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在历史与文化之间——马克思哲学革命之后的哲学定位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彻底地终结了近代西方形而上学,使哲学研究转向人之生存的历史性,实现了哲学研究与历史研究的统一,建构了全新的历史哲学。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是在双重的维度上展开的,表现为对人之存在历史性研究的形而上维度和对具体历史进程研究的形而下维度的统一。历史哲学与文化哲学的研究是统一的,都是对人之存在的历史性的总体研究,只不过视角不同。文化哲学可以作为历史哲学研究的一个新的范式,而历史哲学则可以作为文化哲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领域。     

“纯粹的历史”如何可能——从雅斯贝尔斯关于“历史”的观念说起

人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作为人之精神性存在的历史,称为"纯粹历史"。人类由于有"自我认同"的需要而使纯粹历史成为可能。纯粹历史不是以往人类历史上的种种活动与事件的客观记载,而是关于人的精神性存在之真实叙事。纯粹历史区别于通常的历史在于它是关于人的"自我认识"的历史。纯粹历史以人类生活之意义作为历史验检之尺度,其叙事标准是历史中的"道义";纯粹历史坚持历史之"未完成性",人类历史之前景在于人类自己。     

关于人的能力是主体能动性的探索

在良好身体素质的前提下,能力是一个人安身立命之本。从某种意义上说,能力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和他为国家、为社会、为历史、为人类所作贡献之大小。可以说,人的能力之重要,无论怎样说都不过分。     

面向国民的历史宜回归人本叙事

目前我们采用的历史叙事方式重事轻人,这其实是历史观念的盲区之一。用历史人物来书写历史并进行历史观念的传递既是历史的合理内涵,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倡导和经常采用的方式,进行历史人物普及工作,可以澄清历史真实性问题,也符合中国国民之阅读兴趣。这应引起各界注意。     

宋词与三国

宋词广为涉及"三国"人物、故实,可以说是一部词演"三国".历史的回顾,包含着现实的动因:历史沧桑的伤感意识,历史不再的失落情绪,个人的身世之情,成为宋词人的人生写照和审美印证.     

论儒家哲学之"道"的实践属性与历史属性

早期儒家之"道"作为哲学范畴的重要特征是具有鲜明的历史属性和实践属性.这使得"道"有别于西方哲学形而上学范畴.儒家强调"道不远人","道"不可能脱离人的历史和人的实践而存在.因而儒家重视在人的社会活动的历史中探求"道",强调"道"在历史之"统"中的活的生命;并且善于运用历史的道说与书写来彰显"道"."道"的历史属性和实践属性体现了认识论与价值论的统一、"道"与"德"的统一.这使得儒家之"道"与强调辩证的观点和坚持实践立场的历史唯物主义可以找到共同的契合点.     

论王船山鉴史的是非原则

船山认为,历史的意义在于"垂于来今以作则者也"(<读通鉴论>卷二十),因而研究历史的目的就应当是"述往以为来者师也"(<读通鉴论>卷六),把历史作为镜子,"以为力行求治之资"(<读通鉴论>卷未).如他曾说过:"读史者鉴之,可以知冶,可以治德,可以知学矣."(<读通鉴论>卷二十)因而,研究历史的态度应当十分严肃,"求安于心,起顺于理,求适于用"(<读通鉴论>卷末);而研究历史的方法,也必须实事求是,力戒虚夸,对历史人物的功罪是非的评断,不能仅着眼于"一时之利害",而应当"通古今而计之",(<读通鉴论>卷三)力求写出"天下之公史"(<春秋家说>卷三).因此,船山秉持"推其所以然之由,辩其不尽然之实","因时度势察心穷效","宁为无定之言,不敢执一以贼道"等鉴史的方法,对历史"引而伸之"、"浚而求之"、"博而证之"、"协而一之",从而"心得而可以资人之通,是以有论"(<读通鉴论>卷末).     

论王夫之的“天人之学”

王夫之“天人之学”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身心的关系,其“人从天治”与人有“功于天之化”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丰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其“理势合一即天”与“君相可以造命”、“一介之士可以造命”的人与社会历史及其规律的关系是对中国传统历史观的突破、具有近代历史观的启蒙意义;其“先天之性,天成也。后天之性,习成之”的人与人之身心关系改造了中国传统的人性学说,突出了“习成”对“天成”的实践作用,但它并未超越中国传统道德价值观的框架。     

人类的文明与对动物的保护--中国历史上人与动物的关系

通过梳理中国历史上人与动物的关系,以及中国文化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类是"天地之心"、"万物之灵",负有"赞天地之化育"的职责.中国文化倡导"仁民爱物",与自然和谐相处.在这些思想指导下,中国历史上一度出现了人与其他动物和谐相处的局面,而这些思想对于指导我们今天如何处理人与动物的关系也有重要参考意义.     

历史小说创作的关键——评长篇历史小说《赛金花·凡尘》

近年来有一种被称为“新历史小说”的“历史题材”作品,作者只撷取历史人物的一个由头,甚至只取用历史人物的姓名,就不着边际地虚构引申,读来使人感到如天马行空,与历史上的人物原型相差太远。把这类作品称之为“小说”是可以的,但要冠之以“历史小说”(哪怕是所谓“新历...     

记忆与历史

很多人不假思索地认定历史撰写的一项中心任务是保留和传承记忆。本文并不否认历史与记忆相关联,但论点是,在某些意义上二者是对立的。与我们时而听到的一些观点相反,记忆并非历史的基石,因为历史经常会与记忆背道而驰。历史学家可以将记忆作为史料加以利用,并借以建立起对过去客观发生之事物或过去人们认为发生之事物的叙述。历史学家也可以将记忆本身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研究。然而近来,一些人给予一些形式的记忆一种近乎宗教般的崇拜,这与历史态度相去甚远。我们可以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看待历史:历史可以有肯定的功用(肯定一些特定的人类共同体),抑或可以有否定的功用(批判这个共同体为自身创造的神话)。这两种极端我们都无法拒斥。但本文结论中肯定了批判的一端,因为在时下对处于支配地位的共同体的肯定的表达不绝于耳,历史被视为专门利己的知识“话语”的一种形式,同时多种形式的记忆也不断挑战历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为需要批判的态度。     

周易历史哲学视域下的时空观探析

历史是时空范畴内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周易对于时空的认识,不同于西方物理学意义的"时空观",它富含人文的气息。人与时空并不隔离的关系,而是人在时空中行走,时空因人的存在而有意义。由此,历史是属人的历史,历史的价值与人的价值是一致的。历史发展之原则融入到时时变易之流,历史是个人生命与族群生命的展现。     

人的自然化:休闲哲学论纲

休闲是人的自然化过程。其逻辑起点是无。由无而生有。无,是休闲的本质规定。有,乃休闲之意义规定。因无而有,由有入无,有无相生,休闲成焉。由此出发,休闲可以分为隐性休闲,显性休闲。人的自然化先天地包含了自然的人化。自然的人化是现象,它已经历史地发生着,并随着人类历史的展开而展开自身;但人的自然化是本体,它似乎还没有正式开始。自然主义在中国有较为深远的传统。     

我们可以在何种意义上谈论历史规律与人的能动作用

如果我们承认理论世界根源于实践世界而又与之有根本的区别,那么在理论世界中,我们便只能合理地谈论历史规律问题,而不能合理地谈论人的能动作用问题;在实践世界中,我们可以合理地谈论人的能动作用问题,只能合理地谈论历史趋势以及历史趋势与人的能动作用的关系问题,但不能合理地谈论历史规律问题;而无论在何种意义上,我们都不能合理地谈论历史规律与人的能动作用的关系问题。     

周易历史哲学之“圣人主体”研究

中国哲学发展早期就摆脱了"神正论"的束缚,在周易历史哲学的视域内,人与历史的关系是互动的,历史之动绝非历史之外的人的推动,而是历史中的人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周易历史哲学高扬"人"的主体地位,同时强化了崇圣传统,认为圣人在历史发展中起着绝对重要的作用。     

传统文化中的理想人格略论

理想人格对于中国人是个相当重要的问题,以儒学为主,儒释道对此都有所贡献。人格有理想与常规之分,常规人格即中国人的特定的思维方式,理想人格代表历史发展的方向;有横向与纵向之别,横向人格是特定时期的不同人格,在先秦时期以孟子和庄子为代表;纵向人格即是变迁的人格形式,可以说是由帝王人格向知识分子人格(士)再向平民人格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生活世界的历史辩证法

就生活世界研究而言,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路径的独特性在于站在了一种抽离性立场上,将生活世界作为一种专门的审视对象和单独的研究客体,放在宏观的历史语境和社会结构中加以分析和考察。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下,生活世界是一个历史范畴：人体现着历史,人又构成了历史;历史为生活创造前提,生活又是历史的延续;每个人的具体生活是历史的世界向人显现的方式,在时间的维度上,作为人之生存生活环境整体的世界就表现为世界的历史。在大的历史图幅之中,可以将生活世界的历史结构与历史类型划分为自然生活世界、物化生活世界、数字生活世界与自由生活世界。生活世界的历史演进伴随人的生存样态和人与世界关系模式的改变,每一种生活世界都是在对前一种生活世界的批判与扬弃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而导致生活世界变革的动力性条件在于人与世界的结构性张力以及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状况。从根本上讲,生活世界的历史演变历程是人的历史性的体现,生活世界的历史辩证法所呈现出来的正是人的自我生成过程。     

易学视域下的司马光史学思想

司马光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也是卓有成就的易学家。司马光丰富而深邃的史学思想,是以其易学思想为哲理基础的。他从“变而通之”的易学变通思想出发,肯定只有变通才能促成事物的发展,变通需俟机而变,变通的原则是“守道不守法”;以此关照社会历史,则重视“通古今之变”,肯定历史变易是“自然之理”,历史变易是盛衰之变,历史变易旨在革除弊法,而礼义纪纲之“至极之道”则亘古不变。他从易学天人整体思维出发,肯定易道“始于天地,终于人事”,认为“吉凶有命”,而“命”乃“遇时”,提出“修己以俟命”的主张;以此关照社会历史,则强调“僭失”天人之分必遭“天灾”“人殃”,积极宣扬重人事思想,以不书怪诞迷信作为历史撰述的重要原则,肯定仁、明、武“人君三德”是决定历史“治乱、安危、存亡之道”。他的易学“中正”观赋予“中正”以“化之本原”的本体论、“德之嘉”的道德论与不偏不倚的方法论意义;以此关照社会历史,则肯定人君以秉持“中正”之德而受尊位,“中正”是实现君臣和睦、君民同心“、上下交相爱”的根本方法“,中和”之德是人君修身、治国的“大本”和“达道”。     

黑格尔哲学中的历史进步观

认为黑格尔历史哲学中忽略了物质和人的因素 ,这是人们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通常攻击之所在。本文试图通过对黑格尔历史进步观的分析 ,指明他不仅没有忽略物质和人 ,相反 ,它们还构成了其历史哲学不可或缺的维度。     

历史学即人学论

人谓“文学即人学”,其实“史学亦人学”。人创造了历史,历史学家创造了历史学,人既创造历史也创造历史学,历史学毫无疑问是人学。这里的“人学”,首先涉及历史学家之“学”,即他的主体修养问题;其次则蕴含史家面对历史时须以人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