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镜秘府论》与《周易》

日本名僧空海（弘法大师）（774－835）,一生勤于著述。王利器先生在《文镜秘府论校注·附录二·弘法大师所著书目》中,仅“举其大概”,所列空海的著作就达96种之多。《文镜秘府论》是一部论诗的专著,它是空海的重要著作之一。王利器先生曾这样评论此书：大师在中日文化交流中作出的贡献,固已旷绝古今,而其业绩为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铭记不衰的,那就要数《文镜秘府论》了。《半江暇笔》写道：“唐人诗论,久无专书,其数见于载籍,亦仅仅如晨星;独我大同中,释空海游学于唐,获崔融《新唐诗格》、王昌龄《诗格》、元兢《髓脑》、…     

《文镜秘府论》日本传本随记

研究《文镜秘府论》要从日本传本的调查入手。《文镜秘府论》的日本传本有二种：古抄本和版刻本，以往人们未注意到义演写本、松本文库木等重要写本，因而写本调查有遗漏，日本尚存古抄本当为26种。写本系统也有待进一步研究，比如，从训点、书写格式方面比较看，六地藏寺本当为宝寿院求的传写本，而不是民潮寺本的传写本。由此可以证明六地在寺本保留了停仓时代的面貌，更可能忠实地保留空海自笔本的原貌，而六地藏寺本是一个全本，因而很有校勘价值。从高山寺本保留的卷次痕迹及其它写本材料，结合天卷序和《文笔眼心抄》内容顺序分析，《文镜秘府论》的卷序应该是天、地、东、西、南、北，而不是天、地、东、南、西、北。空海是按照日本人的方位习惯构想《文镜秘府论》的，这对于认识《文镜秘府论》的理论体系也是很有意义的。     

一片极端圆融思维方式拓展的新域——王昌龄诗论二题

王昌龄诗论在空海《文镜秘府论》中占有最显赫的位置;我们看《天卷序》中空海的主要诗歌观点与王昌龄是一致的;而《调声》置王论于卷首;地卷论诗文做法体例置王《十七势》于首卷;南卷置《论文意》于卷首,又置王论于《论文意》之首——如此,做诗的最主要的三个部分格律、构思、体例均以王氏论文为首要意见,且空海曾在其《书刘希夷集献纳     

空海学术讨论会学术观点综述

福建省、宁德地区社科联、霞浦空海研究会联合举办的空海学术讨论会于10月22日至23日在霞浦召开,会议收到论文35篇(其中日本国学者论文7篇)。作者从空海与赤岸、空海与福建、空海的《文镜秘府论》、《文笔眼心抄》和空海与唐诗关系、空海与书法、空海教育、空海与佛教、空海与中学历史教学、中日文化交流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都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学术价值。     

论日僧空海对中日文化交流的贡献

日僧空海曾随第１７次遣唐使团留学长安,广泛涉猎密宗佛学、中国文学、文字学和书法等学科。回国后,他创立日本佛教真言宗即“东密”,历久昌盛不衰。空海长于草书,并为创造日本文字平假名作出过贡献。他还尊奉孔子“有教无类”学说,创办了日本首家公学。他所著《篆隶字书》,为日本现存最早的汉字辞书。其诗论《文镜秘府论》,推动了日本汉诗的创作;诗词文赋集《遍照金刚性灵集》对传播中国文化起到巨大作用     

类聚的世纪:古代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方法

日本人如何吸收隋唐文化而建立自己的文化?由代表"唐风文化"的两位僧侣最澄和空海的经历,可以把握文化吸收的两种类型——简单化和综合化。公元9世纪,日本人对隋唐文化采用"类聚"的方法进行整理,如滋野贞主所编纂的《经国集》、《秘府略》等,而源顺所编纂的《和名类聚抄》则成为"类聚的世纪"的顶点。在此基础上,日本人于公元10世纪才建立自己的文化——"国风文化"。此外,空海《文镜秘府论》、丹波康赖《医心房》等类书含有不少逸文,"类聚的世纪"对中国古文献学及中日文化交流也作出了贡献。     

从《文镜秘府论》看日本诗学的继承与创新

日本歌体论的许多分类名目和汉诗对属都来自中国诗学，这说明了《文镜秘府论》对日本诗学的直接影响；但日本诗学在发展中又经历了一个本国化的过程，即使那些与中国诗学风体概念有相通之处的歌体论，也融入了日人的独特认识，日本诗学对中国诗学的吸收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创新过程。     

鲍照和江淹

<正> “江鲍”并称大约始于隋末的王通,他在《文中子·事君篇》中说:“鲍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王通是一位思想家,他对鲍照和江淹的评价纯系就思想倾向而言,并非对他们的创作风格进行评价。相反地,在梁钟嵘《诗品》中评论江淹时,却只是说他“诗体总杂,善于模拟”,并未提到他学鲍照,倒不如评沈约时,还提到一句“宪章鲍明远”。其实在我们今天看来,江淹的诗,实在远比沈约之作接近鲍照。这一点,似乎唐代人早已看出。如:杜甫在《赠毕四曜》一诗中说:“同调嗟谁惜,论文笑自知·流传江鲍体,相顾免无儿。”日本遍照金刚在《文镜秘府论·集论》中也提到“搴琅玕于江鲍之树”的     

北朝诗格律化趋势及其进程

《文镜秘府论》天卷《四声论》曰:“萧子显《齐书》云:‘沈约、谢朓、王融,以气类相推,文用宫商,平上去入为四声,世呼为永明体.’然则赜永明元年,即魏高祖孝文皇帝太和之六年也.昔永嘉之末,天下分崩,关、河之地,文章殄灭.魏昭成、道武之世,明元、太武之时,经营四方,所未遑也.虽复网罗俊民,献纳左右;而文多古质,来营声调耳.及太和任运,志在辞彩,上之化下,风俗俄移.”     

《蜀道难》主题新探

李白《蜀道难》创作意图是什么?这是我国文学史上一桩聚讼纷纭的疑案。或谓“罪严武、危房杜”;或谓“讽玄宗幸蜀”;或谓“讽章仇兼琼”;或谓模拟乐府旧题,纯山水之作;或谓送友人入蜀;然而,此五种影响最大的说法亦各有其不妥之处。兹分别驳论于下: 一 (一)“罪严武、危房杜”说。唐李绰《尚书故实》:“《蜀道难》,李白罪严武也。”唐范摅《云溪友议》说:“李太白作《蜀道难》乃为房杜危之也……。”《新唐书·严武传》和《韦皋传》、宋钱易《南部新书》等都认为:杜甫晚年和房琯同为剑南节度使严武的幕僚,严武为人暴虐,李白深恐杜、房遭难,作《蜀道难》劝其离蜀避难。但是,《蜀道难》最早见于《河岳英灵集》。殷璠作序云此集的收诗年限“终癸已”(天宝十二载)。唐时日本人遍照金刚在《文镜秘府论》南卷引殷序也作“终癸巳”。《文苑英华》和《全唐文》所载是“终乙酉”     

《列女传》在日本的流布及其影响

西汉刘向所撰《列女传》依托人物事迹宣扬妇德的编撰体例开创了人物故事型女训的先河,据考证,《列女传》成书于汉成帝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在唐代传入日本。平安时代(即贞观末年至元庆元年间),阳成天皇的文学侍读藤原佐世奉敕整理编撰《本朝见在书目录》一书。在其《廿杂传家》中记     

近百年日本政治体制的演变

一、明治初年变“幕藩体制”为“太政官制”(1868—1885)德川时代(1603—1867)日本政治体制是“幕藩体制”。幕,指幕府,掌握全国政权。藩,指藩国,约有二百六十多个。幕落体制是一种封建领主制,虽然十分专制,却并不能高度统一和集权。那时也有天皇,但幕府规定:“天子以学问为第一”,天皇只能“习古道,学和歌”,祈神拜祖,不能理政。民歌嘲弄天皇是:“凤凰生末世,落     

论汉代《左传》的两大传本及其显晦

《左传》存在着民间传本与秘府藏本两种系统。两种系统之间应当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民间传本有不少的残缺部分。一些学者认为今本《左传》之前有一个完整的“原本”。秘府藏本因刘歆的努力而立于学官,始显于世。刘歆《左传》学派是新莽之后整个东汉《左传》学的主干。这个主导地位最终导致了《左传》秘府藏本的通行和民间传本的晦没。贾谊一系民间传本在陈元做了一番带有总结性的工作后,遂至浸微。《左传》的两种系统就其初始而言,都属古文本。然而其趋势则是今文转写本渐渐增多,因为只有多以今文转写方能较大规模地流行民间。古文本《左传》当消亡于唐宋之际。     

被忽视的首倡者：柳诒徵及其唐宋变革论

长期以来,学界大多认为内藤湖南是唐宋变革论的首倡者,这一说法并不确切。柳诒徵才是近代史学体系规制下唐宋变革论的首倡者。在1902年编撰完成的《历代史略》中,柳诒徵就已对“唐宋变革”问题有着明确揭示,时间上远早于内藤湖南。此后他又在《中国商业史》中对“唐宋变革”问题加以重申,并在《中国文化史》中作了系统阐发。有证据表明,柳诒徵的唐宋变革论曾对陈寅恪和钱穆产生过影响。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柳诒徵在“唐宋变革”问题上的贡献长期受到忽视,这一现象提示我们有必要重新检视中国学者的唐宋变革范式。     

总集生成考——兼论章学诚《文史通义&#183;文集》

总集鳊撰研究是中国书籍鳊撰史上的重要问题。自觉的总集编撰始于魏晋。“总集”是与“别集”相对而言的一种编撰体式,不以“文学”为域限。从《隋志》著录看,早期总集多按文体编排,大致分单体总集和多体总集两种。前者产生略早。其编撰出于各种实用的目的;后者的产生取资于前者尤多。二者均发生于文体辨析的大背景。《后汉书》著录文士各体著述的方式直接启发了单体总集的编撰。《文章流别集》是总集生成的一个范例。章学诚《文史通义&#183;文集》对“总集生成”问题的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读《文镜秘府论校注》附录《本朝文粹·省试诗论》

本文将日本国<本朝文粹@省试诗论>中有关声病的资料加以解释说明,阐述约一千年前日本学者对传自中国的蜂腰、平头两种声病的理解,从而窥探久已失传的诗学著作<文笔试>、<诗髓脑>的某些内容,并进一步证明<文镜秘府论>关于蜂腰病记载的正确性.     

从“唯一可能的答复”看马克思恩格斯三份俄国问题文献与“跨越论”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在1882年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对俄国农村公社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做了一个“唯一可能的答复”。这实际上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跨越论”内涵唯一公开的揭示。因此，我们理解和阐释“跨越论”,应该严格以这个“唯一可能的答复”为基础。然而，学界在对“跨越论”的实际阐释与论证中，依据和使用的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三份俄国问题文献，即《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尤其是其草稿)和《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的有关论述。从《〈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唯一可能的答复”的角度审视这三份文本的内容，我们会发现，它们都没有明确或完整表达“跨越论”。     

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

一 工具、方法、道路(logos) 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象他的“形而上学”一样,是后人起的名字。“工具论”名下分《范畴》、《解释》、《前分析》、《后分析》、《论辨》以及作为《论辨》第九卷的《辨谬》诸篇,而《形而上学》名下则只分卷、篇而没有标题,这可能因为《工具论》辑集较早,材料比较完整,《形而上学》成书则较晚,材料比较零碎;然而,无论如何,《工具论》与《形而上学》是相对应的两门学问,《工具论》专讲“思想”,《形而上学》则主要讲“存在”。     

关于空海到赤岸的几个问题之管见

空海到赤岸这段史实,我们王今尚未找到中国文献资料记载,又无遗址文物发现,因此,可以说这在我国还是一段历史空白。目前日本国方面主要依据是作为日本国史的《日本后纪》和空海自己撰述的《性灵集》、《御遗告》,但对这段史实也是语焉不详,资料不足。因而中日双方研究空海入唐足迹的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就中日学者近年来对空海到赤岸的几种不同说法,提出我们的看法,不当之处,还请批评指正。     

《庄子》“化”概念与“物化”思想的多层结构

文章透过现本《庄子》中的“化”“变”“物化”“变化”以及与此相关的用例之分析，欲阐明《庄子》“物化”论的多层意涵及其独特思想意义。文章首先将“化”论分成四种涵义：生物体本身的变化、“生死”过程以及不同生物之间连环、意识的变化、境界和想象中全部“物”之间的转换。接着指出《庄子》的“物化”论还具有论述上的两种重要功能：“主题的转换”和“不同主题的整合”。基于此分类，文章试图论证《庄子》中多样多层的“化”论成为“因为万物化成其他物，不同物实为同一物”之思维方式的基础。若从其“物化”论的发展来看，在《天地》的“其死也物化”一句中所看到的其生体变化和生死意涵的“物化”论可能很早就存在，而《逍遥游》“北冥有鱼”和《齐物论》“庄周梦蝶”所追求的在“万物齐同”的境界中融于“齐一”境界的“物化”论则因与《天下》“庄周论”的内容相呼应，其撰写时期应该在现本内容形成过程中属于较晚期，当为战国晚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