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城公主入蕃同行人员考

唐中宗景龙四年(710),金城公主和亲入蕃,进一步巩固了唐蕃间的舅甥关系,这是唐蕃关系史上最重要事件之一,也是学术研究的热点话题。本文通过出土文献与历史文献的相互印证,考察了唐朝送亲团队和吐蕃迎亲团队的组成情况及相关成员的生平经历,进一步完善了唐蕃交聘使者团队,丰富了唐蕃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史实。送亲团队包括杨矩(杨弘矩)、郑惟忠、周利用、贾令琬、李知新等人,迎亲团队包括尚·赞咄、尚·钦藏、明悉腊等人。杨矩原名杨弘矩,后因避讳而改为杨矩,据《杨孝弼墓志》等新出土文献可补充杨矩的世系、生平等内容。贾令琬、李知新等人见于新出墓志而未见于史载,对于了解金城公主开府及入蕃时人员组成等多有裨益。     

唐蕃时期"主权"归属探微

西方一些学者在他们的作品中,把吐蕃说成具有“主权”的国家。其实,唐蕃时期没有“主权”的概念。只有唐朝与吐蕃友好交往,彪炳史册的唐蕃“舅甥”一家关系。如果不顾历史事实,硬要用“主权”去套,“主权”属于当时的大中国。     

从藏文史籍中的四个称谓看吐蕃对唐太宗的认知——兼论吐蕃的中原观

唐太宗将文成公主嫁与松赞干布,首次缔结唐蕃的联姻,被松赞干布执以"子婿"之礼。对这样一位开启唐蕃关系的重要人物,吐蕃方面是如何认知和评价的?长期以来因吐蕃时期藏文史料缺载,我们对此问题并不清楚。但后弘期初期藏文史籍中不仅记载有唐太宗事迹,还赋予其四个耐人寻味的称谓:"经典皇帝"、"孔子小神变王"、"狮子赞普"、"观音菩萨的化身"。这些称谓明显蕴含了吐蕃时期的历史信息。文章通过对四个称谓内涵的分析讨论,对唐太宗在吐蕃人心目中的形象、吐蕃方面对唐太宗的认知和评价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吐蕃“zhang gsum blon bzhi”考疑——吐蕃众相制度探微

"三尚一论"(zhang gsum blon bzhi)语出<贤者喜宴>一书.日本山口瑞凤以为"三尚一论"实为吐蕃赞普墀松德赞时期的体制.其余学者对"三尚一论"并未质疑,均认系唐代吐蕃的政治体制.作者指出,<贤者喜宴>虽为教法史料中最为可信的一部书,但所载吐蕃相关史事,仍未脱教法史料的通病,亦即必须与吐蕃文献史料以及汉文史料相互印证对勘,方能确证其记载是否详实.作者从吐蕃宰相制度的角度论证"三尚一论"可能从未在吐蕃实施,并由敦煌文献<吐蕃大事纪年>以及P.T.1071<狩猎伤人赔偿律>之记载重新解释<贤者喜宴>所载的zhang gsum blon dang bzhi等,考证"三尚一论"是否符合史实的记载.     

坌达延非吐谷浑小王考辨——以敦煌本《吐蕃大事纪年》为中心

“达延”或“坌达延”与附蕃的“吐谷浑王”是否出自同一世系，学术界迄今尚存争论，分别有“吐谷浑王族说”“达布王族说”“澎之达域说”等。文章以敦煌本《吐蕃大事纪年》《吐谷浑(阿柴)纪年》为主要线索，结合两唐书《吐蕃传》《弟吴宗教源流》《贤者喜宴》等汉藏文献重新做了梳理，提出了坌达延非吐谷浑小王的四点证据：第一，达布与吐蕃王族的甥舅关系源远流长，远比吐蕃与吐谷浑结成甥舅关系早了许多；第二，两者的活动轨迹没有交叉且不重复，特别是688、689年两个吐蕃公主分别与达布王族和吐谷浑小王结亲，所生之子成年后又于同一年(706)分别登上政治舞台；第三，在8世纪前20年里，坌达延是《吐蕃大事纪年》中除赞普之外的第一主角，而同一时期同一文献内吐谷浑小王一次未见，角色的重要性判然有别；第四，8世纪初达布王的领地被整合进了吐蕃王朝之后，再不见达延世系的活动，而附蕃的吐谷浑小王一直到10世纪左右尚见于敦煌文献。总之，从两者在文献记载中出现的差异，族源与名号的不同，双方与吐蕃王族联姻的先后，在吐蕃政事中角色的区别，以及小王世系长短不一等因素，可以辨明坌达延非吐谷浑小王。     

以友好为主流的唐蕃关系

唐蕃关系的历史进程中,有时发生战争,有时因边界问题发生一些纠纷,但那是民族之间最初发展关系阶段经常可能发生的。大量的藏汉文典籍、碑铭等文猷资料证实,从松赞干布到赤祖德赞,200多年间吐蕃与唐之间的关系史的主流是友好的。     

吐蕃盟誓中宗教因素辨析

盟誓是吐蕃对外关系中一项重要活动,<旧唐书>中关于盟誓的仪式和誓词等有许多记载.依据这些记载形成了许多不同的观点.通过对相关资料的辨析可以看出,在吐蕃与外族的盟誓中,尤其是与唐朝的盟誓中,以神为鉴照和歃血等仪式并不能简单地归为吐蕃苯教的仪式或影响.恰恰相反,这实际上都是汉族传统盟誓的有效组成成分,所以,唐蕃盟誓的仪式实际上是双方对对方盟誓仪式中传统宗教因素的折中和变通.另外,佛教在吐蕃兴起后,佛教因素也逐渐渗透到唐蕃的盟誓中,双方的盟誓仪式中,传统宗教因素和佛教因素并存,其主要的推动力量则来自于吐蕃.     

唐蕃关内道的争夺与中晚唐边塞诗的转变

唐蕃关系是唐朝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密切交往与频繁战争相交织。就唐蕃战争而言,以安史之乱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吐蕃以河湟为根基对河西、陇右、西域等地区展开重点争夺,双方互有胜负。初盛唐时期的边塞诗中对唐蕃之间的争夺有大量书写,诗歌慷慨激昂。后期安史之乱爆发,吐蕃趁机不断东进,将争夺的前沿阵地转移到关内道,直接威胁长安,这一事件对中晚唐边塞诗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将书写的重点转到关内道,而且由此造成的疆域逼仄感与诗歌中的衰飒之气非常明显,诗人开始思考唐代的边政等重大政治军事问题,同时关注个体遭遇,使唐代的边塞诗在内容与风格方面都发生了重大转变。     

唐贞元年间点苍山盟誓的几个问题

贞元十年,南诏与唐盟誓于洱海边的点苍山,双方关系的恢复由此得到正式确定。点苍山盟誓不仅是南诏与唐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也是南诏与吐蕃关系史中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这一盟誓之后,南诏、唐、吐蕃三方关系出现了历史性的重大转折。分析史籍中的相关材料,对盟誓提出者、南诏最高首领异牟寻是否参加了此次盟誓、崔佐参加盟誓的身份、地点选择在点苍山的原因四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可见,南诏与唐对此次盟誓均高度重视,并进行了周密的安排。     

"賨王"封号新考

本文认为,"责"并不是藏族,它与藏族并无直接的关系."责"是古代川东一带的土著部族,其中心在今渠县一带,唐高宗之所以封松赞干布为"賨王",是因为松赞干布协助唐平定中天竺,献俘长安,响震天竺.这一事件与汉高祖"募取賨人定三秦"的典故颇为相似,因而唐高宗借汉高祖"募取賨人定三秦"的典故赞誉松赞干布,并封其为"賨王".这一举措进一步巩固了唐朝与吐蕃之间稳定的政治局面,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     

吐蕃“尚论掣逋突瞿”考释——《新唐书·吐蕃传》误载举隅

本文从考证唐代吐蕃中央与边疆重要职官制度出发,通过对现存汉藏文献、史料、碑铭的校对,以及当代国际藏学相关研究成果的详细分析,"尚论掣逋突瞿"的源起、变迁、影响、结果与其代表的历史意义进行考释.本研究具体展现吐蕃相制在有唐一代的架构,提出有力史实修正了<新唐书·吐蕃传>及中国大陆、日本学者的部分观点,并以土著观点重新检视中原史官在边疆史取材、编纂时可能有的时空史观偏颇与限制.     

"弥不弄羌"考

《新唐书·吐蕃传》载有"昨弥不弄羌、党项"一段文字,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该段文字的断句或解释有好几种观点,有断句为"昨弥、不弄、羌、党项"的,也有断为"昨弥、不弄羌、党项"的.笔者通过对唐代汉文文献的考证,证明只能断句为"昨弥不弄羌、党项",并首次在敦煌古藏文文献中发现了与"弥不弄羌"对应的vBrom khong一词.其中,vBrom与"弥不弄"即"白兰"是一种稳定的对应关系.这就澄清了学术界长期以来围绕"昨弥不弄羌"断句、"弥不弄羌"(即"白兰羌")藏文对应词而产生的歧义.     

新闻评点

<正>公务员有好住房就不腐败了吗?记者近日从广东省建设厅对省政协委员提案的答复中获悉,关于省直机关事业单位"住房货币补贴按本人月工资总额18%的比例随工资一并发放"的意见已上报省政府.作为这份提案的提交者,广东省政协委员唐永汉对媒体解释称,"如果处理不好公务员住房问题,少数掌权的公务员很有可能铤而走险,以权谋私,从而滋生腐败问题。"(《信息时报》,11月3日)     

唐代吐蕃军事占领区建制之研究

本文关注于唐代吐蕃时期,吐蕃在军事占领区所设的军政机构,学界几个尚待辩证的核心议题。如,军政机构建制的原理及缘由,以及汉文史料所载机构名与官职衔,它们是仿自李唐或本土自有的延伸?吐蕃的军事机构设置在何处?各自统辖范围为何?彼此间的阶层统属关系?与中央如何互动往来?兼论首席宰相可有兼任边区军政机构长官的可能性。笔者以汉藏文史料、碑文、简牍与出土敦煌文献考证出发,并实证地检视、评论近现代国际藏学专家著作,本文综合以上的研究材料,具体地针对前述核心议题,指出吐蕃军政机构建制系将本部地方建制,移植于青海后,再扩张延伸于边区,复因地制宜略有变化,实则呼应笔者所见,军政机构建制之特色,即实行行政、军事、生产三位一体,动员容易且编制简单的原则。     

藏文文献中“■”(苯)与“■”(辛)二词考辨

苯教研究是现代藏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古藏文文献中出现的"■"(苯)一词成为苯教学者论证苯教渊源及其早期历史的基本证据之一。但是古藏文中"苯"与苯教典籍中"苯"的含义却相去甚远,与现代藏语中的"苯"也不是一回事。与之相类似,"■"(辛)也是藏文典籍中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词汇,且与"苯"关系密切。作为西藏早期历史研究之一,笔者梳理和对比敦煌藏文文献与苯教典籍中的"■"和"■"的不同含义,通过其词汇意义的历史变迁,结合苯教典籍、教义教理和僧伽组织及寺院的形成时间,结果证明:吐蕃时期的"苯"还只是西藏本土的巫术仪式之一,并非苯教;作为一种系统化的宗教,苯教应是在吐蕃王朝结束之后才正式形成。苯教虽然以西藏本地的原始信仰为基础,且名称也源于古代,但是苯教的"苯"不等于古藏文文献中的"苯"。     

宋代官营茶马贸易兴起的原因分析

官营茶马贸易之所以在宋代兴起,不仅有其经济原因,而且有着深刻的政治原因.一方面,茶马贸易是由分工而引起的交换,随着中原地区茶叶经济的发展,北方和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嗜茶成风,同时宋王朝又因种种原因,需要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进口战马,从而,中原与周边对茶叶、马匹的供需关系,就成为宋代官营茶马贸易兴起的经济原因;另一方面,两宋时期"群雄并立"的政治格局,迫使宋王朝把市马看做是加强军备的"国之要务",宋与辽、金,及一定时期与西夏的敌对关系和宋蕃抵御西夏的共同政治、军事目的促使官营茶马贸易在宋与吐蕃之间确立起来.     

和而不同:藏彝走廊多续族群与其他藏族支系关系研究

在对世居川西南的历史族群"西番"研究文献梳理的基础上,运用田野调查访谈资料,对多续藏族和与其关系密切的其他藏族支系纳木依、里汝、尔苏的关系作了历时性与共时性的探讨,认为他们虽各自拥有不同的族群称谓与文化特质,"和而不同",但确是关系紧密,同为藏族支系。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近代国家转型与民族关系之建构——以“五族共和”为中心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是中国近代国家转型与民族关系之建构的重要阶段,其基本情态就是"五族共和"。它是一个历史建构过程,包括思想文化领域与政治实践领域的双重认同与整合,同时也表明了中国近代国家转型与民族关系建构过程中的重要历史转折。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五族共和"在理论认识和具体实践中仍然存在严重的现实困境和诸多问题,中国近代国家转型与民族关系之建构仍然面临严重的危机和挑战。     

历史记忆与认同重构:土族族源“源”与“流”之争

吐谷浑与现代土族的族源联系在学术界尚存分歧,主要分歧点有以下几点:古代的吐谷浑人是否是现代土族的主体民族或族源来源之大部?历史上的吐谷浑国立国历经三百五十多年,吐谷浑国是否是以土族先祖为主体的部族国家?唐末,吐谷浑国被吐蕃灭亡之后吐谷浑人分散四处,甘青故地是否仍有吐谷浑人的遗留族群?上述的疑问,成为解决土族族源争论中的关键点.至于土族究竟与吐谷浑人、霍尔人抑或蒙古人是“源”还是“流”的关系?它们是直接的族源承接,还是仅仅就是间接的族体间的融合?上述的诸多疑惑需要学术界采用更为有效的方法,如考古学、体质人类学与历史学等多学科相结合,尝试进行整合性研究,应该是将来的发展趋势.     

多民族聚居区民族关系研究——以临夏回族自治州为例

当代民族关系是我国民族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方面,也是当今世界热点问题之一。在我国民族关系研究中,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民族关系,尤其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临夏回族自治州素有"小麦加"之称,是中国伊斯兰教的文化中心。这里的回、东乡、保安、撒拉等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占该州总人口的57﹪,是穆斯林民族聚居相对集中之地。文章从该田野点民族关系的考察调研入手,以获取的数据资料和相关文献为基础,进行分析研究,提出客观的认识、评估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