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在藏区的主要战役

正编者说明1935年4月至1936年10月间红军长征经过了藏族同胞聚居的地区,这是环境最恶劣,战斗最激烈的地区。为了纪念这段历史,编者根据《红色记忆——藏族群众支援红军长征历史资料》《阿坝州志之红军长征在阿坝(1935年4月—1936年8月)》《中国战典(下卷)》等文献资料编辑整理了此文。     

红军长征在藏区的主要会议

正编者说明1935年4月至1936年10月,红军长征在经过藏族同胞聚居的地区时召开了多次重要会议。这些会议改变了红军错误的政治路线、解决了红军的团结统一问题,从而使红军从失败走向了胜利。为了纪念这段历史,编者根据《红色记忆——藏族群众支援红军长征历史资料》《阿坝州志之红军长征在阿坝(1935年4月—1936年8月)》《长征行》、人民网的《沙窝会议》及《毛尔盖会议前后》、南方新闻网《毛尔盖会议》、中国网《长征途中决定红军战略走向的历次会议》等文献资料编辑整理了此文。     

从长征文物看红军对藏区的宣传——基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长征文物收藏的考察

1935年4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中先后途经今四川阿坝和甘孜、云南迪庆、青海果洛、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红军顺利经过社会政治制度复杂,经济落后,存在很深民族隔阂,环境条件险恶的藏区,是由于红军不畏艰难困苦,战胜了围追堵截的敌人和恶劣的自然环境,而红军对藏区开展的一系列宣传活动,消除了藏族民众的隔阂与恐惧情绪,得到他们的理解、认同和支持,是红军顺利经过藏区,最终取得长征胜利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长征过藏区文物遗存,是红军和藏族人民在中国革命危难之际,同心一致,共同谱写出中国革命胜利篇章的历史见证。本文以此为研究对象,述析红军对藏区的宣传活动,发掘蕴积文物背后历史深处的民族团结洪流。     

略论红军长征到达西北地区后争取少数民族的工作

1935年7月至1936年10月,红二十五军、红一、二、四方面军长征先后胜利到达西北地区。由于西北地区是回回、蒙古等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并"有着占人口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三的广大回民群众"①,因此,"红军今后在中国西北部的活动,也到处不能同少数民族脱离关系","争...     

红军长征的胜利也是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

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先后完成了长征这一战略转移壮举,谱写了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英雄史诗。据有关战史资料记载,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行进在少数民族地区125天,占长征时间的33.7%;红二方面军(二、六军团)行进在少数民族地区5669里,占全部行程近1/3;红四方面军近4/5的长征时间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度过的。整个长征途经福建、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陕西、甘肃、青海等10余省,其中包括苗、瑶、壮、彝、藏、回、侗、水、布依、土家、白、纳西、羌、裕固等十几个少数民族杂居或聚居地区。     

藏族群众对红军长征胜利的贡献

1935年5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藏区时由于严格执行党的各项民族政策,赢得了藏族人民的信任和拥护。藏族的普通群众和很多开明的上层人士从人力、物力及道义上采取各种方式支援红军,为红军取得长征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文章从充任翻译、向导,搭起红军胜利的桥梁;成立地方武装,维护秩序、平定叛乱、配合红军作战;支援粮食、发展经济,解决红军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藏民参军,为红军补充优秀兵力;救护伤员、保护红军;运送物资、铺路搭桥等其他支援红军的活动等6个方面对藏区群众对红军长征胜利的重大贡献作详细论述。     

红军长征在藏区播下了革命种子

一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二方面军及第四方面军在1935年4月至1936年10月间,分别先后经过现在的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和甘孜藏族自治州、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到达陕北。第一方面军在遵义会议后,由毛主席、朱总司令率领向云南、四川前进。从云南元谋县绞车渡渡过金沙江,于1935年5月24日到达四川石棉县的安顺场。红军抢渡大渡河,渡过一个师,为右纵队,其余为左纵队,     

藏族人民支援红军长征

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整整两年的长征中,红军在四川经历的时间最长,从1935年底红一方面军第一次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到1936年8月中旬红二、四方面军北出甘南,共有一年零八个月,这段时间主要是与国民党反动派转战于四川藏族地区。     

我党卓有成效的宗教工作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长征,以后各路红军相继踏上征程,直到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静宁、会宁地区会师,结束长征。红军所经过的湘、黔、滇、川、康、甘、陕地区,生活着苗、瑶、壮、纳西、布依、白、侗、土家、彝、羌、回、藏等少数民族,他们都有许多不同的宗教信仰,党和红军能否做好信教群众的工作,直接关系到红军的进军顺利与否。因此,长征既是中国革命由经受挫折转向胜利的转折点,也是党的宗教工作得到卓有成效开展的时期。尊重宗教界上层人士在信教群众中的地位,保护他们的宗教财产,并视其为统一…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纲领政策(1934.10─1937.7)──中国共产党民族纲领政策形成和发展研究之二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期在中国革命史上属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本文研究的“长征时期”的时间段是从中共中央和红军总司令部撤离瑞金的时间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０日为起点，以１９３７年的７月７日“芦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为终点。长征开始后，我们党和红军先后经过瑶、侗、布依、彝、土家、仡佬、白、纳西、羌、裕固、东乡、壮、水、回等少数民族地区，大量接触了少数民族，也遇到了许多民族关系和其它的民族问题，做了大量的民族工作，提出了许多处理民族问题的纲领和政策。这一时期党的民族纲领、政策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发展和…     

长征路上民族情谊深——红军的告示与购粮收条

1935年4月至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长征中曾分别经过川、滇、青、甘的藏族地区,国民党反动派害怕藏族群众接近红军,采取了欺骗和高压政策,规定:凡帮助红军给红军带路、当翻译或卖粮食给红军者,均处死刑。因此,藏族群众听说红军来了,便躲藏起来,给红军的行动造成极大的困难。但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都在我党的民族政策和红军的模范行动面前被粉碎了。在进入草地之前,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就特别指示各级指战员,要教育红军战士尊     

长征时期中共对藏族上层人士的统战及其重要影响

红军长征时经过苗、瑶、壮、彝、藏、羌、回等十余个少数民族聚居和杂居的地区,在滇、川、康、青、甘藏区转战达一年半以上。红军经过这些藏区时,对藏族上层人士开展了细致入微的统战工作,双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为后来新中国巩固对民族地区的管理,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顺利解放西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安多藏区藏族文化面向21世纪学术研讨会”在兰州召开

“安多藏区藏族文化面向21世纪 学术研讨会”在兰州召开 中国藏区是由卫藏(西藏自治区)、康巴(四川甘孜州、西藏昌都地区、青海玉树州、云南迪庆州等)和安多(青海藏区、甘肃藏区和四川阿坝州等)三大藏语方言区构成的。安多藏区是中国藏     

1936年红军长征在康区白玉的历程及其意义

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的两年中(1934年10月-1936年10月),经过了苗、瑶、壮、侗、土家、布依、回、彝、羌、藏族等十多个民族.其中,在四川民族地区停留、修整时间较长.1936年6月14日,由总指挥贺龙(1896-1969)等人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红二、六军团进入康区.该部红军从西康西南部巴塘县向白玉县进发,15日抵达,30日离开,总计在白玉县停留、修整了15天,基本走遍了白玉县全境.红军顺利通过白玉全境,在时间上属于长征的后期,文献记载较少,但是他们执行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与宗教政策、群众路线,得到了当地民众的支持与拥护,扩大了革命思想在当地的影响.在四川省甘孜州白玉县委、县府大力发掘文化资源以推动县域旅游业的发展、“红军长征在甘孜80周年”之际,回顾这一段历史,具有独特的意义.     

我军少数民族将军录(之二)

黄正清(1903—):藏族,四川省理塘县人,1955年授少将军衔。现为六届全国政协常委。建国前曾任地方保安司令。建国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畜牧部副部长,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甘南藏族自治州州长、甘南军分区司令员,甘肃省副省长。彭飞(1914—):土家族,湖南省永顺县人,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现任福州军区司令部顾问。 1934年参加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入党,参加过长征,任过红军师政治部干事。抗战时期,任八路军旅司令部参谋,苏鲁豫支队三大队作战参谋,新四军旅     

红军长征与近代贵州民族关系的变迁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交错杂居和少数民族成片聚居的省份,红军长征经过贵州不仅是一支军队的突围行动,它引发了贵州社会多方面的变迁,民族关系亦不例外.红军长征前贵州的民族关系形势是,一是少数民族众多,二是由于历史及现实的原因,民族关系紧张.红军经过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党和广大红军战士经过亲身经历,对中国的诸多民族问题,特别是少数民族的生存环境、风俗习惯等方面有了切身的认识.结合贵州少数民族众多的特殊情况,党和红军积极主动调整政策,积极制定并通过各种形式大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对民族问题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政策与策略趋于实际与具体.基于红军长征在贵州等民族地区的一系列政策基础和历史经验,党的民族政策很快成熟与完善起来.     

长征时期汉藏民族关系的深化发展及其对藏区社会的影响研究——以四川藏区为例

四川藏区是红军长征途经地域最广、聚集人数最多、停留时间最长、所处环境最艰险、最早建立少数民族革命政权的地区,红军在四川藏区期间,积极、妥善处理与藏区广大群众、上层人士的关系,汉藏民族交往进一步加强;积极帮助藏区群众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民族自治政权,努力建构民族平等的新型政治关系;四川藏区人民群众给予红军巨大的支援和帮助,对保存红军势力、支援红军北上作出了巨大贡献。长征进一步加强了四川藏区汉藏民族的密切交往,深化了汉藏两族的友好关系,对四川藏区社会的政治、社会、血缘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1999年全国藏学研究论文资料要目索引(上)

政治法律也谈西藏封建农奴制的必然灭亡新援藏办法的成功实践 赵承石永红 多穷《目§望》J 999.1《中国少数民族百年回顾》(一):从黑夜到黎明(下) 闰楚 《民族画报》1999.2中新泰《中国藏学》1999.1 《中国少数民族百年回顾》(二):进入民族当代西藏人民政治参与的发展 王金洪《中国藏学》1999.2平等团结新时代(下) 闭楚《民族画报》lg99.3关于寺院、僧侣、活佛的法律地位与财产所 《中国少数民族百年回顾》(三):实行民族 有权刍议 洪源 《西藏研究》1 999.1 区域自治 闭楚 《民族画报》1999.2回顾四十年的变化奋勇前进略论红军长征到达西北…     

长征时期四川少数民族革命歌曲述论——以康藏为中心

四川少数民族地区是红军长征时期战斗历程中重要一段,而少数民族革命歌曲是红军经过的历史掠影,反映了其间发生的事件与战斗,以及民族关系。本文以红军长征时期藏族等少数民族地区革命歌曲为中心,分析了长征时期四川少数民族革命歌曲的内容和作用,指出,它是党和红军以及广大人民群众革命斗争实践的真实写照,可以用来宣传群众,打击敌人,可以起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组织人民战斗的作用;它还是红军长征精神的重要载体,是值得珍惜的重要红色文化资源。     

红军“长征”一词的由来

“长征”一词,随着红军长征的发展有一个演变过程,并不是一开始就明确的。据中央档案馆梁慧荣的考证,“长征”一词的首次使用是在1935年5月中共中央以红军总司令朱德名义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布告指出：“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