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社赋权何以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以四川战旗村村社组织再造过程为例

拥有多维复合型权力的村社组织是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的关键，而不同来源的村社赋权塑造了乡村治理能力的不同面向。基于村社赋权的分析框架，对四川战旗村村社组织再造过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村社组织的权力来源于乡土社会、国家与市场的递进式赋权。首先，乡土赋权是一种内源性的赋权，村社内生的土地资源与社会资源赋予村社组织丰富的实践权力，形塑村社组织的连带式治理能力，促进村庄社会秩序和公共价值的再生产。其次，国家赋权是一种“能促性赋权”，即通过党建、试点、项目赋权赋予了村社组织能动性的政治权力，强化村社组织的统合型治理能力，建构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一核多元”的乡村治理体系，优化乡村治理结构。最后，市场赋权遵循着一种嵌入性赋权的逻辑，在资本、人才和技术赋权的过程中为村社组织提供可持续运作的市场权能，增强村社组织的经营型治理能力，有利于在维系乡村治理秩序的基础上促进乡村发展与共同富裕。因此，无论是乡土社会，还是国家和市场，都要注重赋予村社组织可支配的资源与权力，在此基础上增强村社组织的治理与发展能力。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赋权式动员

社区动员是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赋权式动员在当前的社区动员实践中被越来越多地运用。然而随着基层社会治理情景的不断变化,赋权式动员面临着权力分布的不平衡和居民权利表达的结构性错乱的困境。采取案例研究法,以“331”整治为例,研究发现组织赋权式动员和个人赋权式动员实现了对社区的有效动员,但是其有效运用需要建立在社区已有的权力网络基础上,并建立配套的规则体系以及需要注意赋权内容的针对性和方式的灵活性。     

以自我改变为特征的妇女赋权项目的路径探索——基于国际计划与《农家女》杂志社“妇女赋权”项目的实证研究

长期以来,西部边远地区的女性不仅深受地域、资源的限制,更深受不平等的性别发展框架制约.随着国家扶贫计划和各项措施的深入,这一群体的生活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除此之外,在我国还有一股坚实的力量--国内外的一些非营利组织正致力于这一现状的改善.他们以妇女赋权的项目为依托,试图以平等赋权的视角、通过有效的活动形式改善这些地区妇女的弱势境遇,从而提升她们的性别意识、自我意识,进而达到摆脱贫困、自我发展的目标.研究发现,这种以妇女为主体的妇女赋权项目对这些贫困女性的性别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建立缓解相对贫困的女性赋权减贫机制研究

妇女贫困问题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一项重大命题。作为后现代妇女发展领域的主流范式，女性赋权理论对我国缓解农村女性相对贫困具有借鉴意义。在深入阐释女性赋权的理论内核和减贫逻辑的基础上，通过对我国农村女性相对贫困的多维表征及内在致因的详细剖析，尝试建构以“国家-市场-社会-个体”为赋权框架的长效减贫机制，以形成多元主体协同赋权的综合性常态化治理格局，最终实现贫困女性主体的全面发展。     

整体性赋权：乡村振兴背景下妇女发展路径创新——以“留守妇女共富学堂”项目为分析对象

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群体之一，广大妇女不仅分享发展成果，也扮演着重要的建设者角色。基于“个体-组织-环境”分析框架，通过对“留守妇女共富学堂”妇女发展项目的深度发掘，研究发现，整体性赋权强调以服务对象的“问题与需求”为中心，将个体放置于社会生态环境中，着眼于群体的长远发展，关注个体赖以生存的家庭、社区和社会层面，通过提升经济地位来增强行动能力、培育自组织以强化伙伴互惠关系，并创建外部发展环境形塑赋权格局，明确赋权对象、赋权目标与赋权过程间的对应关系，实现助人互助的赋权目标。在乡村振兴的整体推进过程中，通过赋权改变群体权能弱化、地位边缘化与心态惰性的局面，探索创新行之有效的发展路径。     

居委会角色与功能再造：社区治理能力的生成路径与价值取向研究

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作为法定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其在社区治理中却一直扮演着消极、被动的角色，甚至一度有被边缘化和能力弱化的倾向。借鉴社区网络化治理分析模型，我们认为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经历了三种模式。在赋权增能模式下，居民委员会是社区网状治理结构中的核心、平台和中介，要“对上争取项目、对下发动、组织居民，左右链接资源”，扮演着“节拍器”、“赋权者”、“增能者”和“引导者”等积极行动的角色。赋权增能模式，改变了政府在行动、居民不行动的困境，悄然改变了“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促进了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柔性嵌入与协作治理——新型农村社区促进会的个案解读

以社区为基本范畴剖析协作治理的生产与实践,社会组织的介入与自主性行动构成观察理论适用性的现实切口。政府引导下的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区建设,既是国家重塑基层社会治理秩序的手段,也是激活民众自治参与的主体性和构建公共事务协商规则的中介平台。对B新型农村社区促进会的个案诠释,提炼出社会组织面向转型社区“柔性嵌入”的行动结构。社区治理的结构化关系促成了社区促进会主导的在资金募集、议事规则输入、项目制运作和社区疫情防控参与等方面的主体间协作生态。“柔性嵌入”营造的有机治理网络、耦合式治理结构和对社区资源的培育成为社区协作治理生成的主要逻辑。因此,推动社区层面协作治理的可能进路,一方面在于国家向社会的分权赋能,并为后者提供基本的规则与资源;另一方面在于社会组织的向下负责,分担与创新相应的治理功能,最终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协同共治。     

欢腾式发展:泰北乡村农家乐项目的民族志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泰国的政党政治发生了重要转变,原来的代理式政党被以项目为基础的纲领式政党取代,国家和社会组织在乡村地区推行了许多发展项目。文章运用集体欢腾的概念,对泰北乡村的农家乐项目进行民族志描述和分析。农家乐项目的实施过程嵌入在地方文化实践当中,表现为项目在原有的有灵空间中展开,通过多主体参与的方式来实现,以及项目实施过程所具有的集体欢腾的特点。文中将这种项目治理模式归纳为欢腾式发展。欢腾式发展的成功之处在于强化了社区的共同体意识,项目实施过程的意义超越了用单一的经济发展指标考量项目实施结果的意义,而国家权力和其他社会力量的绩效也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得以实现。项目实施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社区生活的丰富性、开放性以及重组的可能性应当成为国家与社会治理的重要目标。     

项目制下社会组织“中标”的合法性获取机制——基于双重生产视角的一种分析

项目制下国家日益重视社会力量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作用,项目中标成为社会组织获取合法性身份的行动起点。不同于既有结构限制说或行动区隔论,从双重生产视角探究社会组织项目中标的合法性获取机制。研究发现：作为合法性来源的招标制度对中标具有促动性,有利于社会力量的生长发展;社会组织合法化追求的应标行动,亦为最后中标开辟了建构空间,并重塑了结构关系。进一步研究表明,“草根出身”的社会组织更具社会性本质,更有利于推进项目制下社会治理体系的结构完善。     

资源赋权、村社再造与乡村共同富裕——基于烟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经验诠释

乡村共同富裕是新时代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资源赋权-村社再造”的分析框架,对烟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促进共同富裕的微观运作机制进行解构发现：资源赋权与村社组织再造合塑了乡村共同富裕的资源基础与主体能动性,其中,国家资源的嵌入性赋权以项目、精英、制度等资源理性嵌入性赋权的方式形塑了村社组织的政治统合机制,再造了村社组织促进乡村共同富裕的组织轴心,有利于促进乡村多元主体的利益协调与分配正义;乡土资源的内生性赋权通过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股份合作制与乡土空间内部的文化网络等赋权方式聚合了村社组织的社会动员机制,重构了村社组织与乡土社会之间的利益、文化维度的关联网络,激活了村社成员参与乡村发展与共同富裕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市场资源的发展性赋权借由资本与人才赋权方式缔造了村社组织的经营村庄机制,在村企共建与联动式发展的过程中撬动了乡村共同富裕的可持续发展动能。因此,乡村共同富裕既需要国家、乡土社会与市场的协同参与和有效赋权,也需要建构以村社组织为本位、以农民为主体、以乡村公共利益为旨归的发展模式。     

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社会治理的实践历程及经验启示

农村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建党以来,针对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党领导的农村社会治理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动员与政治认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组织整合与制度奠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赋权放活与治理重构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组织振兴与协商共治四个阶段。党领导农村社会治理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始终坚持以农民为中心,始终坚持与时俱进。新时代继续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应当继续发扬这些宝贵经验,在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基础上,以满足农民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适应新时代的新特点不断改革创新社会治理模式。     

地方政府推进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的实践探索

以公民参与理论为核心的民主参与式治理,强调政府与公民在基层自治组织平台下协商管理社会事务,促进基层政府的开放性和民主化,对于推动地方治理创新和公众参与均有重要意义。通过选取两个地方政府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创新的案例,分别分析“民主恳谈”和“议事会”对基层民主治理的启示。应加大政府向社会赋权力度,建构多层次的基层民主参与结构;推进基层民主组织监督平台的发展,赋权公民参与的动力原点;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基层民主治理,发挥其他组织的积极作用,以期实现地方政府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的程序化和常态化。     

西安社会管理网络化治理模式探析

网络化治理理论强调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等以多元合作治理的形式实现社会共治。[1]笔者结合西安市社会管理现状与问题,提出西安社会管理网络化治理模式。该模式以"赋权参与、以人为本、合作共治"为治理理念;以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为治理主体;以信任、协调、整合和互动机制为治理机制;以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弱势群体,完善社会运行监测预警系统,构建社会发展水平指标体系等为治理职能;以"1+1+4"组织管理结构为组织治理结构。     

“以县为主”的项目供给模式及其意外后果

国家与近9亿农民如何打交道,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无法回避的问题。“以县为主”的项目供给模式中,国家资源的输入并没有转化为乡村基层组织的治理能力,反而围绕着项目制形成了县乡村利益共同体和私人治理秩序不可逆的格局。这导致基层政权面临合法性危机和治理性危机的不良后果,大量社会矛盾不断上移,体制不堪重负。科层化、专业化分工的县及其职能部门不是直接对接乡土社会的有效基层治理单位,建议将“以县为主”的项目制调整为“以乡村为主”的项目供给模式,建设一个具有强大基础能力的乡村基层组织。     

项目落地的差异化实践:运作机制及其治理绩效——基于苏中X村和鄂东B村的项目实践考察

项目落地是项目所承载的国家政策目标能否顺利实现的关键环节,项目资源的性质及其分配方式直接影响项目落地的具体实践机制,进而对村庄治理产生不同影响.基于苏中X村和鄂东B村的调查发现:东部发达地区资源丰富,项目资源以"行政主导"的方式进行普惠性分配,强化村干部的任务导向逻辑,形成以利益动员为核心的项目落地机制,结果造成农民责任意识薄弱、基层治理弱化等资源消解治理局面.中部欠发达地区资源匮乏,项目资源以"村庄本位"进行竞争性分配,形塑村干部的内部治理逻辑;村干部充分利用人情关系面子等社会动员机制推动项目落地,资源输入反而能激活村庄内部治理结构与公共规则.政府在推动项目落地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发挥村级组织的主体作用,还要充分调动农民的参与积极性,从而实现项目之政策目标与村庄社会需求的有效衔接与转化.     

我国民间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培育机制

如何把日益增加和分散的民间社会组织有效地组织起来,协同完成特定政策目标,成为社会建设的重要问题。本文从协同治理的视角研究了我国社会组织的服务由碎片化走向集成化的实现机制。研究认为民间枢纽型社会组织是承担该任务的载体之一,它发挥着纽带、资源整合、社会组织的组织化和服务供给集成化的功能。应该进一步下放行政审批权,优化政府的赋权授能机制,优先培育公益慈善、社会服务类的民间枢纽型社会组织,提高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协同治理能力,来推进地方治理和社会建设。     

通用劳动力市场的社会治理——也论《劳动合同法》的政策效果

我国通用性劳动力市场应当采用何种治理方式？通过对威廉姆森有关劳动组织理论的评论,以及对我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效果的分析,我们认为,通用劳动力市场的主导治理模式,应当既非市场治理亦非国家治理,而是作为其中间性的社会治理.市场治理和国家治理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均存在显著的限制,只有社会治理的形成及其转型(即从原初的个别性关系治理向作为扩展的组织性关系治理的转变),才能为通用劳动力市场的有序发展构建一个有效的社会机制.在此过程中,能否实现国家指导下的工会转型又具有关键性作用.     

中国乡村精英群体的赋权机制与治理功能

回顾中国乡村治理的历史可以发现,乡村精英群体的比较优势并非纯粹主体性的,不同时期存在不同的使之具有这种比较优势的赋权机制。传统社会的系统性赋权,使这一群体构成多元,治理功能强大;近代社会传统的赋权机制处于解构与重构过程中,使之呈现出混杂式的群体样态,其中经济精英治理功能凸显而政治精英式微;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单一的政治赋权机制使无产阶级政治精英成为主导,乡村治理呈现出典型的统治与管理特征;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新型复合式精英群体重又出现,并承担了系统的乡村治理功能;新时代承袭了上一阶段的赋权机制,“新乡贤”的政策话语为精英群体打造注入了动力,其治理功能处于新的建构之中。在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如欲充分发挥乡村精英的治理功能,优化当前精英赋权机制应成为一个努力方向。     

构建现代社会组织治理体制:创新社会治理的突破口

社会组织治理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相比碎片主义、全能主义、多元主义,法团主义强调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合作,在政府主导的治理格局中吸纳社会力量,实现协同善治目标,合乎我国国情社情和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发展方向。打破政府全能的传统治理格局,构建政府监管-社会监督-行业自律-组织自治"四位一体"的社会组织治理体制,是创新社会治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突破口,也是维系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实现长治久安不可或缺的善治思路。     

国家、社会互动结构中的社区治理——一个描述性案例研究

重塑城市社区管理体制不仅是国家政权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满足公民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的一项重要改革策略.社区治理结构改革的核心内容在于调整国家与社会的权利、利益格局.从一个典型案例承载的实证经验来看,国家激活和保证社会组织权利的初衷在于实现对社区的全面管理,国家和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过程中所建构的合作及其深度取决于社区事务的类别和不同层级政府单位对合作收益的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