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的英汉互译翻译方法研究

书名是读者了解一本书最直观的方式。作者往往需要通过一个简单的书名来表达整本书的核心内容并且吸引读者的眼球。一个恰如其分的书名能够为一本书增添不少色彩。然而,面对已有的中文或者英文书名,译者应当在不改变作者原意的基础上,跨越极大的文化差异,翻译出让双方都可以理解的书名,并且在纷繁复杂的翻译方法中,选择最恰当的翻译方式。本文主要通过一些实际例子分别从书名的英译汉以及汉译英两方面对书名的翻译方法即音译与直译、意译、直译意译结合进行解析。     

P.T.1292古藏文音写回鹘语佛教教义简答手册研究

在众多不同文字的回鹘文献中,古藏文音写的回鹘语文献数量不多。古藏文回鹘语文献大多出土于敦煌和吐鲁番等地。文章在介绍古藏文回鹘语文献整体情况的基础上,对P.T.1292古藏文音写回鹘语佛教教义简答手册进行语文学研究,包括回鹘语转写、注释、汉语翻译,并在部分词条的转写和翻译方面对前人存在的错误予以纠正和补充。     

藏蒙《云使》译本比较研究

古代印度古典梵语名诗《云使》先后由藏文、汉文和英文译本转译成了蒙古文。其中,由藏文转译而来的译本时间早、数量多(两个全译本和一个六诗节的译文),有古代译本(18世纪)也有现代译本(20世纪),有集体翻译也有个人翻译,在印藏蒙古文学关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和特殊意义。文章在《云使》蒙古文译本、藏文译本和梵文原本之间详细对照的基础上,结合时代背景,梳理分析了从藏文转译的《云使》蒙古文译本整体面貌以及各自的翻译得失,进而探讨藏蒙文学关系中的翻译问题。     

《翻译名义大集》——藏文双语辞书的发端

公元9世纪,为了翻译佛经的需要,藏族译师编纂了《翻译名义大集》,并由吐蕃赞普敕命刊行,使其成为翻译梵文佛经的语典,被尊奉为金科玉律.《翻译名义大集》共分283类,有9565个专用名词,梵藏对照,系藏族历史上第一部双语对照辞书,1000多年来不仅是人们查考的主要工具书和规范藏文的语典,同时还是编纂藏文辞书的语料库,对藏文辞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清朝前期藏文文书翻译实践、译员及译员培养

藏文文书翻译,关系到清朝对西藏地方的有效治理。文章即是对清前期藏文文书翻译实践、译员和译员培养等史实的钩沉和总结。后金至清康熙朝藏文文书的翻译,经历了从最初主要依靠蒙古前来的西藏僧人,到顺治朝开始同时培养自己的翻译人才,再到康熙朝驻京喇嘛和清朝培养的译员协作翻译这一转变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有效地解决了藏文文书的翻译工作。文章对康熙朝之前时段的研究,主要利用碑刻、理藩院题本,以及相关汉藏文史料来进行。康熙朝部分主要利用内阁蒙古堂档案中相关内容进行总结。     

论《云使》藏文译本对蒙古文转译本的影响

古代印度最伟大的古典梵语诗人和戏剧家迦梨陀娑的长篇抒情诗《云使》于18世纪前半叶通过藏文转译成蒙古文。作为梵文原本的目的语文本和蒙古文译本的源语文本,藏文译本的得与失直接影响了蒙古文译本。从蒙古文译本的语序和用词特征不难看出其对藏文译本的依附性。但藏文译本究竟在哪些方面如何影响到蒙古文译本,以及这些影响与梵译藏过程中的问题又有何关联?本文在《云使》的梵文、藏文、蒙古文三种文本逐字逐句比较的基础上,解析蒙古文译本所受藏文译本的具体影响,并在梵文、藏文本的对照中找出造成这些影响的根本原因。     

试论汉译藏基本科技术语中存在的问题

藏族人民从事翻译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古人翻译的书籍主要是佛学经典,非佛经性的书籍翻译得很少。藏族人民从事翻译的时间较早,但是进行现代科学技术的翻译起步很晚。当代藏族著名学者、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喜饶嘉错先生40年代写的著作中,“科学”一词仍是汉语借音,可见解放前几乎没有进行科技翻译。解放后到粉碎“四人帮”之前,藏文科学技术方面的翻译也相当可怜,只有那么几本屈指可数的通俗读物被译成藏文,而这些译本的质量也不够理想。大规模的藏文科技翻译还是从70年代末开始     

试论藏文公文文献翻译需遵循的几个原则

藏文公文文献是元明清以及民国以来形成的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往来文书史料,具有不同的文体种类.藏文公文文献的翻译既要遵循现代翻译原则,又要体现历史原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选用符合时代的翻译用词,体现不同时期公文文献的历史特征:语言表达要准确、精炼;运用音译、直译和意译互相转换以及三者相结合的翻译方法.     

盛世修典,资政育人——《中华大典·藏文卷》编纂出版工作概况

正旨在抢救、保护、传承和弘扬藏族优秀传统文化为目的,国家"十二五"重点编纂出版项目《中华大典·藏文卷》开展工作已有三年。三年来,在中心党组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国各地学者专家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各方面的工作进展顺利,成果初见成效,发展势头良好。一、项目缘由、立项及总体工作思路2010年1月,中央召开第五次西藏座谈会时强调,西藏是"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要"加     

藏文信息处理技术的研究现状与展望

本文主要对国内开展藏文信息处理以来的相关研究工作进行了介绍和评价。在此基础上对藏文信息处理的进一步发展进行了展望。目的是为了探讨如何加速推进藏文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通过对藏文操作系统、藏文信息技术标准、藏语信息处理、综合应用等四个方面的历史和现状的介绍和评价 ,使我们得出如下的初步结论 :目前状况下要加速藏文信息处理的发展 ,应重点开展藏文信息技术标准制定、藏文操作系统研制、藏文资源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 ,尤其是要把藏文操作系统的研制工作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藏汉翻译:互证互鉴、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动体现——访周润年教授

中央民族大学周润年教授,多年从事藏学教学和研究工作,成果颇丰。文章中,周润年阐释了藏文史籍、藏文法典的价值及其翻译、研究的意义,并指出藏文文献翻译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对藏学、翻译学研究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和积极的意义。     

藏文格助词的特点及其汉译研究

格助词是藏文独特的一种语法标志,共有八格。它既不同于印欧语系中的格,也不同于阿尔泰语系中的格,更不同于汉语中的虚词,因此造成了翻译上的困难。文章在探讨藏文格助词的分类和特征的基础上,从藏汉语言的深层句法语义关系、语序类型及文字属性等角度进行比较,认为藏文格助词的汉译方法有对译和略译两种。翻译时只有准确掌握,并恰当使用这两种方法,才能使译句通顺,语义明确,避免形成藏文式的译文。     

也谈“王子”是青唐吐蕃的王号

日本学者铃木隆一认为青唐政权的王号是"唃厮啰",青唐国王不称"王",而是以"王子"为其国主号.汤开建反驳了铃木氏的观点,指出青唐政权的王号不是"唃厮啰",并进一步提出了青唐政权的首领称"王"或"国王",并非"王子".文章通过仔细分析史书记载,并结合敦煌藏文文献,认为:青唐政权的首领并不是称"王"或"国王",而是称"王子".     

初谈藏文数学名词术语的翻译

从几年来藏文数学教材编译、教学和审定,目前翻译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教育学院协编教材中学数学教材教法与初等数学研究《教学法》等的过程中得知,用藏语言文字表达现代传统数学(我们简称为——藏文数学。也可称为现代藏文数学),把现代世界通用的数学知识(包括大、中、小学阶段)汲取为藏民族自己所有,那么就面临着重要的翻译任务。数学名词术语是构成数学知识体系的最基础,最关键,最重要的内容。藏文数学名     

从藏文字的渊源探讨象雄为嘉绒藏区

史载藏文字创造源远流长,距今有1300多年历史,是由古藏文演变为今用藏文,是外来梵文的演变。如共确降措《论时蕃时代的藏文翻译》(《西藏研究》1982年2期)说:公元七世纪吐蕃三十二代赞普松赞干部(公元617—698)派大臣图米三布扎前往天竺求学,返藏后参照梵文,结合藏语实际情况创造了藏文字。佘万治《藏文渊源刍议》(以下简称《刍议》)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民族语言文字专辑)论述:“殊     

化学术语藏译中的几个原则问题

藏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也形成了若干学科的藏语名词术语。自吞弥·桑布扎创制藏文以来就有了藏文文字翻译,从周边翻译了佛教经典、哲学、医学、星象学等诸多学科的典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西藏翻译工作在许多学科取得了很大发展。但是,藏语科技论著及其名词术语翻译相对滞后。虽     

论吐蕃时代的藏文翻译

一个多世纪以来,藏学成了国际上东方学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藏族古代翻译则是藏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可是国内的藏学刊物介绍研究藏族翻译史则似乎显到冷落。然而,藏族翻译遗产,是否就那么贫乏、落后,无几可谈?笔者于浏览藏族古代翻译文献之余,深感其翻译自有特色,在世界译坛独树一帜,似不可妄自菲薄。藏族的翻译事业具有悠久的历史。自创制藏文以来千余年的历史长河里,那些杰出的王者精心组织大学者、大译师门孜孜不倦地在自身文化的基础上大量吸收、引进了其他先进民族的灿烂文化知识,极大地丰富了藏族文化。《甘珠尔》和《丹珠尔》,又称     

略论藏文藻饰词

藏文藻饰词是一种特殊词语,数量多、范围广,其取名及用法独特。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藏文藻饰词的含义、类型、特点等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认为藏文藻饰词反映了藏民族丰富的想象力、深邃的观察力、高度的概括力以及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     

敦煌藏文儒家格言读物研究——以中村不折旧藏本《古太公教》为中心

文章以日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藏中村不折旧藏敦煌西域文献中一件藏文写本为中心,结合法藏敦煌藏文文献P.T.987、P.T.988号,对该件中村不折旧藏本全卷以及P.T.988号的后半部分予以转录、翻译,并探讨3篇藏文文献的价值、翻译风格以及与《太公家教》等敦煌汉文写本童蒙读物的关系。     

P.T.116中有关禅师语录的文献译注

P.T.116是敦煌藏文文献中篇幅较长、内容丰富的一部综合性文献,其中有3部分集中了诸位禅师的语录,第一部分引述8位禅师语录,第二部分专门有一段摩诃衍禅师的说教,第三部分集中了18位禅师之论。文章在前人研究、辑录藏文原文的基础上,首次汉译了该部分内容,并以注释形式指出了其内容与其他敦煌文献、佛教文献的关联性;同时与其他藏文禅宗文献进行比对,分析了该文献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