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机遇 发奋进取

20世纪已经结束,新千年倏然降临眼前。在这世纪交替之际,应学报社科版编辑部之约谈谈我们现在正在想什么、做什么,籍以与诸同事共商、共讨、共勉。一、倡导与建立大学的理想面对当前教育的一派大好形势与国家的重点投入,大家对在新世纪里国内建成与世界接轨的重点大学充满了信心。我想一所大学所以受到政府的关注和国民的崇敬,因素自然是多方面的,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乃在于它具有一种建立在自身理想和自身目标基础上的精神力量。正是依靠这种力量弘扬了大学中的学术民主、学术自由和为探求未知而孜孜不倦地献身科学的精神,正是靠这种力量才…     

发愤著书与升华说

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产生了各自不同的文学动力说。西方的文学动力说主要体现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之中。而中国的文学动力学说则体现在“发愤著书”说和庄子的思想体系中。比较其异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西文论的异质性,对我们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司马迁的李陵之祸与发愤著书说

“受天下之瑰丽与泄天下之拗怒。”这是近代进步思想家袭自珍在《送徐铁孙序》中所标举的文学作品的最高境界。司马迁的《史记》正是臻于这样境界的一部伟大著作,他的“发愤著书说”也是这种理论的先驱,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构成一个光辉的传统。《史记》是我国古代,特别是西汉统一的封建大帝国建立以后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产物,是各种社会矛盾冲突激荡的时代强音;也是作者丰富的学识,卓越的才能,特殊的经历,坚强的意志,与广大被压抑、求进步的人们共呼吸、同命运的心血结晶。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总结前人的著作规律与自己写《史记》的经验道: (天汉三年[前九八年])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     

发愤抒情理论的本体观照

在理论话语的不体观照基础上,把发愤抒情理论放在中西文论的历史坐标上进行梳理和比较,指明了发愤抒情理论的缘情理论的缘情求美的实质及其所昭示的人类情感、自我解放的取向。     

“发愤”抒情,神通质异——屈原和司马迁“发愤”抒情比较

屈原和司马迁都有发愤抒情说。二者相通于发愤的精神,但发愤抒情又有其内在不同的品质,这不仅是个体发愤抒情之差异,更是时代精神的差异。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浅论

“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文艺思想中最核心、最有价值的观点。它认为流传后世的作品,都是作者对黑暗现实愤激不平的产物,它揭示了文艺创作中一条带有普遍性的规律,体现了不满现实、批判现实的精神。这一学说的思想远源为孔子的“诗可以怨”,思想近源为屈原的“发愤以抒情”,而它所具有的反抗性、批判性则来自道家思想中批判传统、向往自由的精神,它熔汇了先秦儒家、道家、屈原这三大思想的精华。这一学说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北朝刘勰、钟嵘,唐代韩愈,宋代欧阳修以及明代李贽等,都有与“发愤著书”说一脉相承的论述。     

屈原“发愤抒情”论略

“发愤以抒情”是屈原提出的进步的诗论主张，也是其诗歌创作的自觉追求。本文从其狂放之诗作入手，论述了其“怨刺怼言”产生的深刻社会历史背景以及以爱国思想为基础的激情创作对先秦文学的发展     

明清小说理论“发愤著书”说的形成与发展

"发愤著书"说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起自先秦,最初用于对诗文和史著创作动因与目的把握的批评中,明代之后引入对说创作、批评领域,经李贽、金圣叹、张竹坡等大家阐发、丰富和发展,一直在中国古代小说批评中占据重要地位。     

屈原“发愤”说的深层动机

中国古代＂士＂的个体价值之觉醒,以执着地追求＂人知＂为标志,渴望自身的价值被别人注目、理解、接纳,由此形成＂士＂的一种传统。人生价值无非是为＂知＂而活,为＂知＂而死。诗文的发愤而作,其根源不是别的,就是来自个体价值不被人知而导致的内心痛苦乃至心灵创伤。而发言为诗、著书为文,都是为了疏泄内心痛苦,疗救心灵创伤。     

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

文学之反映现实生活,是通过作家的头脑实现的,也是通过读者的头脑实现的。也就是说,在社会生活与文学作品之间,还有一个极端重要的中介,那就是文学的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而单就创作来说,文学就是创作主体对客观世界所给刺激的一种反应。因此,不研究这个接受刺激和作出反应的创作主体,不研究客观世界的种种外部因素得以在文学内部实现的     

明清时期文人小说家“发愤著书”纵观

发愤著书,是明清时期文人创作小说的主要动因之一。文人发愤著书,大致经历了一个由“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到“借乌有先生,发泄黄粱事业”,再到“写自家见闻亲历,抒穷愁不平之志”的演进过程。这是小说家由远距离寄托到近距离观照的过程,同时也是通俗小说由改编走向独创的过程。在这样的演进过程中,小说家的主体意识与创造性皆日趋增强,而小说反映社会、抒情言志的艺术功能也越来越强,并由此产生了一大批艺术水平高超的传世之作。     

发愤不平--论性灵说的生命意绪

性灵说的核心离不开人的情感精神,是以人的生命表现为根本的,以袁宏道、钟惺、袁枚等性灵说代表性人物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司马迁“发愤著书”引论,以屈原与性灵说的联系比论,进而指出,性灵说生命意绪中的“发愤”强调的是“势不能遏”的倾泄,“不平”在本质上为自我存在自然而有的情绪反应,意义重心落在自我个体之上,其总体精神是偏离政教的,并以此区别于传统诗教。     

关于司马迁“发愤说”的重新思考

文章认为“发愤”是对历史主体卑贱恶劣的生存环境的切身体验，由此产生出司马迁高动力的创作心态，酝酿出其多层次的创作动机和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发愤说”理应是司马迁所建构的宏观历史的动力论，并非单纯的文学创作动力论。     

我院召开“发奋读书，报效祖国”书评颁奖大会

我院召开“发奋读书，报效祖国”书评颁奖大会由学院图书馆、宣传部、学生工作处、团委、教务处联合主办的“发奋读书，报效祖国”书评颁奖大会，于１９９６年３月２９日在图书馆召开。出席大会的有学院领导姜桂石院长、冯光耀副书记、王鼎柱副院长；有主办单位领导，书评...     

通经济变 发愤为雄——重读葛朗台

在吝啬鬼、守财奴之外 ,《欧也妮·葛朗台》还描述了葛朗台的另一种存在 :一个通经济变、功成业就的经济强人。作者巴尔扎克在该形象的刻划中 ,实际上同时运用着两种笔墨 :喜剧的讥嘲贬抑与正剧的严肃庄重。在这样的文本操作过程中 ,葛朗台形象呈现出难以类归的双重性 ,同时 ,这部 1 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作也丢失了 ,至少是极大地偏离一个一以贯之的主题———金钱批判与道德教化。重新清理创作主体自身错综的精神构成和多元的价值取向 ,从一个方面为这一形象大于思维的情形的发生提供了解说     

文艺创作“发愤”“导达意气”说初探

中国古代已经注意到通过创作发舒郁积愤盈的情思意气可以减轻心理压力,而相当重视艺术创作对作者以及对社会的影响作用,并在魏晋南朝形成了有大量创作实践为基础、有众多艺术家参与建设而有相当理论深度和一定美育价值的"导达意气"说,即"发愤"以平愤自娱的创作论.它体现了当时文人借艺术以实现自我、由人的自觉走向艺术自觉的趋势和忘却烦忧的强大社会心理需求.愤发于创作并于创作后平愤的模式,重在发抒平前之愤,最能催人奋发直面人生,而在创作前和创作中平愤,其助人安歇也不该否定,因为艺术的社会作用本来就是多向的.     

屈骚“发愤抒情”的美学特质及影响

屈原作品中的"发愤抒情"模式,具有特定的文化内涵,既是其完成抒情主体精神建构的方式,也是其实现人生悲剧艺术化的手段.借助它,屈骚完成了从神话、巫歌形态向精神探索和心灵呈现的生命诗学的转变.正由于此,它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创作原则而趋向于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美学特质,在整个古代文学史的流程中,它规范着古代诗文与现实及作家心灵之间的关系状态,成为一种原型范式.     

先秦至唐代“发愤说”内涵及源流考索

“发愤说”中的“愤”在唐代以前专指作家创作前情感郁结于心的憋闷心理状态,这种状态既可由愤怒等否定性情感引起,也可由创作主体极度快乐的情绪造成;“发愤”则是指作家通过文学创作来解除郁积在内心的憋闷情绪。“发愤说”很好地解释了作家进入正式创作前创作动力之所由的问题。“发愤说”滥觞于先秦的屈原,历经汉代的《淮南子》;司马迁、王逸的发展,降及有唐,孔颖达、韩愈等对其进行了新的诠释,使之成为一种成熟的文学创作理论。     

发愤救亡 变法图强——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爱国思想述评

戊戌变法支持者张元济先生诗云:“南海讲学开新派,万木森森一草堂;谁识书生能报国,晚清人物数康梁。”①康有为、梁启超是晚清书生救国的佼佼者。康有为(1858～1927年)生于官僚地主家庭,幼年受过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这对他的爱国思想有深远影响。1876年他从爱国学者朱九江学。朱主张“经世致用”、不尚空谈高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