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垄断社会主义自然经济——兼论苏东巨变和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深层经济原因

改革前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国家垄断社会主义自然经济。其理论是社会主义自然经济观，特征是国家垄断社会主义经济，性质是社会主义自然经济，基本矛盾是国家垄断经营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客观经济规律体系作用的必然结果。     

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工作——培育和完善市场体系

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是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经济资源、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实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必须进行配套改革,全面推进,其中培育和完善市场体系是建立新体制的基础工作。当前的重点是抓好三大要素市场的培育和建设。与此同时,应继续搞好价格改革,为市场充分发挥调节资源配置作用创造条件。     

“协同创新”的新理论基础:“一般系统模块论”及其现实意义

该文的几个要点包括:1.提出一般系统模块论,认为该理论是现代系统论的新发展;2.提出自主创新、协同创新的重要理论基础是一般系统模块论;3.提出独立模块的概念,指出正是由于模块的独立性才使系统创新(自主创新、协同创新)成为可能;4.用一般系统模块论将战略思维、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和创新思维等有机结合在一起,使改革方法论更能充分发挥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论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

过去理论界把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视为社会主义社会特有的经济规律。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又有人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这一规律。本文则重点阐述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都有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它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特有的经济规律，但确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客观经济规律之一。     

论粗放式经济增长的微观机理

本文通过对纵向各个历史时期及横向各个国家地区经济增长状况的比较研究，说明了我国经济增长的粗放性质，并且实证研究了粗放式增长的形成机理。作者认为，在我国传统体制下，由于产权不明晰，国有经济缺乏明确投资主体，企业面临父爱主义保护及软预算约束共同构成了粗放式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     

论亚里士多德关于“一般”与“个别”关系的思想

"一般"与"个别"是一对在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哲学范畴。亚里士多德在批判地继承前人、特别是柏拉图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一般"与"个别"的较为合理的思想。但在他的思想中也存在着矛盾之处:在本体论上,他注重对"个别"的认识,认为个体事物是第一实体,从而具有唯物主义倾向;在认识论上,他更为注重"一般"、"共相",从而回到了柏拉图式的客观唯心主义,由此为中世纪唯名论与实在论的争论埋下了伏笔。     

论亚里士多德关于“一般”与“个别”关系的思想

“一般”与“个别”是一对在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哲学范畴。亚里士多德在批判地继承前人、特别是柏拉图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一般”与“个别”的较为合理的思想。但在他的思想中也存在着矛盾之处：在本体论上，他注重对“个别”的认识，认为个体事物是第一实体，从而具有唯物主义倾向；在认识论上，他更为注重“一般”、“共相”，从而回到了柏拉图式的客观唯心主义，由此为中世纪唯名论与实在论的争论埋下了伏笔。     

从一般国家到民族国家——兼评霍布斯与卢梭的国家理论

＂一般国家＂是对历史上所出现的人类政治共同体的抽象,＂民族-国家＂是＂一般国家＂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具体化,也是对＂一般国家＂的超越。在国家的形式与内容、主权的归属、人民的地位等方面,＂民族国家＂都有明确的规定性,霍布斯与卢梭的国家理论充分体现了＂一般国家＂和＂民族国家＂的这种关系。     

论执政党合法性生成的一般基础

在现代社会,任何执政党都存在合法性问题,合法性是执政党生存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社会公众对执政党掌握政权和运用权力认可和支持的程度实质上是执政合法性生成的重要基础.执政党的合法性是一个系统、复杂的工程.从执政党如何提高执政绩效、创新意识形态、健全民主制度和加快社会化进程、塑造政治人等方面论述执政党合法性建设问题.文章重点分析了经济发展、价值观念认同、制度规范合理、公民参政议政能力提高等在执政党合法性生成方面发挥的重要推动作用.     

论“两个转变”的关系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指出,实现今后十五年的奋斗目标,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两个转变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经济体制的转变,是生产关系的调整和改革,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     

生育行动的一般理论——“理解人口学”初探

试图利用"理解社会学"理论,剖析我国社会种种生育行动的动机,对今后生育行动趋势作出预测.     

论马克思主义关于制度的一般理论

马克思关于制度分析的理论在逻辑上由两个层次构成:一是关于制度分析的理论前提,分别阐述了关于制度分析的总体解释框架、分析的逻辑起点和分析的核心环节,从而为制度分析提供了一个总体的解释框架和两个不同层次的基本理论支点,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制度研究结构。二是关于制度的一般理论分析,分别阐述了关于制度的产生及其静态结构、制度的动态变迁与演化,以及制度产生与发展的差异性、多样性问题,从而系统地解释了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宏观体系等基本问题,形成了一个关于制度现象的完整的解释体系。这一体系对于具体的制度分析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论当前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意义和要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在坚持完善公有制的前提下，建立和发展多元化的产权制度，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有着积极的社会效应，但同时也存在着若干问题。当前，需要从宏观政策的协调上进一步创造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的条件，要提高个体、私营经济的规模效益，要加强对其不规范行为的监督和纠正，使之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念文化基础

经济运行机制与观念文化是契合而生、相伴随而行的,市场经济也不例外.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运作过程同时也是观念文化对其支持的过程.同自然经济相比,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是具有开拓性、开放性、民主性、独立性、平等性等特征的观念文化.观念文化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以不同的方式推动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对发展市场经济有利、不利的因素,我们应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方向保证、精神动力和舆论支持.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发展

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大历史问题。邓小平同志以划时代的政治魄力和理论勇气用“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简单而又科学的概括 ,突破和发展了这一世界社会主义的世纪难题 ,并以此为基础 ,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科学论断 ,进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 ,这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重大突破和发展。研究这一理论 ,对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论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与圣菲研究所的“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区别

由于贝塔朗菲的系统论和圣菲研究所的复杂性理论都宣称探讨事物系统的"涌现"或"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性质,导致许多学者认为复杂性研究只是在系统论研究范围内兴起的新思潮,殊不知"一般系统论"和"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在原理上大相径庭.前者研究的是动力来自整体、实行自上而下集中式控制的中心化的个体,后者研究的是动力来自要素、实行自下而上分散式协调的无中心的群体;前者认为无序性与系统性格格不入,后者认为有序性和无序性的结合("混沌的边缘")是能动系统存在的条件;前者产生于对还原论研究方法的否定,后者至少部分地回归了还原论或创立了新型的还原论,等等.总的来说,前者代表着对简单系统的研究,而后者代表着对复杂系统的研究,因此复杂性理论扬弃和包含系统论.     

人工智能作为“一般生产条件”的社会主义向度审视

人工智能作为生产工具的高级形态,对推进社会主义的发展,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远大目标具有重要影响。对照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可能成为马克思口中的“一般生产条件”。秉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文章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层面考察人工智能成为一般生产条件的可能性,立足于人工智能在生产、生活、消费领域的普及运用,分析人工智能作为“一般生产条件”引发的诸多社会议题,这种研究有助于理性地探讨人工智能作为“一般生产条件”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合理运用及在学理层面厘清人工智能的本质,有助于构建以社会主义为导向的人工智能发展新模式。     

“劳动价值论”是“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理论基础吗

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是其参与分配的客观依据。因此，表明价值来源的劳动价值论就不是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理论基础。由于生产要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产权的稀缺经济资源，而生产要素参与分配遵循要素的边际生产力与收益均衡的规律，所以产权理论和均衡理论是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理论基础；“按劳分配”是“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具体转化形式之一；承认“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合理性并不等于认同萨伊的“三要素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完全符合邓小平同志的“三个有利于”标准。     

“发展”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

文章指出，“发展”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它具有４个方面的特点：１、表现了强烈的时代精神；２、具有完整性；３、有鲜明的特色和创造性；４、具有普遍的指导性。     

邓小平对马克思东方社会主义理论的贡献

东方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对东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开展了新的探索。其贡献在于:提出了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理论依据;回答了东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阶段问题;解决了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途径问题;找到了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生产力的运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