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中国人对中美两国婚姻家庭状况的比较与思考——以伍廷芳、胡适为中心的考察

五四时期是中国思想观念急剧变化的时期,传统中国在婚姻、家庭方面缺陷很多,遥远的美国在婚姻、家庭方面的观念和做法引起了当时中国人的注意,但是,美国的婚姻家庭状况也并非尽善尽美,当时的人们在认可其合理性的同时,对其缺陷也有所批评,又认识到中国传统婚姻家庭的某些合理性的一面,这体现了日益现代性的中国人的辩证精神,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则体现了新旧交替过程中的特征。先进的人们还从婚姻家庭关系中进一步引申开来,认识到新式婚姻家庭伦理关系不仅对于家庭自身还有对于整个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爱情婚姻家庭道德观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对爱情、婚姻、家庭领域的道德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在爱情的本质及道德基础、婚姻家庭道德的历史性、资产阶级婚姻家庭道德的虚伪性和堕落性、共产主义社会爱情婚姻家庭关系中的道德要求、婚姻的离异及其道德要求等问题上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观点,也为我们提供了正确认识爱情婚姻家庭道德的重要理论资源.     

流动与农民工家庭性别关系的延续——基于对农民工家庭的质性研究

与以往的研究所得出的外出流动会导致两性关系变迁的观点不同,本研究通过对40个农民工家庭的质性研究发现,农民夫妻共同外出后,两性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根本性改变,原有的性别关系(无论是不平等的还是平等的)复制到了城市,两性关系在城市得以延续.     

合作与竞争：构建性别和谐的重要互动方式

两性关系是最为普遍的社会关系,两性关系是否和谐影响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为了维持和谐的性别关系,两性之间必然进行社会互动,互动的方式有很多,而对于构建性别和谐来说,合作与竞争是最为重要的互动方式.     

婚姻家庭视角下的税负认知与税改期待——"税收政策对婚姻家庭的影响"调查与分析

我国税收政策历来缺乏婚姻家庭视角、忽视婚姻家庭效应,以致某些调控性的税收举措给婚姻家庭带来始料未及的负面效应.对山东、山西、河南和北京四个地区1000余名受访者接受的问卷调查,真切反映出受访者对于家庭日常收入与支出、家庭财产持有与流转所涉税负的认知、应对以及期待,为确实了解和精准把握婚姻家庭成员对于当前税收负担的认知以及对于新一轮税收改革的期待提供了宝贵的统计分析数据,对于我们认识税收政策与婚姻家庭的关系、推动税收改革并践行家庭发展观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论苗族家庭的类型与发展

学术界普遍认为,人类在形成婚姻家庭之前有一个杂交的阶段。唯有动物的两性关系才称杂交,所以不属于婚姻家庭之列。正如马克思在叙述血缘婚姻时指出的,远古时候的原始游群“实行杂乱的性交,没有任何家庭”。杂交时代以后,产生了以母权制为基础的家庭,继而母权制让位于父权制,父权制发展的最高阶段是一夫一妻制家庭。和所有的其他民族一样,苗族家庭也是遵循这一轨迹而发展的。     

试论早期蒙古人的家庭观念

游牧和狩猎是早期蒙古人主要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家庭关系在蒙古人中确立较早,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组织基本上以家庭为单位来进行。伴随着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婚姻习俗多样化、高尚的妇女地位、财产继承和游牧狩猎的生产生活方式,古代蒙古人展示给我们的家庭观念是丰富而又独特的。     

从婚姻习俗看苗族史前婚姻家庭发展的遗迹

<正> 人类的婚姻家庭问题,从古至今就为人们所注目,它牵涉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吸取西方资产阶级民族学家的优秀成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他们科学地阐明了人类史前社会的发展经历过血缘家庭、普那路亚群婚及家庭、对偶家庭、父权     

从话剧《归来》看鲁彦周的婚恋书写

情爱叙事在“十七年”文学文本中一直处于比较次要的地位,而鲁彦周话剧《归来》却较好地平衡了革命叙事与情爱叙事之间的关系。在话剧中,作家从女性主体意识的遮蔽与觉醒、传统婚恋观的解构以及对现代家庭伦理关系的反思等角度揭示着他的婚恋书写,从中渗透着作家对两性关系及人性本质等问题的思考与探索。     

师陀的现代婚恋观探析

师陀是中国现代文坛上具有独特创作个性和浓厚人文情怀的作家。两性关系是他思考人生和社会问题的一个切入口。师陀作品中的现代婚恋观表现为：理想的家庭生活,是以男女互爱为基础的、和平宁静的田园诗般的生活;稳固的经济基础才能强大婚姻自身,但过度地追求金钱,也会毁灭爱情;理想的女性,既有传统美德,又具备主体意识。师陀设法在一种健康的婚恋关系中寻求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和解,因为它是整个人类获得幸福与和谐的先决条件。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创新与生产力、生产方式和“转形”与价值构成

生产领域是新技术出现的起因,但技术创新本身却是在R&D领域创造出来的。生产领域涉及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R&D领域涉及科研办、R&D方式与社会关系。因此,创新与生产力、制度、生产方式、科研力诸因素紧密相关,这些因素的发展必然影响到商品价值的"转形"和价值构成,从而引起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理解与探讨,研究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