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奘造释迦佛像石座刻文拓片及赵朴初同志题诗

一九五六年,陕西宜君县玉华宫遗址,发现唐代玄奘法师所造的释迦佛像石座(今藏北京历史博物馆),一九六四年,中国佛教协会为纪念玄奘法师圆寂一千三百周年,特地拓了石座上的刻文,分赠国内外佛教界人士,赵朴初同志为拓片作了短跋,并题了一首诗。     

山东青州龙兴寺窖藏造像性质考

通过对山东临朐明道寺、济南开元寺和安徽亳县咸平寺三处佛像埋葬情况的考察分析,认为青州龙兴寺窖藏佛教造像的性质应是一种在北宋时期山东地区比较流行的安葬佛像行为。     

阿尔寨石窟男女双身佛像探析

阿尔寨石窟各种形式的双身佛像的艺术特点既蕴含了中外文化交流的信息,更体现了藏传佛教艺术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男女双身的佛像只有藏传佛教才有。男女双身佛像表现的是佛在降魔除障时显现的“法身”。藏传佛教传入阿尔寨地区的最早时间应该是西夏时期。元代是阿尔寨石窟藏密艺术的发展期。男女双身佛像进入阿尔寨石窟与藏传佛教在当地的传播密切相关。     

西藏佛像绘画艺术的基本文化特性

作为西藏传统文化的感性显现,西藏佛像绘画艺术在长久的发展历程中,受外来文化因素,特别是本民族传统文化理念的交错影响,佛像绘制在一个基本的层面上形成了神圣性、规范性、象征性和装饰性等文化特性,本文力图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这些文化特性的成因和具体形态作一全面剖析。     

大理三塔的塔藏文物

崇圣寺三塔加固维修,清理出土一批南诏大理时期的文物,计六百八十余件。这些塔藏文物为我们研究当时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提供了重要资料。现择要介绍如下: 塔藏各种造像,按质地分有金、银、鎏金、铜像、铜、铁、瓷、木、玉石、水晶等种,按题材分有佛、菩萨、天王力士等三类。佛像多是以大日如来为中心的五方佛像,造型与中原造象相近;菩萨像以观世音为主,也有文殊、普贤等题材,一般衣着华丽,体态修长轻逸,有较高的艺术造诣。其中一躯金质观音像,重一一三五克,与解放前被盗出国、背有段政兴年号题款的一尊铜像完全相同;千寻塔发现各种护法天神像十尊,形态各异,很有特色。从以上各种造像可以看出,当时弘传大理的佛教属大乘佛教的密宗系统。     

买力克阿瓦提古城

买力克阿瓦提古城位于和田城东南25公里的玉龙喀什河西岸，当地人称“什斯比尔”。遗址南北长十公里，东西宽两公里。该城建于1500至1600年以前。出土文物有铜佛像、玉器、泥塑佛像残件、回纹图案墙饰、     

洋湖矼石刻佛像初考

洋湖矼石刻佛像镌刻在一方如屋大小的花岗岩巨石上。巨石向阳的一面高、宽近四米，西高东低，犹如一只安祥伫立着的巨象。石刻佛像就处于“巨象”的前腿肩胛处，另在石刻佛像两边又镌刻有两尊较小的石刻造像。花岗岩巨石后面有长方约二十平米的屋基——极可能的情况是，巨石上覆顶为供佛的庵堂。石后小屋为僧人栖身之所。     

孔雀王朝不曾塑佛东周楚国何来造像--《战国中期曾有佛教造像传入南楚》之献疑

《战国中期曾有佛教造像传入南楚》的见解,是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如果这个观点能够成立,它在学术上取得的突破将是多方面的.但是印度佛教遗迹与有关文献证明,公元前孔雀王朝不曾塑造佛像,所以战国中期不可能有佛像传入楚国.其次,该文立论所依据的两件漆木雕刻,与印度佛教造像没有内在的联系.此二件漆器与印度的妙音鸟、莲花座,分别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故"佛像入楚"的观点难已成立.     

楚文化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 --对"佛像入楚"的再质疑

继《孔雀王朝不曾塑佛 ,东周楚国何来造像》 ,本文对张正明等先生“佛像入楚”的命题再次质疑 ,并对其《简答邵学海〈献疑〉》作出回应。认为所谓“佛像入楚”的论证 ,缺乏印度当时有像的前提 ;并且 ,既没有佛经的支持 ,又回避了佛经中一些关键的材料 ,另外 ,所立足的基础是对先秦遗物的误识。所以其观点不能成立。而论法的症结在于对历史的了解不求其详。至于张正明等先生所谓楚人在“佛像入楚”中所表现出来的开放气度与包容的胸怀等等 ,因前提本身不能成立 ,这些“优良的传统”只是一种无根据的臆说。     

千手观音的手臂

重庆大足石刻中,有一尊精美绝伦的千手观音造像。技艺高超的工匠,以正面山体为背景,将佛像开凿出来,并依照山势,在佛像周围的空余岩石上雕满了不同姿态的手臂。每只手的手心各有一只眼,手握法物各异。     

汉甘泉宫遗址发现魏晋石刻造像

1979年夏,调查汉甘泉宫遗址时,董家村社员捐交魏晋时期残石刻造像一通。据捐者说:在村北起土时偶得,出土于甘泉宫遗址范围内。整个石雕残半,仅留上半截小部分。佛龛内有数排并列相间的小千佛像,形象一样,两手环于腹部,坐于菩提之上。在龛楣上,有两个手持彩带的飞天。在两飞天的左上方,有火轮一轮。根据形象看,是属魏晋时期之石刻造象。上图为飞天石刻拓片。     

唐代长安卓越的仕女画家周昉

周昉又名景元,字仲朗,生卒年不详,京兆(长安)人,节制之后,官至宣州长史,是中唐末期著名的仕女画家,人物画家,也是画佛像的能手。朱景玄说他:“佛像、真仙、人物、仕女皆神品”(见《唐朝名画录》)。米芾在其《画史》上,把他和顾恺之、陆探微、吴道子三人并称为人物画的四大家。     

新疆森木塞姆第44窟“瑞像故事画”考

新疆库车县森木塞姆第44窟是龟兹回鹘时期的洞窟，主室券顶菱格故事画中可辨认出一幅表现佛像神异事迹的壁画，描绘佛像在战场踊出、阻止战争冲突的场面。此画可称为“瑞像故事画”,属于一种新的龟兹故事画类型。画面构图符合龟兹传统的菱格故事模式，应为龟兹画家依据故事文本创作。这幅故事画证明于阗的瑞像信仰影响了龟兹佛教。     

黄山发现大型佛像摩崖石刻

在黄山天海招待所(天海庵旧址)后面的石壁上，发现一处大型佛像摩崖石刻。     

试论佛教文化对回鹘语词汇的影响

佛教文化曾对回鹘语的词汇产生过深刻影响。本文将回鹘语佛教文化词汇层分为关于佛教教义的词汇、有关寺院殿堂及佛像的词汇和有关经师、教徒及佛事的词汇三类,并分析了回鹘语吸收佛教词汇的四种方式,进而探讨了回鹘语佛教词汇发展的具体表现。     

高昌回鹘时期的安西开元寺——据惠超造波罗朝佛像考证

布达拉宫藏一尊波罗朝铜宝冠佛像上有梵文和汉字铭文，据造像风格和梵文字体可确定其年代为10世纪。根据汉字铭文，这尊造像是10世纪高昌回鹘时期安西开元寺汉僧惠超在那烂陀寺所造，证实了唐代和高昌回鹘时期安西开元寺的存在。“惠超”的名字题刻曾见于库木吐喇石窟10世纪高昌回鹘时期的76窟和GK7窟，有可能和铭文中的惠超是同一僧人。10世纪时，惠超法师从安西至天竺那烂陀寺可走“西域—葱岭—西北印度”的传统丝绸之路与“于阗—吐谷浑旧地—吐蕃—尼婆罗道”两条路线。     

佛教与中国文化浅析

佛教与中国文化浅析甘晓燕，高鸣引子近些年来，随着人们摆佛像、供菩萨、烧香磕头、求神拜佛的时兴，佛教问题已成为学术界探讨的一个热点问题。对这种现象如何看待，我们认为：对佛教的认识，正如恩格斯所说：“对于一种征服罗马帝国统治文明人类的绝大多数达一千八百年...     

《贤者喜宴——噶玛噶仓》译注（十七）

本章译文主要记载了噶玛噶举红帽系第四世活佛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于1485-1495年期间的事迹.第四世活佛却吉扎巴益西一生善于结交上层人士,据记载他之根本的僧伽以及侍从中,喜好佛法的大德与种姓高贵者最多,他经常不断地为这些上层人士灌顶、讲经等,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不仅为这些上层人士传播佛法,而且还经常出谋划策,深得这些上层人士的信赖.他在这些上层人士的资助下,修建有许多佛像和寺院.比如,他曾在乃囊寺的佛堂塑造有新佛像;在雅加地方,用金、铜铸造三十二庹高的大佛像;他还在伦珠寺大规模地修建有新佛殿;在热普岗精心建造了九十四根大立柱面积的佛殿;在上工布的东噶岩石山上修建寺院.在当雄修建有羊八井寺,从此红帽系活佛的主寺也由乃囊寺迁至羊八井寺.此外,他还不断利用自己的威望,调解教派及地方政权之间的纷争,如调解了恰塔、雅则之间的纷争.其次,本章还用大量的篇幅记载红帽系第四世活佛与第七世噶玛巴活佛的交往.因二人是师徒关系,故他经常不断地拜见第七世噶玛巴,并为第七世噶玛巴奉献有黄金及许多的礼物.此外,他们师徒二人除主持寺院事务外,还参与了一些政治活动.他们曾积极为仁蚌巴出谋划策,来对付帕竹地方政权等.     

库车发现的卵石佛像及藏文题刻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八日新疆库车县文物保管所从吾冲公社买买提·阿木提同志手中征集到一件卵石线刻佛像,左侧横刻一行藏文(见图)。关于它的获取位置是南距昭怙厘大寺遗址二十多公里的库车河的主泄河床之西沿,阿木提同志本月在那里拾卵石做建筑材料时发现的。很可能卵石刻像的原处位置即在昭怙厘大寺的某座寺院内,因大寺遗址就在库车河出山口两岸。寺院废弃后佛像随建筑坍毁河中随水冲激渐至发现位置,抑或本是     

禅与中国山水画艺

佛教东传,便与中国的绘画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寺院佛画的绘制,早在三国时便已滥觞。孙吴时的曹不兴,也许是史传较早的佛画作家。当时僧人康居会携佛像入吴,不兴则加模写,惜乎其作已佚。讫乎东晋载逵,不啻本人信奉佛教,尤善雕塑与绘制佛像,他在瓦棺寺所塑的《五世佛》与顾恺之的壁画《维摩诘像》,以及斯里兰卡送来的玉佛,被时人称为“三绝”。萧梁时名画家张僧繇的佛教壁画被时人奉为佛画样式,有“张家祥”之称。李唐时期吴道子笔下的佛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