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口头传统与红军长征时期民族政策的宣传动员——以贵州布依族红军歌谣为例

红军长征时期对民族政策的宣传动员显示出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从理论走向具体实践,而如布依族红军歌谣这样的族群口头传统则是其中重要的地方渠道,与红军自身的宣传动员形成互联互动的关系。一方面,在这些红军歌谣的文本与红军宣传的革命话语中都强调凸显了“同一与同体”这一核心概念结构,从而实现了意义的共通;另一方面,“同一与同体”的意义框架,会深化布依族群众对红军的身份认同、促成其革命意识的觉醒并发展为对红军革命理念的认同,进而在情感、理想信念等方面产生动员作用,指引着广大布依族群众积极投身于红军的革命斗争中。长征时期红军民族政策的宣传动员中所彰显的人民性、群众性的时代意蕴,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统战工作的开展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立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红军长征在雪山草地的粮食问题

红军长征爬雪山 ,过草地 ,战胜人间罕见的艰难险阻 ,在世界军事史上创造出了惊人的奇迹。在雪山草地 ,由于自然的或人为的诸多原因 ,使粮食问题成为红军生存的首要问题。它直接关系到革命的成败与红军的生死存亡。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 ,川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藏、羌、回、汉各族人民 ,以无私无畏的奉献和牺牲 ,大力支援红军 ,成功地解决了粮食问题 ,保存了革命的力量     

红军长征过桂北时实施的民族政策及其当代启示

红军长征过桂北时,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桂北地区民族问题实际相结合,制定了民族平等、团结、联合的基本政策.民族政策在桂北地区的成功实践,为红军长征经过其他民族地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借鉴,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和党对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探索.在新时代,必须继续深入实施民族平等政策,持续推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创新民族政策宣传方式和载体,建立民族政策宣传教育常态化机制;坚持从少数民族地区实际出发制定民族政策,才能确保党的民族工作顺利有效地推进,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清初的康区贸易管控及其原因探析

明末清初,打箭炉及金沙江地区作为贸易重镇,逐渐成为蒙藏贸易集散地和交往通道。吴三桂叛清后,清政府在无力用兵青藏地区的态势下,对这一日益兴盛的蒙藏贸易重镇区忧虑有二：一是忧心蒙古人以贸易为由头,通过这些区域与吴三桂勾结,使得大势已去的吴三桂流窜到青海、西藏一带;二是担心大量的战马通过茶马互市流动到吴三桂等反清势力手中,对清朝有所不利。是故,为防御蒙藏联合势力南扩过程中,与吴三桂及其后继者形成联合态势,阻止吴三桂等反清势力向青藏地区逃窜,清朝于1681-1683年对打箭炉、金沙江等地区的蒙藏贸易活动实行了强有力的管控措施。其措施主要是在丽江、鹤庆、金沙江、中甸、打箭炉等地相继颁布贸易禁令,以此控制蒙藏在云南周边区域贸易活动。这一贸易管控措施使得蒙古在康区的贸易范围大为缩小,并以大量康区蒙古驻军撤出为条件,再次换得有限的贸易市场。     

1936年红军长征在康区白玉的历程及其意义

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的两年中(1934年10月-1936年10月),经过了苗、瑶、壮、侗、土家、布依、回、彝、羌、藏族等十多个民族.其中,在四川民族地区停留、修整时间较长.1936年6月14日,由总指挥贺龙(1896-1969)等人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红二、六军团进入康区.该部红军从西康西南部巴塘县向白玉县进发,15日抵达,30日离开,总计在白玉县停留、修整了15天,基本走遍了白玉县全境.红军顺利通过白玉全境,在时间上属于长征的后期,文献记载较少,但是他们执行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与宗教政策、群众路线,得到了当地民众的支持与拥护,扩大了革命思想在当地的影响.在四川省甘孜州白玉县委、县府大力发掘文化资源以推动县域旅游业的发展、“红军长征在甘孜80周年”之际,回顾这一段历史,具有独特的意义.     

“藏族”,“康族”,还是“博族”?——民国时期康区族群的话语政治

在民国时代的康区,存在三种称谓当地土著族群的名称:"藏族"、"康族"和"博族"。这三种名称来自三种不同的政治力量,分别是民国中央政府、刘文辉领导的西康省政府和以格桑泽仁为代表的土著族群精英。本文将这三种称谓理解为三种话语,其间的分歧反映了三种具有不同的背景、立场与政治诉求的力量间的竞争。通过对这样一种"话语竞争"的分析,本文试图探寻一条理解民国时代康区的政治与族群进程的线索,展示在中国由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中,在国家政权建设与地方权力博弈的复杂互动中,"族群性"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如何逐渐凸显出来,具有了新的政治意涵。     

清代前期康区塘汛的设置及其行用与影响

清代前期是清王朝实现对西藏统治的重要时期.随着清朝治藏政策的不断调整与完善,沟通西藏与内地、贯穿康区的川藏线沿途塘汛,经历了由临时设置、初步确定到趋于完备的过程.康区塘汛的设置有其重要的作用与影响:进一步强化清朝对西藏地区的统治,使得大批汉族人深入康区,开辟了汉藏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通道,促进了汉藏民族的融合与文化互动.     

试论15至18世纪格鲁派在康区的势力扩展——以寺院为中心

15—18世纪是格鲁派在康区发展最为重要的时期。本文以寺院为中心,阐述了这一时期格鲁派在康区的势力扩展。认为,15—17世纪中期之间,格鲁派在康区的势力扩展并不顺利,这一时期其只是在昌都、理塘等地建立了少数传法据点。而17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康区政教格局的演变,格鲁派在康区的势力得到了飞速发展,其通过巩固原有、改宗以及新建等主要途径,使得格鲁派寺院扩展到了康区绝大部分重要地区,直至18世纪格鲁派在康区的势力布局已经大体定型。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政治势力的支持与否决定了格鲁派在康区势力扩展的最终结果。     

关于“康巴学”概念的提出及相关问题——兼论康巴文化的特点、内涵与研究价值

文章对近年学术界提出的“康巴学”这一新的学术概念所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对康区独特的自然与人文特点作了分析讨论,认为“康巴学”的提出有深刻的学术与现实背景,是藏学研究不断深入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既是以康巴独特的地理环境与地域文化为依据和基础,也反映了人们对康巴研究价值的认同度的提高及当前康巴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文章认为,“康巴学”的提出富于启示性和建设性,它不但不会削弱藏学,反而会丰富和扩展藏学研究的领域与层次。故有关“康巴学”概念及相关问题,值得学术界进一步开展讨论。     

长征中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经验与启示——基于标语、口号、歌谣在民族地区的传播与影响

红军长征胜利至今已80多年,总结长征胜利的经验,中国共产党在强敌围追、万里迁徙的环境下高度重视并大力推进宣传思想工作,无疑是其中的重要方面。标语、口号和歌谣作为当时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载体,其在民族地区的广泛传播与运用,起到了理论传播、政策宣传、群众动员、形象塑造和文化育人等重要作用。这一时期党在民族地区的宣传思想工作具有显著特点,包括地域上的广泛性与普及性、时间上的持久性与传承性、形式上的多样性与灵活性等。借鉴党在长征中开展宣传思想工作的经验,新时期推进宣传思想工作必须注重载体创新,运用通俗语言,强化队伍建设。     

明代中晚期东蒙古部落在康区的活动及其影响

明代中晚期,不少东蒙古部落进入青海湖周围地区游牧.在当地立足之后,东蒙古部落进一步南向发展,进入康区,扩张势力,并与藏传佛教教派势力相结合,相互配合,通过支持后者在康区的发展来扩展势力,进而影响康区政教格局的演变,也为明末清初和硕特蒙古南征康区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民族地区宣传思想工作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这为新时期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提出了更高、更明确的目标。在民族地区,宣传思想工作所起的精神动力作用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局势的稳定是无以替代的;相应的,要实现民族振兴,必须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民族地区的宣传思想工作,使之不断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一、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努力将宣传思想工作融入正确的导向之中。宣传思想工作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就要求宣传思想工作必须紧紧围绕民族振兴的大局展开。在民…     

教育助力“三区三州”稳定脱贫的机制与路径

教育可以提高劳动者素质、技能等可行能力,促进扶智和扶志,并形成高质量的人力资本,有利于推动个体减贫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本文在对三区三州贫困状况进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探讨了教育的减贫效应及其实现路径。     

邪教的特点和产生原因——山东“全能神教”的调查与分析

本文通过对山东全能神教(1)的实地调研,以这一个邪教组织为例,分析和总结了邪教的一些特点和产生的部分原因。这两个组织在信仰上具有排他性和反社会性的特点,在组织上具有神秘性和层级性的特点,在活动仪式上具有灵活性与娱乐性的特点,促其产生的社会原因则涉及社会转型期部分农村地区的社会失范问题、精神空虚与农村娱乐形式单一问题等几个方面。     

1950～1955年在民族政策治理下的四川康区社会

解放初期,鉴于四川康区社会问题的复杂性、民族和宗教问题的敏感性、阶级对立明显但被民族问题所掩盖等特征,党对开辟康区工作确定了"慎重稳进"的方针,通过一系列民族政策的治理,使康区藏族社会在政治制度、所有制结构、社会管理系统、民族关系等方面出现了社会初步转型,为此后的民主改革奠定了基础.     

金川番屯的“再土司化”及其原因

金川之役结束后,清朝在大小金川实施“改土设屯”,建立起兵民番练四种类型的屯田。改土设屯后的金川地区在整体上呈现出明显的“内地化”态势,但原本受到严格限制的屯弁却随着屯番兵的频繁随征而逐渐获得世袭,屯守备不断扩张权力和权势,进而在清末民初控制了番屯各方面权力,因此被普遍视作“土司”。金川番屯“再土司化”的原因与屯制有关,但根源却是清朝统治者的藩部意识,造成行省体制与藩部体制在金川杂糅并存,使得占总人口70%以上的屯兵屯民等移民与屯番屯练因土地资源分配形成的空间区隔被固化,而番屯还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与土司制度相应的社会文化。     

清初康区的政治军事格局与世纪之交的“西炉之役”

清顺治年间,康区东部打箭炉一带的长河西、鱼通、宁远军民宣慰司归附,在当时及之后一段时间全国、藏区及四川地区的形势下,清主要采取政治手段保护已归附的土司,但明末已进入康区的和硕特部仍不断扩展势力。至17世纪末,打箭炉一带终被和硕特部控制,已归附清朝的土司亦被杀。在此情况下,康熙皇帝及清中央政府改变以往对和硕特部的策略及态度,决定在打箭炉一带采取军事行动,此即世纪之交的"西炉之役"。此役时间虽不长,但双方投入兵力较多,在康区历史上规模空前,最后以清的完全胜利结束。此役之后,清直接治理雅砻江以东地区,康区政治军事格局出现重大变化,清治藏战略亦出现重大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