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禅大师与民国时期汉藏文化交流

民国时期,汉藏佛教界的文化交流是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发展的重要渠道.其中,班禅大师躬亲力行,前往内地研讨显密持法修行,弘法宣化,举行法会,筹建蒙藏学院,组织翻译佛教经典,介绍藏传佛教的教理和修习方法,从宗教与国家、宗教与政治的层面来弥合汉藏宗教文化认识上的隔阂.班禅大师在促进双方关系向纵深发展上超越文化层面的承载,赋予文化交流以纠补汉藏关系的社会功用,在认识宗教文化的历史定位和角色问题上给我们新的思考与启示.     

从文学看汉藏文化交流

本篇试图通过藏族文学这一角度论及汉藏两个民族在历史上的文化交流。强调以唐朝的两位公主先后嫁到吐蕃为契机 ,所产生的大规模的文化交流 ,着重介绍医学、建筑、壁画、文学和茶马互市等情况     

民国时期喜饶嘉措汉藏文化交流活动研究

文章介绍并探讨了民国时期喜饶嘉措在沟通汉藏文化交流方面的活动,如:国民政府邀请喜饶嘉措前往内地大学开设西藏文化讲座,追溯汉藏文化交流的历史;支持汉藏佛学研究团体翻译整理佛教经典,建立双方互鉴的研修基础。抗战期间,喜饶嘉措前往甘青宣传宗教文化政策与抗战方略,以国家认同意识稳定边疆民众;递交国民参政会提案维护佛教文化,团结边疆民众。为培养汉藏文化交流人才,喜饶嘉措在古雷寺举办青海喇嘛国文讲习所,增进彼此共存共依观念与共同体意识。     

国内学术界汉藏文化交流史（唐代～1949年）研究状况述评

汉藏文化交流是汉藏关系发展与演进的重要组成部分。概览当今学术界汉藏文化交流史研究,主要是以宗教、经济、文学艺术等作为文化交流的载体,以朝代的更迭和政局的演变为维度,认识彼此在交流中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和互补的过程。唐、元、明、清时期汉藏之间的文化交流呈现出时间上的阶段性以及特殊性。当今藏学界更多地是以断代史的角度探究汉藏文化交流,归纳历史特征,探析推进因素。民国时期汉藏文化交流过程中,非政府行为有所增加。当今学术界对此研究则相对薄弱,且侧重于关注政治文化在双方交流中的操作与演变。与此同时,佛教界之间的交流研究也逐步引起学者关注。     

浅析馆藏元代卵白釉瓷器特点

元代卵白釉瓷器,是对元代景德镇地区创烧的一种白釉瓷的统称,其胎体敦厚、色白且微微泛青,与鹅蛋圆润色泽相似,由此而得名。元代卵白釉瓷器是我国瓷器文化中的瑰宝,因作工精巧、釉层较厚、胎体洁白致密且外型典雅大方、富有东方神韵与传统美学思想,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工艺价值与观赏价值。文章以馆藏四件元代卵白釉瓷器特点为研究焦点,简要介绍馆藏四件元代卵白釉瓷器的来源,重点从工艺、器型、纹饰、款识和釉色五大方面分析馆藏元代卵白釉瓷器的特点。     

民国时期的汉藏文化交流述评

汉藏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即使在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复杂而微妙的民国时期,仍维系着文化交流的纽带.文章从文化交流以及经贸人员往来等角度对民国时期的汉藏文化交流作一概述,并论及这一时期汉藏文化交流的特点和功能.     

《土地神广经》中的汉藏文化交流研究

土地神在藏语中叫“萨达”(■),与“念”(■)、“鲁”(■)、“赞”(■)等是青藏高原本土的神灵。藏族文化传统中认为动土翻石、砍伐树木、污染水源、建房立柱等皆是触犯土地神的行为,会招来危害,因此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产生了各种禳解“土地神”危害的仪轨。民间祭司“莱坞”家藏的手抄经文《土地神广经》(■)为系统讲述土地神族系、分类、形象、功能、危害和禳解方法的仪式文本,其中列举的“土地神”种类庞杂、形象各异,掌管的领域非常宽广,从天地的形成、人类的繁衍、动物的生死、植物的生长,到瘟疫、地震、冰雹等。通过分析内容可知,其文本在形成过程中杂糅了当地文化、中原文化和印度文化,尤其是中原的五行占算是文本的核心内容。禳解土地神危害的仪式文本多托名为“孔子神变王”(■)所著,学者认为“孔子神变王”的原型是儒家先师孔子,佛苯都将五行占算和禳解术归入其名下,也从侧面表明了与中原文化的密切联系。文章从汉藏文化交流的视阈出发,分析和考证了藏族民间拥有深厚信仰基础的土地神文本中的中原文化因素,以此阐释汉藏文化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密切关系。     

唐代汉藏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

本文认为唐代汉藏两族宗教文化交流通过民间的方式,将汉地的儒家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传递到了藏区民间,也将藏族的苯教文化和其它宗教习俗传播到了汉地民间。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有益地推动了学者、僧侣层面和官方层面宗教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从某种程度上保持了学者、僧侣层面和官方层面宗教文化交流的成果。     

清宫旧藏藏传佛教风格瓷器与帝王宗教信仰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浩如烟海的藏品中,一些器物明显具有藏传佛教风格,它充分体现出自元明清以来,由于历代帝王对藏传佛教所采取的扶植政策,使得藏传佛教文化对中原文化产生了极大影响.本文着重讨论的是清宫旧藏中属于元明清时期的大量带有藏传佛教风格的瓷器,以丰富的档案资料,力求从帝王的宗教信仰,及其对瓷器制作的影响等角度进行更广泛的探讨.     

宋代汉藏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

文章认为,汉藏两族宗教文化交流主要反映在三种层面上：民间层面的渗透影响、学者僧侣层面的交流传播和中央王朝与地方政府官方层面的往来贡赐。文章仅就宋代汉藏两族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略作考察,至于其他历史时期与其他层面宗教文化交流则另撰文论述。关于宋代汉藏宗教文化交流,学界关注者寥寥无几,至于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则更鲜有问津之人。认为宋代汉藏两族宗教文化交流通过民间方式,将汉地的宗法性传统宗教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传递到了周边藏区民间,也将藏传佛教文化、苯教文化和其他藏族宗教习俗传播到了周边汉地民间。汉藏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有益地推动了学者、僧侣层面和官方层面宗教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从某种程度上保持和深化了学者、僧侣层面和官方层面宗教文化交流的成果。     

全国首家汉藏文化交流基地打造湖北跨越援藏新理念

2011年5月13日,全国首家汉藏文化交流基地(西藏印象)在武汉国际会展中心正式揭牌.湖北省旨在通过这个窗口将西藏的企业、产品、文化、旅游等长期、可持续地向华中地区辐射.该基地的模式是武汉市立体跨越式援藏的又一次积极探索,这种双向的援藏模式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实践.     

民国时期汉藏佛教界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

民国时期,汉藏佛教界承载着关注国家命运的历史使命,自觉认识到现代佛教文化发展过程中文化与政治之间依赖相存的关系.基于共同文化渊源的交流活动推进了汉藏佛教彼此间的了解和借鉴,佛教在逐步拓展的过程中体现出文化对于政治的跨越与纠补.     

论元代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

本文从蒙古族和藏族两个方面阐述了元代统治者接受藏传佛教的历史背景,对无政府接受藏传佛教的历史原因进行了论证,概述了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途径、范围及产生的社会影响。     

明代瓷器与汉藏文化艺术交流

西藏传世的明代官窑、民窑瓷器和汉、藏文献记载表明:明代内地瓷器源源不断地输入西藏和其他藏区,对改善藏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起到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内地宫廷和民间使用的瓷器也受到藏族文化艺术的浸染,汉藏文化艺术的交流与融合在明代瓷器上得到鲜明的体现。     

从版画看西夏佛教艺术对元代内地藏传佛教艺术的影响

西夏在藏传佛教艺术向内地的传播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藏传佛教艺术随着藏传佛教不仅传到了西夏 ,而且在西夏生根、开花 ,在自己艺术的基础上融汉传和藏传佛教艺术于一体 ,形成了独特的艺术。这一艺术对元代内地藏传佛教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本文以版画为例 ,通过西夏和元代内地藏传佛教版画艺术之间的比较研究 ,具体揭示了二者之间的这一关系。     

东西文化交流在元代蒙古族服饰中的体现

蒙元统治者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大国后，贯通南北大运河，开辟海运航线，设置遍布全国的驿站，使交通运输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达景象。虽然钦察汗国与伊儿汗国逐渐独立，但仍然与元政府保持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元政府也通过钦察汗国与今克里米亚和欧洲各国建立贸易关系；通过伊儿汗国与阿拉伯国家建立贸易关系，     

从版画看西夏佛教艺术对元代内地藏传佛教艺术的影响(续)

西夏在藏传佛教艺术向内地的传播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藏传佛教艺术随着藏传佛教不仅传到了西夏 ,而且在西夏生根、开花 ,在自己艺术的基础上融汉传和藏传佛教艺术于一体 ,形成了独特的艺术。这一艺术对元代内地藏传佛教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本文以版画为例 ,通过西夏和元代内地藏传佛教版画艺术之间的比较研究 ,具体揭示了两者之间的这一关系。     

清代民国时期汉藏连接地带的汉藏通婚及其影响

文章立足于清代民国时期的文献资料,探讨了汉藏连接地带汉藏通婚的历史过程,汉藏通婚得以实现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基础,并对通婚对汉藏社会、文化、经济交流的重要影响进行了探析。指出以男丁为主的汉族移民和男少女多的藏族社会存在结构性互补,是“汉男娶番女”这一通婚模式的人口学基础;勤劳、体健、能对汉族男丁在藏地的事业发展产生助益是藏族妇女成为汉族男丁理想婚姻对象的主要原因,与之相对,身份、财富、劳力、特殊技能等家庭物质生活保障能力是汉族男丁能够入赘或娶得藏族女子的主要原因。汉藏通婚家庭的成员以“翻译”的身份,不仅有效的促进了汉藏民族间的经济交流,而且对汉藏民族间感情的沟通,文化的交融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元代的回回茶饭

元代回回人严格按照伊斯兰教规定的宰牲法--"断喉法"宰食羊肉,以羊肉为主料或佐料制成回回茶饭,它不但烹饪精巧,味美可口,而且具有一定的食疗价值.一些回回茶饭还流传到国外,深受国外人民的喜爱,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篇.     

元代汉地佛教与藏传佛教之交流述略

一、藏传佛教学者对汉地佛教的了解汉地佛教虽早在唐朝时就已传入西藏,但由于朗达玛灭佛,使大量史料被毁.因而有关藏传佛教学者对于汉地佛教了解的记录,并未留下很多的史料.元代以后的藏传佛教史书才对汉地佛教有了较为详细的记载.如《红史》、《王统世系明鉴》、《雅隆尊者教法史》、《汉藏史集》等书都对佛教在汉地的传播、流变以及汉藏佛教关系作了解说.如《红史》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