的是刘勰。首先他把“情”提升到本体地位,以“情”作为“文”的本质特征,而不限于“诗”;其次,他阐明了情采二者的辩证关系;再次,他在创作规律的探求中,揭示了情感的效应。刘勰的情感论是缘情说的完善和深化,因而与诗言志说拉开了距离。     

"诗言志"与"诗缘情"辨疑

儒家的“诗言志”与陆机倡导的“诗缘情”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文艺观。“志”与“情”,“言志”与“缘情”各有其内涵和侧重,对诗歌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们不是对立的,而是能够而且需要统一在诗歌艺术中的美学思想。     

“缘情”说及其它

《文赋》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以赋体论文的创作论．它针对儒家传统的诗教理论，首次提出了“话缘情”的观点，明确肯定了诗歌抒情化的本质特征．揭示了文艺创作中的某些艺术规律．“诗缘情”不同于“诗言志”．《文赋》不是一将形式主义的文学理论文章．其独到之处在于刻意追求文学创作中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合谐统一．     

六朝缘情说与西方表现论

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陆机首倡“诗缘情”。他在《文赋》中说:“诗缘情而绮靡。”在此之前的传统文学观主要是“诗言志”,虽然荀卿及《乐记》都认为诗乐是情感的自然流露,《诗大序》亦云:“情动於中而形于言。”但秦汉以前所言之情与六朝略有不同,它至少还不是生命形态的整个表现,言情的目的多在于“憾恨志意不得逞展,抒中情而属诗”(庄忌:《哀时命》),忽略抑或缺乏感性的活力。譬如荀卿认定乐可调和礼,二者互为补充,互为印证。《乐记》断言礼乐相通(“乐者,通伦理也。”),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即是如此。古代诗乐一体,《诗经》言情固多於道志,此就创作而言,说诗者也许大相径庭,或以为“天下不治,请陈桅诗”(《荀子·赋篇》),或以为“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史记·太史公自序》),或以为“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文心雕龙·情     

刘勰发展了“诗言志”与“诗缘情”的理论——初论《文心雕龙》中的情与志

古代文学中的“诗言志”与“诗缘情”是评论诗歌及其创作的基本理论。秦汉以前,在诗歌创作及其评论中大都是沿用“诗言志”的理论,强调文学为政教服务,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就是其中有代表性并对后世有影响的理论。孔子的“温柔敦厚”诗教说,孟子的“知人论世”说,荀子认为诗是阐明“圣道之归”的看法等,都是把诗歌当成经学的附庸。汉代诗论的代表作《毛诗序》在继承儒家诗     

辨"诗"

诗 ,是一个不断流变的概念。从广义的“文化之诗”演变成狭义的“文学之诗” ,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诗言志”的“诗”与“诗缘情”的“诗 ,本不是同一个意义上的诗。文化之诗借用了古歌的形式 ,传达的是规范和禁忌、法度和礼仪 ;《诗》是古歌与文化之诗的合流 ,它利用弦歌讽谏来履行其政治使命 ;而文学之诗则是个体意识和文学意识觉醒的产物 ,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狭义之“诗”     

从儒家语言观看"文载道"与"诗言志"的歧异

"文载道"和"诗言志"是两个常被混为一谈的传统文论命题。但它们之间既具有相通之处,更存在着明显的歧异。这种歧异既存在于"道"与"志"、"载"与"言"所具有的不同"指向性"上,也在于它们所依据的语言哲学基础所倾向的不同侧面上。从儒家语言哲学基础来看,"文载道"根植于名教伦理,"诗言志"则根植于言心合一。前者必然导向文学的外部教化功能,后者则暗示出文学的内在情感起因,而易于导向文学与内在心性的本根性关系。"诗言志"内在地包含着"诗缘情"的萌芽,而外在地预示了"文载道"的可能。     

情感的纯化与情感的节制——论刘勰诗本体论的情感论

《文心雕龙》呈现的刘勰诗本体论是中国古今诗论中最完备的诗歌本体论 ,情感论是其重心。在情感的浓淡收放、情感的自然化与社会化方面 ,都显示出刘勰的节制与中庸。他对“诗缘情”说矫枉过正 ,偏向于传统与保守 ,但其“怊怅切情”说发现诗不是感情的放纵 ,“感物吟志”说发现了诗的情感体验及诗的生成过程 ,意识到了诗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是保证诗的道德价值的重要手段     

汉代《诗经》研究志与情评析

汉代《诗经》研究出现了“志”与“情”并提的局面。“志”字在保留先秦“怀抱”意义的基础上又有引申,有的“志”已与表示情感意义的“情”通用。“情”义变化更大,大多数表示情感意义,而且第一次被汉儒引入说《诗》中,这对《诗经》研究和我国诗论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论朱熹“心统性情”哲学思想统摄下的文学观

朱熹继承了中国古典诗学中的“缘情”发生学观念,发展了儒家“诗言志”的诗学思想,他从“心统性情”的哲学思想出发,肯定了诗歌创作源于诗人的情感体验,在“得其性情之正”的前提下“感物道情”,“涵咏自得”.“感物道情”是文学本质,主要体现在朱熹对《诗经》和《楚辞》的评价中;文学“感物道情”通过“涵泳”得以实现,最终达到“至圣”“至乐”的崇高精神境界.     

在己为情 情动为志——“诗言志”本义溯源

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既有统一的一面,又有明显的差异。"志"字并非指一般的情感,它乃是就情感的激奋状态讲的。情感发展到了激奋状态,超出了个人的控制范围,发而为诗,呼而为歌,不能自已,"诗言志"的意义正在这里。西方古典艺术理论强调摹仿再现,东方古典艺术理论强调写意表现。"诗言志"是中国古典文论的开山纲领,离开了对它的正确解读,对东西方文学的精神底蕴就不可能有一个全面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