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祯的杜甫研究

王士祯研究杜甫的最大特点,就是将儒家思想与自己的神韵理论结合起来作为研究的指导思想,形成独到的思路与方法。他对杜诗的总体评价是"杜甫圣语"。他认为杜诗"纯以忠君爱国为气骨。故形之篇章,感时纪事,则人尊诗史之称","其大过人处在诚实耳"。论杜诗的艺术的伟大是"以雄辞直写时事,以创格而纾鸿文","此正一主于赋,而兼比兴之旨者也"。王士祯对杜甫的研究非常广泛。他游宦到杜甫漂泊和生活的地方,实地考察研究杜甫的生活思想和杜诗的内容。他考释杜诗的一些名物,研究杜诗的一些版本文字,还从传播学的角度研究杜甫对后世重要诗人的影响。     

延清"诗史"价值与意义探析——以《庚子都门纪事诗》为例

延清是近代蒙古族现实主义诗人,他在庚子事变时期所写的诗被时人誉为“诗史”,将他和杜甫等量齐观,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的诗记录了庚子事变这一特定历史事件,从义和团进京、八国联军在北京烧杀抢掠、到战后的议和等各个方面都从一个亲历者和见证者的角度,予以全面真实的记录,与史实高度一致,而且更有很多正史所未载的事实,能补正史之不足。他在记史的过程中往往融入自己强烈的主观感情,表达自己忠君爱国报效国家的情愫。他的诗是近代国难文学的代表,是清末诗史。     

祢衡论

祢衡以狂名于世,但他不只是一介狂生。祢衡深受东汉党人“忠君”、“忧道”思想的影响,在汉魏之际社会大动荡、思想大变革的时代,特立独行,承袭东汉党人余烈,坚守儒家正道,以忠君爱国为立世之本,以刚傲清狂张扬忧道之情。他的种种狂言悖行出自一个目的:以“狂”的方式,表达自己忠君爱国的政治理想。     

杜甫的“关陇”诗路

王安石《杜甫画像》诗中“饿走半九州”深情描述的是杜甫在穷愁潦倒中颠沛流离的生命历程,宋人林亦之说“杜陵诗卷是图经”,则是从杜甫流离路线的角度高度评价杜甫诗歌的“图经”地理价值。安史乱起,杜甫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颠沛流离的一段生命历程。他艰难地跋涉于关陇道上,历尽坎坷,受尽磨难,一路上留下了堪称不朽的诗篇。也正是这一时期,杜甫的诗歌从内容到形式发生了质的飞跃。杜甫的“关陇”诗歌创作,自然地禀赋了其诗歌的主体内涵,也就自然地具有了“图经”和“诗史”两个维度的架构,沿此寻绎,我们会清晰地看到,杜甫颠簸跋涉的“关陇”道不单是一条战乱中的流离之路,更是一条充满着诗人深情关注社稷安危、苍生安乐,流淌着儒家仁义血泪的崎岖“诗路”。     

批判肖滌非先生的“杜甫研究”

肖滌井先生在他著的“杜甫研究”,书的“尾声”后面写道:“我誠恳的希望得到讀者的指教!——为了我们的詩人——杜甫。”在这本书的“前言”里也说过这样的话:“我经常怀着这样一种心愿,就是:把詩人杜甫和他的詩,向广大的劳动人民介绍,让广大的劳动人民也懂得他和他的詩。”这种心愿是好的,向广大的劳动人民介绍我們伟大的詩人,劳动人民自然是应该欢迎的了。但是、劳动人民不需要为了了解杜甫     

杜甫过的不是地主生活吗?——兼与肖涤非、韩培基、江汗青诸同志商榷

郭沫若同志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曾立专章考证研究杜甫的生活。他认为:“杜甫的生活,本质上,是一个地主的生活。他有时也穷,但是属于例外。” 郭老此说,在近几年内,著文反对批评者确实不少。肖涤非先生留给人们约印象是深刻的。他在《关于<李白与杜甫>》一文(见《文史哲》1979年第3期)中,批评郭老是很尖锐严厉的,他说郭老是在“斤斤计较,拐弯抹角,寻章摘句来证实杜甫过的是一种‘地主     

杜甫对唐代詩人的評論——纪念杜甫誕生1250年

杜甫所論及的唐代詩人很多,这些詩人有的在他以前,有的与他同时,有的比他年辈稍晚。杜甫不仅論述了他們的作品,而且也論述了他們的为人。知其人而論其詩,是杜甫“作家論”的特点之一。首先是“初唐四杰”(王勃、楊炯、卢照邻、駱宾王)。杜甫的《戏为六絕句》就有三首是論“四杰”的: 王楊卢駱当时体,輕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成都对杜甫的接纳与成都对杜甫的改变

被杜甫喻为“宇宙蜀城偏”的成都,在杜甫走投无路时,接纳了他。杜甫没有想到,这座城市的官员、亲旧、邻里甚至僧寺不仅敞开胸怀接纳了他,而且在悄无声息中改变了他的审美情趣、诗歌风格、生活方式与诗学独照。杜甫一生流离颠沛,只有在成都,才得到难得的喘息。诚如仇兆鳌所言“盖多年匍匐,至此始得少休”。这成都的“少休”,竟成就了杜甫与成都的一段经典“传奇”,在中国诗歌史和文化史上注定要永放异彩。     

杜甫"诸葛诗"与其仕宦心态

杜甫一生写了二十多首“诸葛诗”,从这些“诸葛诗”中可以发现,不同时期,杜甫审视诸葛亮的角度是不同的,而这种不同又与他自身仕宦心态的变化是一脉相通的。可以说,杜甫在“诸葛诗”中感情的变化就是他自己仕宦心态变化的一个具体而微的缩影。     

论杜甫诗中的李白

杜甫是一位极重友情的诗人,他平生对社会一般人,尤其是社会最下层的平民百姓,都是极富同情心的,对待他的朋友,就更不待说了。在盛唐诗人中,如王维、高适、岑参诸人,几无不是杜甫的朋友。杜甫素日与他们唱和的诗,是很多的,而在所有朋友当中,与杜甫关系最密切、且交情最深的,就数李白了。 李白比杜甫大11岁,是杜甫平生心目中的崇拜者。李白在天宝元年被唐玄宗召入宫中,进入“金闺”,但在天宝三年春就被“赐金放逐”,他只有离开长安,再次开始了他的十年漫游生活。他在洛阳遇见了杜甫,二人从此一见如故,成为莫逆之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汴州又遇见诗人高适,三位诗人一同畅游了梁园(开封)、济南等地。这使杜甫长久不能     

“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试谈杜甫的诗为什么生前不受重视

杜甫在临终的前一年,曾发出这样的哀叹:“百年歌自苦,来见有知音”。的确,在杜甫活着的时候,他自己虽然曾多次热情地赞扬别人的诗作,而他自己的诗作,却从来没有被人赞扬过。哪怕是最要好的朋友,象李白、高适、严武等,也没有直接提到过杜甫的诗。同代人编选的唐诗集子中,也不选他的作品。可见被后世称为“诗圣”的杜甫,生前是很受世人冷落的。     

诗人的雅称

<正>很多古人都有“名”和“字”，部分人还有雅称。尤其是唐朝的诗人，他们那些别具一格的雅称，你知道是怎么来的吗？本期我们来探讨一下。诗圣杜甫“诗圣”原指诗写得好的人，后来才特指杜甫。与李白不同，杜甫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在古典诗歌领域备受推崇，影响深远。正式称杜甫为“诗圣”的，大家通常认为是明朝人王嗣奭，他曾在《梦杜少陵作》中明确提出：     

长安十年:杜甫之所以为杜甫——《杜甫与长安》简评

杜甫在长安的十年,在他一生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正如作者在“前言”中说的:“对杜甫来说,无论在政治上或诗歌创作上,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如果说,时代造就了杜甫,艰难玉成了诗人;那么,正是长安十年,奠定了杜甫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杜甫所以能成为伟大的划时代的现实主义诗人,正是长安这十年为其奠定了基础。     

“盗贼”与“寒士”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传世名篇,但其中“忍能对面为盗贼”一句,却历来成为教学中的难点。如果讲得不清楚,会造成学生思想上的迷乱,影响他们对作品主题的理解。郭沫若同志在他的《李白与杜甫》一书中,更是因此对这首诗持全面否定的态度。他说:“使人吃惊的是他骂贫穷的孩子们为盗贼。”“贫穷人的孩子被骂为‘盗贼’,自己的孩子都是‘娇儿’。他在诉说自己的贫困,他却忘记了农民们比他穷困百倍。”现行高中语文课本第三册的教学参考书中,虽然没有采取这样的观点,只说了一句“杜甫对顽童的不满是显然的”,但仍然缺乏具体的分析。     

杜甫仁政思想管见

建国以来,学术界对杜甫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杜甫是“人民的诗人”(傅庚生著《杜甫诗论》一九五八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第351页);另一种看法认为杜甫是地主阶级的诗人。前者认为杜甫热爱人民,“真心为着人民”(《杜甫诗论》18页引自闻一多:《人民的诗人——屈原》);后者则认为杜甫的同情人民只不过是一种“廉价的同     

从《喜雨》等诗看杜甫是否“敌视”农民起义

杜甫“敌视”农民起义的说法 ,值得商榷。正确评价杜甫对待农民起义的态度和他的阶级立场 ,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杜甫。     

杜甫与农民起义关系求是

在杜甫传世的一千四百多首诗中,本来没有一首专门反映农民起义,然而有些同志对杜甫与农民起义的关系极为重视。在批判杜甫思想局限时,有人说杜甫主张镇压农民起义;在评价杜甫思想成就时,又有人说他同情起义的农民,有官逼民反的思想。这些意见虽互相矛盾,但却都认为杜甫与农民起义关系很“密切”,态度很明朗。我认为,这些意见都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杜甫与农民起义的关系究竟如何?这个问题有必要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一、《喜雨》不是杜甫主张镇压农民起义的罪证广德元年(763),杜甫在四川写了一首《喜雨》诗:“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农事都已休,兵戈况骚屑。巴人困军须,恸哭厚土热。沧江夜来雨,真宰罪一雪。谷根小苏息,沴气终不灭。何由见宁岁,解我忧思结?峥嵘群山云,交会未断绝。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原注:“时闻浙右多盗贼。”有人认为这首诗说明,对农民起义军,“杜甫恨不得把他们痛‘洗’干净”,“扫荡了”,认为杜甫“积极主张对起义的农民进行毫不手软的镇压”,因此要对杜甫及其作品“持基本否定的态度”。这未免太过分了。     

论杜甫的"军事意识"

杜甫在唐代是一位很有“军事意识”的伟大诗人。他不仅懂兵法、识军机 ,而且很有战争策略的眼光。研究他的这些思想对全面了解杜甫的思想行为和唐代有关的战争以及民族关系等等都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晏子的爱国忠君思想与实践

晏子的爱国忠君思想较为独特，他提出忠君首先要忠于社稷．要忠而不愚；其思想基础是“和而不同”，其忠君爱国、极谏君王的实践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杜甫栖居草堂时期的精神困境

由于政治上的失意和经济上的困顿,杜甫栖居成都草堂。草堂使杜甫从空间上避开了战乱,安逸宁静的草堂生活可从精神上弥补先前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缺憾。栖居草堂,乃是客观情势所迫,并不是真心归隐,杜甫以矛盾的心态对待草堂生活。儒家思想的影响、颠沛流离的人生经历和性格的两重性带给他情感归属的困难。草堂期间杜甫虽然表现出了怡然自得、尽享天伦的情趣,但他的心灵深处是复杂的,杜甫不能完全消融在自然之中,他在精神上始终挣扎在叹世思乡、忧时嗟身的痛苦之中。草堂不是杜甫的“桃花源”,只是给杜甫提供了一个暂时的心灵栖息地,并不能真正消解“思家则生愁,睹景则销愁”的矛盾心态带给他的精神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