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文所见明代在甘青地区弘扬藏传佛教的客观条件

明朝建立之初,即在甘青地区大力扶持藏传佛教,通过广建寺院、颁行诏谕等措施安定僧俗民众,基本实现了西北边疆社会的稳定。明朝藏传佛教之所以能在这里顺利传播,究其终极原因,是在明朝建立之前本地区就已经具备了民族融合的良好氛围、和睦相处成为深得人心的理念等客观条件。     

简论明代藏传佛教在五台山的发展

明代,在统治者的积极支持下,藏传佛教各派僧人纷纷来五台山弘付沸法,他们在此居住修行、讲经说法,甚至建立了自己的道场,这些都促进了藏传佛教在五台山的发展。五台山亦发展成为中国唯一一座汉藏佛教并存的佛教圣地,在民族团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文化边界”上的“文化嵌入”与民族交流、交往——以丝绸之路“洮河岷”段为例

“洮河岷”既是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自然边界,也是信仰道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等民族与宗教的“文化边界”,这里突显的是文化差异,而不是文化碰撞与对立;是文化相遇、相识与尊重;是文化嵌入、交叉、叠加、重合,而不是文化悬置.在文化边界上,各文化主体之间具有敞开、宽容的胸怀及“和而不同”的特征.     

藏传佛教与农村社区治理探析——以金川县腾龙寺田野调查为例

藏传佛教影响着藏族社会的各个方面,当前藏族农村社区的治理就与藏传佛教有着密切关系.本文在赴金川县腾龙寺田野调查基础上,通过对腾龙寺宗教活动影响社区生活的观察与访谈,从教育、医疗、文化交流和风俗四个方面分析当前藏传佛教在农村社区治理中的作用,期望此个案对农村社区治理有所借鉴.     

论藏传佛教寺院在传播《格萨尔》中的作用——达那寺及其格萨尔文物馆藏

藏传佛教文化的兴起,对藏族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佛教思想不仅在藏族民间文学作品史诗《格萨尔》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同时藏传佛教寺院对《格萨尔》的保护和传播亦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章以达那寺为例,就藏传佛教寺院在史诗传播中所发挥的作用等问题展开讨论。作者认为,在史诗《格萨尔》的流传过程中,藏传佛教寺院发挥了传唱、收藏、撰写、研究、收集格萨尔文物等重要的作用。     

村落:民间社会的文化等级——以甘肃洮岷地区青苗会权利类型为例

甘肃洮岷地区青苗会产生于清代初期,是负责洮岷地区湫神①祭祀活动的民间组织.根据会首参选条件的不同,洮岷地区青苗会内部的权利类型可以分为家族共治型、老人治理型、个人能力与经济主导型三种.在洮岷地区的青苗会组织中,神圣与世俗、精英与民间权力并存,权力类型较为多元,民间社会的文化等级性鲜明.     

清代的藏传佛教政策及其在蒙藏地区的实践

清朝在利用藏传佛教治理蒙藏地区的过程中,既继承了元明两代的宗教政策,同时又根据西藏的实际进行了改革,形成了自己的宗教政策。文章就清朝的藏传佛教政策作了介绍和分析,旨在使人们对清朝藏传佛教政策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由兰州永登县博物馆藏明清唐卡看15—17世纪河湟地区藏传佛教信仰的变迁

甘肃河湟地区为汉、藏、蒙等多民族交汇的重要之地,宗教信仰的多样性、复杂性在此地得到了集中体现,其中尤以藏传佛教信仰及传播最为兴盛。文章即从甘肃永登县博物馆保存的一批明清唐卡入手,选取其中一套26幅的珍贵组画作为基准,将其与其他唐卡的进行图像比对,通过对唐卡中上师的不同教派的分析,推测出这套唐卡是绘制在明清之际河湟地区鲁土司家族由噶举派改宗格鲁派之际;并结合文献试图对鲁土司家族及河湟地区15—17世纪藏传佛教的信仰变迁加以梳理和描述。     

藏传佛教楼阁式佛殿在喜马拉雅南麓的发展——以不丹建筑为中心

楼阁式佛殿诞生于吐蕃时期，是西藏早期宗教建筑的代表性形制之一。由于楼阁式佛殿在西藏保存完好的建筑实例较少，此类建筑的外观形态与空间象征性来源、发展历程及衰落原因尚无定论。本文以受到西藏建筑文化辐射的不丹为中心，研究楼阁式佛殿在喜马拉雅山周边地区的流布，分析楼阁式佛殿的原型、传播过程与特征，探讨藏传佛教建筑艺术的对外输出与地域性发展，以扩展西藏建筑艺术研究的广度。     

文化认同与多民族国家统一——以明代云南地区为例

明代对云南社会政治、文化快速发展起推动作用的一个重要要素是儒家思想在云南的传播和流布.在这个时代里,儒学的流布与移民的涌入改变了云南原有的文化结构,进而影响了云南的人口构成、民族分布、社会结构.促使云南社会结构与中国内地逐渐趋于一致,云南与中国内地的一体化进程加速.     

藏传佛教石刻大藏经考述——以青海果洛石经墙为例

藏传佛教石刻大藏经,是用金属等工具将藏传佛教大藏经(包括《甘珠尔》和《丹珠尔》部)镌刻在石头上的一种特殊的经书形式.这种经书形式在藏传佛教流布地区被称为“石经墙”.而青海果洛石经墙在青藏高原区域内的颇多石经墙中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意义,它不仅反映了藏传佛教石刻大藏经的形制和风貌,而且体现了藏传佛教石刻文化艺术的丰富多彩和博大精深.本文仅就果洛石经墙的人文地理环境、历史创建过程和分布及其规模作一考述,以窥探藏传佛教石刻大藏经的基本面貌.     

藏传佛教思想对藏族婚俗的影响——以四川省甘孜县农区婚俗为例

藏传佛教思想对藏族婚俗有着很大的影响。甘孜县藏族的婚礼程序中随处可见藏传佛教的影子,从说婚到完婚,礼物中不可缺少的哈达;祭坛时藏传佛教的“三白”牛奶、酥油、酸奶;认为结亲之日若大雪纷飞是幸福美满的吉兆;新娘到门口象征性地喝一口牛奶;用系有白羊毛的松树枝蘸着掺有牛奶的水向上中下弹三次祭祀诸神等。这一切郜表示新婚夫妇幸福甜美、万事顺愿、喜庆有余。这些婚俗文化反映了当地纯朴的民风民情,并以其独有的风格展现了甘孜县独有的婚礼程序以及在这些程序中根深蒂固的藏传佛教思想。     

略论封建王朝治边政策对宗教传播过程的影响──以藏传佛教在肃南地区的传播为例

肃南地区的藏传佛教形成全民信教局面，本文就其形成的根源──封建王朝治边政策对其的支持作了认真的研析。     

文化振兴视域下楹联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以闻喜县寺底村为例

楹联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具有用词对仗等文化特征。楹联文化历史悠久、用途广泛。对楹联文化的研究,可以提高民众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山西闻喜县寺底村有创作楹联的传统,在当代社会颇受重视,有固定的创作群体和传承群体,并在节庆和婚丧嫁娶人生礼仪场合广为应用。楹联成为寺底村的标志性文化,对传统村落的振兴有积极的意义。     

藏传佛教中国化在甘青河湟地区的当代实践和发展态势——基于本区域东北段佛教寺院的调查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藏传佛教中国化是我国宗教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甘青河湟地区东北段位于青藏高原东北缘,是青藏高原东部多文化互动的典型区域,历史时期和当代都处于宗教中国化的前沿地带。文章基于多次实地调研获得的材料,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从当代实践方面对甘青河湟地区东北段藏传佛教中国化进行了研究,并探讨了其发展态势。研究发现,目前,甘青河湟地区的藏传佛教继续保持着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同时信教群众日趋多元,宗教仪式汉藏交融,寺院神灵汉藏共处,宗教建筑、宗教艺术也更加本土化,这些都无不体现出这一区域宗教中国化的特点。甘青河湟地区的藏传佛教在历史时期已经走出了一条以中华文化为底色、融合区域特点的宗教中国化道路,在宗教中国化的当代实践上也正在呈现出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点的发展态势。     

移民安置与回族“教坊”的重构——以宁夏红寺堡移民开发区为例

移民搬迁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仅仅是经济系统的重建,还是社会系统的重构。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红寺堡移民开发区是目前国内最大的移民开发区之一,在移民安置过程中由于没有考虑到回族内部教派门宦的差异性,没有将同一教派门宦的回族群众集中安置,在移民开发区新形成的众多回族村落中出现一个回族社区多种教派门宦并存的现象,导致宗教活动场所过多,布局不尽合理,对回族社区的整合与重构带来不利影响,无形中也增加了移民成本与回族群众的经济负担。文章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宁夏"十二五"期间,回族移民安置工作提出几点建议。     

双重周边地带的宗教共存现象及其演变——以舟曲县藏传佛教与地方神“婆婆”的关系为例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存在多种宗教并存的现象,经过"3·14"事件可以看出,该县藏传佛教与地方神"婆婆"的和平相处对于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地方稳定发挥了巨大作用.应该继续加强该地区的宗教交流,消除不利影响,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岷州攒都沟藏族土司世系及相关史事研究——以新发现的“攒都沟后土司宗图”为中心

岷州攒都沟后土司向来被认为是甘青地区的重要土司家族,与明封大智法王班丹扎释同出一族,历来受到学界的关注.已有史料中关于其家族世系大致有五种记载,各史料相互之间亦多有抵牾.本文以新发现的“攒都沟后土司宗图”为核心,对该土司的世系及相关史事进行了分析研究,初步厘清了后氏土司的世系、品级等相关问题.     

以“四坚持”力推民族地区发展——以绥宁县为例

<正>邵阳市绥宁县位于湘西南边陲,聚居着苗、侗、瑶等19个民族,有少数民族人口21.7万,占总人口的62%,少数民族乡14个,占乡镇总数的67%,是全省少数民族乡最多的县。近年     

论藏传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中央王朝因素——以元明清三代为例

佛教自公元7世纪传入西藏就开始了本土化历程,从吐蕃时期王室主导推动到分裂割据时期自主以教派形式走向民间,佛教在西藏最初阶段的曲折发展过程中也探索出了实现中国化的主要方向、基本路径、转化标准和推动方式。元代以来,西藏地方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行政管辖,这一历史新阶段的开启也宣告藏传佛教中国化进程中出现了中央王朝这个最强有力的推动者和引导者。元明清三代,中央王朝均制定实施了相应的藏传佛教管理制度,在三代中央王朝的引导和推动下,这一时期藏传佛教不但积极、主动地尊奉中央王朝、亲近内地文化,而且在教派传承、教义教理、管理制度、文化交流、学经教育、寺庙经济等方面都有了不断适应本土特性的创新和发展。与此同时,在历代中央王朝的庇荫下,藏传佛教加快对外传播,不再局限于涉藏地区、藏语、藏文和藏族,从而成为根植中华大地、多民族共享的文化,实现了藏传佛教更进一步的本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