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拉寺调查[续]

喇嘛的生活来源,主要是地方政府(噶厦)的供给,寺庙(包括措钦、扎仓、康村)的供给,各方面人士的布施,外出做工、念经的收入,家庭补助等五个方面。在寺庙供给中包括布施收入。地方政府每年供给全体喇嘛365次酥油茶,每次每人3碗;发给每个喇嘛2克青稞(克:28市斤),37两9钱半藏银。寺庙供给包括措钦、扎仓、康村三种。措钦包括其所属单位的供给,是对全寺喇嘛     

佑顺寺关公殿:藏传佛教最早的关公崇拜探源

既有研究认为,关公信仰正式进入藏传佛教体系始于乾隆时期,并和雍和宫改建有关。文章指出,康熙年间敕建的辽宁省朝阳市佑顺寺,始建时即有关公殿并保存至今,表明关公崇拜正式进入藏传佛教体系不晚于佑顺寺落成的1707年。文章梳理佑顺寺藏传佛教石雕、朝阳市地方志和清末海外汉学家在佑顺寺的研究记录,表明佑顺寺从规划到传承,始终是藏传佛教在东北地区重要的传经和藏经寺庙。朝阳市位于东北、漠南和京畿地区交界,地处清朝统治北方地区的核心位置,北京白塔寺的主持喇嘛卓尔济负责筹建佑顺寺并担任首任主持,在此前后,朝阳也成为藏传佛教经文译为蒙古文的重要地区,后世乾隆等历代清朝皇帝往返盛京(沈阳)途中也都在佑顺寺驻留,这些都反映了佑顺寺在清朝敕建藏传佛教寺庙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清朝通过佑顺寺等敕建藏传佛教寺庙的布局,在蒙古、东北地区和京畿地区建立起藏传佛教体系的多个节点,正反映了清朝将藏传佛教“国教化”和“王朝化”的思路。而佑顺寺中专门建成的关公殿,体现着清朝借助藏传佛教来管理国家,吸收不同民族和地区文化的特点,也反映了藏传佛教的开放和包容。     

论藏传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中央王朝因素——以元明清三代为例

佛教自公元7世纪传入西藏就开始了本土化历程,从吐蕃时期王室主导推动到分裂割据时期自主以教派形式走向民间,佛教在西藏最初阶段的曲折发展过程中也探索出了实现中国化的主要方向、基本路径、转化标准和推动方式。元代以来,西藏地方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行政管辖,这一历史新阶段的开启也宣告藏传佛教中国化进程中出现了中央王朝这个最强有力的推动者和引导者。元明清三代,中央王朝均制定实施了相应的藏传佛教管理制度,在三代中央王朝的引导和推动下,这一时期藏传佛教不但积极、主动地尊奉中央王朝、亲近内地文化,而且在教派传承、教义教理、管理制度、文化交流、学经教育、寺庙经济等方面都有了不断适应本土特性的创新和发展。与此同时,在历代中央王朝的庇荫下,藏传佛教加快对外传播,不再局限于涉藏地区、藏语、藏文和藏族,从而成为根植中华大地、多民族共享的文化,实现了藏传佛教更进一步的本土化。     

简析内蒙与西藏喇嘛寺建筑的异同

藏传佛教曾在内蒙各地有着深远影响,是藏、蒙两族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内蒙地区的藏传佛教寺庙正是这一文化交流的直接产物。但内蒙临近中原,受汉族文化影响亦深,且有自己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所以内蒙佛教寺有着独特的风格,与藏、汉寺庙相比,个性鲜明。在此对内蒙与西藏佛教寺庙建筑的异同简析一二,以求抛砖引玉。     

阿升喇嘛考

阿升喇嘛是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旗历史上首任札萨克达喇嘛(追认),他早年频繁往来于蒙藏地区间,对藏传佛教格鲁派传入蒙古地区功不可没,也为蒙、藏、满等民族间的相互联系起过重要的作用。有关该喇嘛历史事迹在蒙、藏、汉、满文书写的历史文献中均有述及,不过,对其身份来历和历史事迹等的记载,不同文字文献又有所不同,故研究者们就该喇嘛相关问题的阐述还未达成共识,因此,极有必要对其历史事迹做系统考述。     

阿升喇嘛考

阿升喇嘛是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旗历史上首任札萨克达喇嘛(追认),他早年频繁往来于蒙藏地区间,为藏传佛教格鲁派传入蒙古地区功不可没,也为蒙、藏、满等民族间的相互联系起过重要的作用.有关该喇嘛历史事迹在蒙、藏、汉、满文书写的历史文献中均有述及,不过,对其身份来历和历史事迹等的记载,不同文字文献又有所不同,故研究者们就该喇嘛相关问题的阐述还未达成共识.本文将运用相关文献对阿升喇嘛身份来历和主要的历史事迹做一系统考述.     

清代蒙地藏传佛教寺庙丁科尔扎仓教育

清代蒙古族地区比较大的藏传佛教寺庙,均设立各种扎仓（即拉省、学部、学院、学塾、僧院）,这些扎仓是蒙古族喇嘛们学习经典的学校、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专业机构。通过这些专业的学习和研究,把印度、西藏和内地的文化传播到蒙古族地区,对于交流各民族文化、丰富和发展通辽地区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大的寺庙中设置的扎仓,     

民国政府的治藏政策与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民国时期,在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较为困难的背景下,由汉藏民间僧俗大众掀起,并得到历届民国政府支持的汉藏佛教文化交流活动迅速发展,不仅推进了汉藏佛教界的交流与互动,而且有助于加强西藏与内地各族民众的交流与了解,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文化、心理基础,推动了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在历届民国政府支持下,以九世班禅、诺那呼图克图、喜饶嘉措等为代表的藏传佛教僧人在内地弘法讲经、传播藏传佛教及西藏文化,传播的人群范围不再局限于以往的皇室、高官等阶层,而是拓展至内地更广大的各阶层民众。传统的藏传佛教法会具有了团结民众、抵御日本侵略等时代意涵。1936年,国民政府制定颁布《喇嘛转世办法》,沿袭清代治理西藏之策,以国家法律管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事宜。同年,国民政府还颁布《补助汉藏僧侣游学规则》。这些政策措施极大地促进了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加强了西藏与内地的联系。     

藏传佛教寺庙经济的变化——四川甘孜、德格两县寺庙经济活动的调查

寺庙经济活动的问题是寺庙问题,也是宗教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全民信教的藏族聚居区,由于寺庙在广大群众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寺庙经济活动的内容、形式、发展方向,对宗教职业者和信教群众的经济生活,对藏传佛教自身的兴衰,以至对藏区社会经济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因此,调查、研究藏传佛教寺庙的经济活动的状况,分析其发展的趋势,应当是当前研究藏传佛教的问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色拉寺调查

《色拉寺调查》是宋赞良同志根据1959年他与多杰才旦同志为负责人,由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机关的藏汉族干部,拉萨中学的教师,自治区人民医院的医务人员等组成的工作队进驻色拉寺调查的稿本整理加工而成的。调查材料主要来源于色拉寺及其附近所属小寺的有关执事人员的座谈、叙述、讨论和一般喇嘛反映的情况,以及有关帐册登记等文字资料。《色拉寺调查》值得一读,对于我们了解旧西藏社会三大领主之一的寺庙,研究藏传佛教寺院和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及封建农奴制是极为可贵的资料。本文较长,共包括:色拉寺的由来、组织机构与执事人员、规章制度、喇嘛等级、喇嘛的生活来源.财产占有与开支、色拉寺属寺等七大部分。本刊予以连载,以飨读者。     

民主改革前四川藏传佛教的寺庙经济

迄至本世纪50年代中期，四川藏区和国内其它藏族聚居区一样，仍处于封建社会发展的初期，大部份地区虽然已经实行封建领主制，但都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奴隶制的残余。当时的藏传佛教寺庙，以地租、高利贷、差税、经商、代牧牲畜、化缘、收取布施、吃绝业等多种方式剥削广大农奴，形成了资本雄厚、规模可观的寺庙经济。这种寺庙经济与汉区佛教寺庙经济有显著的区别，其性质实际上是极少数上层僧侣操纵的一种特殊的农奴制经济。寺庙，是以神权的外衣包裹着的农奴主经济实体，具有典型的阶级压迫、剥削的特征。在社会封闭、经济发展十分落后缓慢…     

清代阜新地区藏传佛教圣经寺壁画艺术研究

清王朝时期,藏传佛教成为阜新地区蒙、满、汉民众的灵魂主宰与精神归宿.因此,这一时期寺庙众多.壁画作为寺庙殿堂装饰的重要部分,亦承载着教化民众、宣扬佛法的功用.蒙古族藏传佛教寺庙圣经寺壁画融合印、藏、汉等地的多种文化艺术元素,以其丰富的内容、精巧的构图、绚烂的色彩、高超的技法,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地域特色与民族特色.作品既有印藏佛教壁画的端丽、妍美,也有中原画风的潇洒蕴藉和平朴精细,更饱含着蒙古族蓬勃、昂扬、粗犷豪放的民族气韵,充分体现出艺术与教义的完美结合,堪称清代东蒙地区藏传佛教壁画艺术的典范.     

藏传佛教寺庙管理制度化与法治化的历史和现状

历史上,藏传佛教寺庙管理在不同时期形成了相应的内部管理制度,对藏传佛教的发展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受政教合一制度的影响,寺庙管理从早期的堪布主导的管理制度演变为教派领袖主导的管理制度,再发展到活佛主导的管理制度,体现佛教教义和学经教育的内在需求的同时,也受封建割据势力和地方政权、部落、土司等世俗政治的影响,对藏传佛教的存续和发展产生了积极和消极双重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寺庙管理制度开启了历史新纪元,步入了民主化、法治化的轨道,寺庙管理实行了自我管理、民主管理、依法管理,为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提供了制度保障。文章围绕吐蕃时期藏传佛教寺庙的修建以及相应制度的建立、后弘期和政教合一时期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寺庙管理制度、新中国成立后崭新的藏传佛教寺庙管理制度的建立等方面,对藏传佛教寺庙管理制度化、法治化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与归纳。     

明朝政策与15世纪中期藏传佛教在汉藏走廊的传播机制述论

明朝于15世纪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刺激了藏传佛教在汉藏走廊地带的发展。宣德时期开始,藏传佛教僧人得以频繁赴京,汉藏之间的互动与联系因之加强。正统时期,朝廷允许藏传佛教僧人自在游方,藏传佛教僧人因之发挥能动性,借力地方军政系统的赞助以恢复、新建藏传佛教寺庙,从而确立并巩固了藏传佛教的在地影响。与此同时,明廷针对番僧的朝贡、护持与承袭政策为藏传佛教在汉藏走廊扩大影响力提供了制度基础。一方面,僧人将汉地的丰厚物资引入汉藏走廊用以营建寺庙,寺产更得到明廷敕赐护持保障。另一方面,明廷将番僧封号承袭与朝贡资格挂钩,激发了藏传佛教僧人以宗教安边、招抚番民的积极性。15世纪藏传佛教在汉藏走廊的发展是明朝中央政策的在地衍生物。     

清代蒙地藏传佛教寺庙喇嘛日木扎仓教育

清代蒙古族地区比较大的藏传佛教寺庙,均设立各种扎仓（即拉省、学部、学院、学塾、僧院）,这些扎仓是蒙古族喇嘛们学习经典的学校、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专业机构。通过这些专业的学习和研究,把印度、西藏和内地的文化传播到蒙古族地区,对于交流各民族文化、丰富和发展蒙古族地区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杜尔伯特草原喇嘛寺庙考

从金元始,古杜尔伯特人以及成吉思汗季弟斡赤斤后裔,都曾在杜尔伯特草原生活过。当时藏传佛教,即喇嘛教也曾有所传播。但是喇嘛教真正在民同兴起,还是在明末清初之际。明朝嘉靖二十六年(1547),成吉思汗二弟哈萨尔第十五世孙博迪达喇的八子爱纳嘎游牧于嫩江中游左畔杜尔伯特草原,承袭了杜尔伯特部之名号。从此,喇嘛教格鲁派文化,从呼伦贝尔草原来到嫩江之滨。喇嘛教传入蒙古社会后,草原各部大兴修庙之风,从清初到民国年间,杜尔伯特草原共建喇嘛寺庙12所。现就杜尔伯特草原12所喇嘛寺庙的始建年代、人员机构,宗教生活、偶像崇拜、活佛转世等有关问题。作一简要考述,以求教于方家。     

旧西藏喇嘛噶伦刍议

1751年，西藏地方正式设立噶厦这个重要机构。噶厦中的僧官噶伦又称“喇嘛噶伦”，在西藏历史上颇有影响，但目前学界就其历史沿革、地位等尚无统一看法。多数学者认为喇嘛噶伦为首席噶伦，亦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在噶厦中的利益代表者。今据已有藏汉文史料加以考证，发现已有观点舛误颇多，需要从其历史沿革和地位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当代东北地区藏传佛教现状调查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北地区藏传佛教寺庙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论文以田野调查一手资料为基础,呈现东北藏传佛教的传播现状、特点、社会功能,同时也就当前东北地区藏传佛教存在的突出问题展开了论述。     

富裕正洁寺文物古籍调查

富裕正洁寺文物古籍调查麻秀荣波·少布富裕正洁寺位于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境内，嫩江中游左畔。属于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喇嘛寺庙，其规模之大，在东北三省位于第二，仅次于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境内的瑞应寺。富裕正洁寺始建于清朝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当...     

察罕达尔汉绰尔济与清初八旗喇嘛事务管理

天聪时,察罕喇嘛从喀喇沁部来投诚后金。其后,奉太宗之命出使阿禄、外喀尔喀等蒙古诸部。五世达赖喇嘛所遣西藏首批赴盛京使团返回时,他作为清朝使者团的首领之一前去西藏(乌斯藏)。五世达赖喇嘛进京时,他又以清朝代表的身份迎接路途中的五世达赖喇嘛。通过屡次交往,察罕喇嘛和西藏藏传佛教格鲁派领袖人物建立了信任关系。此外,他还作为商业贸易者在明清之间沟通货物。正因有以上种种劳绩,入关后清廷授予察罕喇嘛"达尔汉绰尔济"之名号。入关前,察罕喇嘛就创建过果忙库伦,开始管理在内八旗喇嘛诸事务,这种管理方式一直持续到康熙初年。察罕达尔汉绰尔济在北京的驻锡地是后黑寺和前黑寺(慈度寺),其寺庙和僧徒得到朝廷香火地和钱粮的供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