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新婚夫妇避孕措施停用与失败及影响因素的研究

50年代以来,中国妇女初婚初育间隔出现逐渐缩短的趋势。70年代初婚初育间隔平均为2.58年,这比40年代的4.29年缩短了1.71年。这与医疗保健事业改善,人民健康水平提高,以及70年代初以来中国全面推行晚婚均有明显关系。然而进入80年代以后,在夫妇婚龄又出现提前趋势的形势下,初婚初育间隔却出现了缩短的现象,80年代初婚初育的间隔为2.18     

新婚夫妇生育意愿动态及影响因素的研究

一些研究显示,新婚夫妇生育意愿是决定避孕行为的主要因素 [1] ,这与国外多数人口学家所持意愿决定行为的结论是相符的 [2] [3] 。然而受社会因素的影响,夫妇可能改变原生育意愿,这种易变性在年轻及未育夫妇中更明显 [4] 。当前各地夫妇婚龄有所提前,这可能影响到妇女的初育年龄。因此了解80年代初婚夫妇的生育意愿的改变及影响因素,无疑是很必要的。     

中国女性初婚模式变动趋势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女性的初婚模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本文使用人口普查资料、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以及IPUMS数据,通过女性平均初婚年龄、曾婚比例、年龄别初婚概率、终身结婚期待率和预期单身寿命等指标探究我国女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初婚模式变动情况。研究发现30多年来我国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在波动中上升,到2017年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已经达到25.60岁,而教育程度的提高会推迟女性进入婚姻的时间,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平均初婚年龄明显高于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另外,通过对各教育程度平均初婚年龄标准化与分解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教育对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影响作用增大;20-30岁年龄段女性婚姻推迟明显,曾婚比例不断降低,但女性终身未婚比例很低,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婚姻推迟现象最为明显,但其自身的结婚意愿并未降低,大部分女性只是推迟结婚时间,并不是不结婚。对净婚姻表各指标进行计算发现1982-2010年女性的年龄别初婚概率下降,尤其在20-30岁年龄段下降明显,初婚峰值年龄推迟,结婚年龄集中现象减弱。终身结婚期待率下降速度趋缓,随着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2010年27岁之后的终身结婚期待率要高于1990年与2000年,29-35岁女性的预期单身寿命也较前30年低,较大年龄未婚女性结婚等待时间缩短。     

80年代以来我国妇女初婚初育间隔变动分析

本研究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长表0.95‰抽样数据,首先匹配了育龄妇女曾生子女教与现存子女数一致的样本,通过育龄妇女结婚时间与其长子/长女的出生时间差(精确到月)定义育龄妇女的初婚初育间隔.研究发现,我国育龄妇女初婚初育间隔较短,集中度很高,近7成妇女在婚后一年半以内生育,90%的育龄妇女在婚后2年半以内生育.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育龄妇女初婚初育间隔总体上呈不断下降的趋势.我国育龄妇女的初婚初育间隔存在较大的城乡和地区差异,其中城市育龄妇女初婚初育间隔大于农村,而西部地区育龄妇女初婚初育间隔则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育龄妇女的结婚时间和受教育程度对其婚育间隔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影响幅度不大.     

关于中国1990年代低生育水平的再讨论

本文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样本计算了 1 990年代各年份的分性别平均初婚年龄 ,这一结果再次表明这一时期中初婚年龄有显著提高。本文还根据以往历次调查的各年份年龄别生育率按队列计算了累计生育率 ,结果发现 2 0 0 0年时各队列的累计生育率水平高于五普数据中各队列的平均活产子女数。本文还就队列累计生育率计算结果详细分析了 1 990年代终身生育水平的趋势。这些分析从一个新的角度说明 ,1 990年代各队列的终身生育水平也在发生显著的下降 ,正在接近现行生育政策所要求的水平     

一九八一年全国女性初婚表的制作与分析

初婚表在衡量当年初婚水平,研究初婚变化趋势中起重要作用;也是进行地区对比、年代对比及分析初婚特征的一个重要方法。但也许是由于制作初婚表需要的统计资料较多,有些资料又不易收到,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我国较大地区范围的初婚表。我国在1982年进行的全国人口普查,以及全国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调查,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人口资料,使我们有可能作出1981年的全国女性初婚表。     

初婚年龄变迁的稳定因素——基于代际传递视角的实证探索

中国人口的初婚年龄呈现出明显的推迟趋势。推迟的原因是“促使变化”与“保持稳定”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现有研究对后者的关注相对缺乏。从代际传递视角出发,利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对初婚年龄变迁的“稳定因素”进行实证探索,以事件史分析为主要分析方法。研究发现：初婚年龄存在显著的代际影响,但父亲与母亲的影响存在差异。父亲初婚年龄显著影响子女(特别是儿子)的初婚年龄,呈现出代际传递特征;但母亲的初婚年龄无显著的独立影响,且不因子女性别而变化。除了差异,父母间的代际影响又彼此联系,父母初婚早晚的一致性较高,如均为早婚或晚婚,则代际传递影响会更加明显。进一步将代际影响置于宏观环境中发现,当父亲初婚年龄与周围他人的平均初婚年龄差距较大时,父亲的代际影响更为凸显。初婚年龄的代际传递体现了父母及家庭对于个体婚姻行为的重要意义,可视为初婚年龄变迁中重要的“稳定因素”。推而言之,代际传递影响可为进一步分析我国婚姻家庭变迁中变化与不变共存的现实提供解释路径和分析视角。     

利用普查数据估算平均初婚年龄与平均初婚初育间隔的方法及其在四普资料分析中的应用

全国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与1988年2%生育节育抽样调查提供了1988年前我国初婚与初育等人口数据.1988年及以后的情况如何?我国第四次人口普查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最新信息.由于人口普查未提供结婚日期(或年龄)以及生育间隔数据,我们无法直接计算80年代末的平均初婚年龄与初婚初育间隔,而必须借助于人口学分析方法予以估算,本文第一部分介绍估算方法,第二、三部分对我国80年代平均初婚年龄与初婚初育间隔的变动作了分析.最后一部分就狠抓晚婚晚育问题提出一些思考与讨论.     

1990～2020年中国的婚育推迟：变化趋势与典型特征

基于1990～2020年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中国不同人群婚育推迟的变化趋势与典型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平均初婚年龄不断提高，初婚推迟在城乡普遍发生但并不同步，2000～2010年城市初婚推迟快于农村，2010～2020年农村初婚推迟加快，导致城乡差距先拉大后缩小；受教育程度提高显著推迟人们的初婚时间，其中，高等教育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其在推迟男女两性初婚时间的同时，降低了男性终身不婚的可能性；中国育龄妇女生育率曲线的峰值向右向下移动，城市育龄妇女生育峰值年龄推迟更快；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年龄不断提高，2000～2010年生育推迟速度快于2010～2020年；各孩次平均生育年龄均不断推迟，其中，一孩和二孩生育推迟更明显；不同受教育程度的育龄妇女均表现出生育推迟趋势，且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推迟越明显。     

我国人口增长速度减缓的原因分析

根据80年代人口的发展状况,曾预计90年代初我国将要经历第三次出生高峰期的峰项,人口增长势头不会低于80年代,人口的发展形势仍会十分严峻。但进入90年代以后,我国却出现了出生率下降,人口增长速度减缓的局面。在育龄妇女人数增多的情况下,人口出生率在短期内明显下降,这引起了国内外的普遍关注。本文试图从妇女初婚年龄、生育水平、计划生育和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人口年龄结构等方面分析近两年我国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原因和特征,从而更客观、准确地认识我国人口发展的特点及趋势。     

20世纪90年代我国婚育模式的初步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人口的平均初婚年龄平稳缓慢上升,育龄妇女平均初育年龄在波动中小幅度上升,已婚育龄妇女的平均初婚初育间隔呈波动式扩大。     

早恋早婚早育回升原因及对策研究

女性初婚状况是研究妇女生育率变化和人口增长变动的重要参数。因婚龄波动而给控制人口增长带来的影响,早为人口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者所关注。70年代,我国在大力提倡晚恋、晚婚、晚育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进入80年代以来,全国早恋、早婚、早育现象出现了明显的回升趋势,使其再度成为控制人口的关键之一。目前“三早”现象连同多胎生育和流动人口中的逃生、超生,已构成我国控制人口增长的三大难题。因此,很有必要深入进行“三早”回升根源     

中国人口初婚状况探析

在对初婚的研究中,以往多用初婚总数、初婚比例、初婚率和总和初婚率等指标进行分析。这些指标分别描述了初婚的规模、构成、强度等特征,是分析初婚状况的重要指标,但以这些指标反映较长时期的初婚状况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还需引入等初婚率年龄指标,并据此构造出初婚率等水平图,以便更深入地分析人口的历史初婚状况。     

人口生育政策变迁与初婚风险——基于CFPS2010年调查数据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2010年数据,建立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生育政策变迁对人口初婚模式的影响。研究发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生育政策变迁对当期个体的初婚风险具有重要影响且存在着年龄差异与性别差异,在剔除队列效应后,影响依然存在。在我国,初婚年龄并非"直线"上升的,而是伴随着生育政策的调整发生波动。国家权力和国家政策的介入深刻地影响了我国人口的初婚行为。     

社会网络与农民工初婚:性别视角的研究

采用2005年深圳农民工专项调查数据,从性别视角系统分析社会网络对农民工初婚观念和行为的影响。在理想初婚年龄方面,婚姻讨论网络成员的数量、质量,尤其是网络成员的平均理想初婚年龄对农民工理想初婚年龄的延长有显著影响;在初婚行为方面,婚姻讨论网络成员的数量可以降低男性农民工早婚的风险。个人因素和流动因素对农民工理想初婚年龄的延长和降低早婚风险也有一定影响。     

八十年代中国两性平均初婚年龄研究

婚姻是男女双方的结合,缺少任何一方的参与,也就构不成婚姻,故构成婚姻的男女两性人口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这也同样反映在两性人口初婚年龄变动的发展趋势上。以往许多学者仅从单性(如女性)人口角度来分析初婚年龄变动趋势,并企图用来解释其变化机制,但都未能得到理想的结果。对此,本文认为单性别(如女性)初婚     

民族间农民生育行为的比较研究--来自湖北省418户农户家庭的调查

文章通过对湖北省400多个农户点面调查分析发现,随着时代变迁,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农民的婚育行为发生着显著变化。主要表现为初婚年龄明显反弹,婚育间隔明显缩小,而生育间隔则受计划生育国策影响一度出现“人为”缩短痕迹。但在经过一段时间适应后,生育间隔再度回归“自然”。尽管在许多方面,民族间的婚育行为比较一致,但也存在不少差异。主要表现在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女性初婚年龄要显著早于汉族,而平均婚育间隔与生育间隔则长于汉族。教育对农民的婚育行为有明显影响,主要表现为初婚年龄随受教育年限的增加而明显推后,生育数量的期望明显减少。     

西北地区妇女婚姻状况及初婚年龄分析

婚姻是生育的前提,婚姻状况及初婚年龄对育龄妇女生育率及人口出生率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本文拟剖析西北地区妇女目前婚姻状况及特点,探索初婚年龄的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以及初婚年龄对生育的影响。     

递进人口发展模型的提出与总和递进指标体系的确立

利用上述初婚模型对妇女初婚状况进行再分析,由抽样调查数据、普查数据或登记数据可以求得妇女分年龄、分年度的初婚率。某一年度的年龄别妇女初婚率是各个同年出生未婚妇女队列在该年度的初婚比例,为了分析该年妇女实际初婚水平,应用上述模型,采用队列的方法,假定一同年出生的妇女队列按照该年分年龄妇女初婚率度过其整个初婚期,便可计算某年妇女年龄别初婚递进率与总和初婚递进率。根据我国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数据,将所得的总和初婚率与总和初婚递进率列表比较,如表1及图4、5和图6所示。     

1973、1978、1981年全国城乡女性初婚表的比较

人口学在初婚研究中,利用初婚表对初婚状况进行分析,是比较精细的方法之一。由于在初婚表制作时,曾去除了年龄结构的影响,又考虑了死亡的作用,所以利用初婚表上的指标来描述各地区、各年度的初婚特征就更加合理。关于初婚表的制作已经在《人口与经济》1984年第6期上作了介绍,在《人口研究》1985第5期上刊登了1981年全国、城、乡女性初婚表。本文在这里把它和1978、1973年全国、城、乡女性初婚表来比较,从中来看一下这几年的不同初婚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