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乡村治理的秩序逻辑: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分析

自发秩序与建构秩序是理解民族乡村治理的核心维度。民族乡村的秩序均衡是乡村内生的自发秩序与国家正式的建构秩序相互作用的结果。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自发秩序与建构秩序作用强度的差异,而在民族乡村呈现出不同的主导秩序。改革开放后,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引发乡村自发秩序与国家建构秩序在一定程度上的双重失灵,造成了民族乡村的秩序危机。重构现代民族乡村秩序,其关键是实现乡村自发秩序、国家建构秩序与市场扩展秩序的融合统一。     

空间表征与象征秩序：桂西南壮族乡村治理中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重塑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基层工程。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重塑,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基层治理机制的内在需要。桂西南壮族地区传统文化与乡村治理的多维耦合空间,表征出“文化空间”“空间表征”“象征秩序”三个维度的空间生产特性。在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自治法治德治”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中,乡村治理中的个体实践能动性、内在价值动能性和社会互动礼俗性,诠释出了地方传统在乡村治理中的价值重塑效能。     

项目落地中“钉子户”治理机制的变迁

项目进村中的“最后一公里”主要是指“钉子户”治理困境。综合全国多地调查经验,从实践中提炼出行政治理和社会治理两种“钉子户”治理机制。前者通过行政动员治理“钉子户”,形成了一套县乡村、包工头、“钉子户”之间的分利秩序,导致乡村去政治化、农民无参与主体性、基层治理合法性危机的社会后果。而后者则是通过社会动员治理“钉子户”,形成了村（组）与村民之间的利益再分配秩序,激活了乡村政治和农民参与主体性,但在分配型民主逻辑下可能导致多数人暴政。在国家无法与9亿小农建立直控式治理的前提下,需要具有一定自主政治空间的乡村社会,成为国家与农民个体之间的利益整合和再分配的中间结构。因此,在由行政治理向社会治理机制转变的同时,还应当恢复村社集体的土地调整权作为配套制度,以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     

从脱域到复嵌：智媒时代网络空间现代化治理新路径

网络空间治理是现代化治理的重要议题，也是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要求。现代性背景下的网络空间符合吉登斯所提出的“脱域”特征，基于脱域机制的运行，网络空间呈现无规范的真空、技术的超前性和管制的滞后性错位，社会话语杂芜与群体极化现象，以及圈层凝结、主流价值难以引导，社会共识的解构与离身等现代性扩展的一般规律特征。因此，反思中国社会转型期网络空间的秩序治理问题，需要将“嵌入”纳入网络空间治理过程，通过政府、平台、用户等多主体嵌入实现协同治理，打造网络空间治理的共同体；在媒介可供性背景下通过场景嵌入以一摄多凝聚社会共识；同时引入涡轮模式打造智慧化治理体系，最终通过“嵌入”理顺现代性逻辑，形成多主体外部治理、涡轮模式内部治理、场景机制勾连的现代化治理体系。     

向超大规模现代社会转型中的基层治理模式转换--百年乡村政治史背景中的农村基层民主

目前中国仍处于超大规模现代社会的形成过程之中,为此,农村基层治理必须实现两个目标:一是提取足够的农业剩余,二是维持乡村秩序。但这两个目标之间存在内在矛盾。20世纪前半期,在提取农业剩余方面的教训是大批赢利型经纪的产生直接危害了国家的提取能力,并危害了国家维持乡村秩序的能力。建国后采取人民公社体制,使得国家得以方便、高效地提取农业剩余,但长期地大量抽取农业剩余,严重抑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乡村秩序难以维继。新时期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基层治理模式的转换提出了要求和条件。当首先完善基层民主,在县、乡两级加强农民群众和农村精英对决策过程的参与和监督,将使超大规模社会中的良性基层控制得以实现。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社会治理及其效能探析——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社会治理效能关乎国家治理效能乃至现代化进程。在疫情防控上,我国社会治理各主体积极应对,国家力量积极统筹,市场力量、公共服务系统与多层次社会力量也参与其中,取得了出色成效,但也出现了一些资源调配不公、参与秩序紊乱等治理效率不足的现象,社会治理的“效”与“能”存在差异。这一现象实则为我国制度优势保证了治理总体有效,而突发事件的特性与社会治理主体能力不足导致了治理出现局部偏差,需要遵循制度优势转换为治理效能的思维理路,实现“效”“能”并进。     

民族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地理空间问题

国家转型将直接的物质利益和抽象利益叠加诉诸于政治权力主体,而国家利益外溢和全球化的深入“呼唤”着治理空间的转向。从国内层面来看,国家治理需要更加关注政治地理空间的社会属性,深入探讨空间生产带来的正义问题、权力—权利问题、秩序问题是实现国家治理全面性和精准性的本质要求。从国际层面再看,国家发展应有自己的利益边疆。既要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吸取外部先进经验,更要参与构建世界体系,贡献本国世界治理方案,不断适应国家利益形态的空间转向。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是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地理空间问题的两个基本面向,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      

行政嵌入社会:国家治理与乡村社会关系研究

国家治理与乡村社会的关系表现为“行政嵌入社会”。行政力量嵌入乡村社会依托两种方式:一是内生性秩序的行政激活,以村庄内生性秩序的合理改造为基础,基层政府激活村庄内生性秩序的治理作用;二是自治秩序的行政规范,以引导村庄选举的方式,基层政府规范村庄的自治秩序。研究发现,基层制度设置与行政吸纳是行政嵌入社会的组织机制,国家资源分配与利益吸附是行政嵌入社会的动员机制,政府文化供给是行政嵌入社会的文化塑造机制。借助以上三种机制,国家行政力量得以与乡村社会融合,从而实现村庄善治。     

宪政视域中农村基层治理变革的政治缘由

中国农村基层的群众性自治制度不仅体现国家治理对于基层社会利益的尊重,而且体现国家成长进程中对于基层社会成员自主判断能力的尊重,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宪政内容,闪烁着宪政主义的智慧光芒,它能够加快中国宪政建设的速度和降低宪政实践的成本。基层的治理变革不仅需要对农村基层社会的经济政治资源进行调整和组合,更需要在宪政理念的主导下进行自治制度的革新。基层治理的宪政化建设是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期基层治理变革的方向,它立足于农村现实的社会背景,将宪政的理念、精神、价值和机理导入农村基层的宏观治理结构中,建构农村基层的宪政治理模式,实现乡村的宪政治理秩序．     

治理的结构性分析

后工业时代的来临,对社会的价值观念、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都产生了重大冲击。人类需要以新的模式来重新构建秩序,"治理"应运而生。治理是一种不同于统治的秩序构建模式,从结构上讲,需要具备法治、合作和和谐社会三个基本要素。其中,法治是治理的基石,合作是治理的核心,和谐社会是治理的必要条件。因此治理的实现要从三个方面来进行:法治的确立,合作的实现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     

整体性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适用性分析：一个文献综述

整体性治理强调政府部门之间、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协同与整合机制的综合运用,实现治理主体协同合作,为公众提供无缝隙公共服务。通过对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文献进行回顾及总结,整体性治理运作机制可归纳为协同信任机制和责任监督机制两种类型。就整体性治理的效用而言,它为治理路径优化提供了一种整体性思维,为治理绩效评估提供了一种整体性框架,为治理风险规避提供了一种整体性工具。我们需要借鉴与运用整体性治理范式,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在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方式等方面的转型。     

民族村寨自治体下沉的公权力运行逻辑

民族村寨的治理是社会学、法学、民族学甚至人类学共同关注的话题。从逻辑进路上,既有传统公权力的单向治理维度,也有现代的公私权的互动共治。在对民族村寨自治体下沉的分析框架下,如何将国家和社会公权力的运行轨迹限制在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的职能界限内,并在民族村寨复杂的民族文化习俗中使自治体管理价值最大化,将国家层面和民族村寨场域的不同治理范式通过下沉后的自治体进行社会秩序的有机调适值得关注。近年国家拟建立自治体下沉的村治试点,其目的在于削弱国家公权力在基层的渗透,扬私权抑公权,将公权力的运行和村民私权的保护纳入现代化的法治治理逻辑中,进而凸显新时代民族乡村振兴中权力与权利的和谐共生。     

我国省内区域发展马太效应的制度探源--"国家的简单化"的理论视角

计划制度下形成的"国家简单化"思维和治理机制,在我国的区域协调发展事项中生成了顽固的路径依赖.为了避免区域发展中循环往复的马太效应现象,根治区域开发中的政府失灵问题,市场制度下必须对国家简单化的公共管理体制进行制度创新,构建一种新型的分散治理机制.文章以粤、苏两省为分析单位,重点剖析了国家简单化管理在两省区域协调发展中带来的主要问题.     

论民主化背景下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指在经济、社会等方面现代化的前提下,政治主体运用公共权力及相应方式从国家和社会公共性的层面通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有效处理,以达到对国家和社会的有效管控和推进过程的能力。但民主化背景下的国家治理显示了其自身的特点,因为它面临着新的任务,即一方面必须积极回应公民要求政治参与的热情和需求,另一方面又要防止他们在要求民主平等的呼声中封闭在狭隘的自我世界中而导致公共精神的丧失。故此,在民主化背景下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就必须要解决好这一问题,其解决的关键就在于创造制度条件让公民进行自主治理并提升其自主治理的能力,它同时也是民主化社会中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     

公共参与、社区自治与协商民主--对一个城市社区公共交往行为的分析

社区自治体现出中国城市治理体制变革的方向 ,它有赖于社区精英的有效治理、社区公共交往行为的拓展和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发展。本文通过对个案的解析 ,描述、解释了社区自治的过程 ,并在此基础上指出 ,在协商民主的制度框架内实现政党、国家、社会的权力互强 ,是推动社区自治的一个必要选择。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检视与理论反思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背景下,地方政府推动的乡村治理现代化实践已经全面铺开。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践中呈现出治理体制“类”科层化、治理过程规范化、治理方式技术化的逻辑;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中呈现出领导能力精英化、服务能力社区化、公共管理能力专业化的逻辑。但我国存在东中西区域差异和不同发展阶段两个层面的限制,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逻辑与乡村社会基础的匹配存在一定的张力,并会产生一些“意外的后果”。基于这一客观现实,需要对当前的国家政权建设理论进行反思,并重视简约治理传统。为了更好地实现乡村治理的转型,有必要从改革乡村关系、推动自治下沉、加强基层民主建设等多个方面达成国家政权建设与简约治理传统的协同。     

国家大义:边疆治理视阈下清代云贵地区义仓建设研究

清朝承继并发展形成传统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格局,常平仓、社仓和义仓的发展完善,使清朝在各省建立起集仓储和荒政为一体的社会治理机制,并在救灾实践中提升了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粮食储备和赈灾救民关乎国家安全和边疆社会稳定,清代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整体行政能力和社会治理水平,较大程度上满足了云贵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需要,义仓建设作为多元协同参与的公共治理体系,其内地化发展态势深化了清朝政府对西南边疆地区自然资源的吸纳和社会治理格局的重构。义仓作为清朝政府应对灾害和荒年于各直省府厅州县地方设置的粮仓,其本质上是一种以民间社会力量参与为主、自主经管性质的救荒恤贫仓储类型和粮食储备制度,清政府通过义仓的建设和施济,较大程度上实现了对西南边疆治理的深度干预。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多设置于市镇,亦有部分建于少数民族村寨,存仓粮食主要由地方官员、士绅及民众自愿捐置,并在荒年通过无偿赈济的方式为灾黎提供保障。云贵地区的义仓经营管理及其灾荒赈济功能的调适与整合,是西南边疆地区内地化进程中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的重要样态,为清朝政府加强对西南边疆的社会治理提供了路径依赖。清代云贵地区在从华夏边缘向民族边疆变迁的过程中,内地化这一变迁主流成为西南边疆地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协同并进的主要驱动力。义仓建设作为清朝国家强化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底层社会对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是"国家在场"的"隐喻"。本文从边疆观与边疆治理的视角分析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体系的构建及其在西南边疆地区粮食安全保障和备荒救灾能力建设中的作用,以进一步探究清朝国家治理、边疆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和体系的丰富内涵。云贵地区义仓的建设是对传统重农重粮思想的体现和实践,是清朝加强西南边疆治理的重要策略,随着清政府在西南边疆地区统治秩序的规范化和系统化,义仓建设在灾荒赈济和西南边疆内地化的过程中提升了云贵地区基层社会的协同治理能力。     

跨界公共物品的分类治理模式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跨界公共物品的数量激增而且供给机制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而跨界公共物品的分类治理模式目的在于解决此问题。跨界公共物品的分类治理模式不仅有利于打破目前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瓶颈,促进地方政府合作的扩展和深入,还可以有效地回应跨界公共需求。按照产生根源将跨界公共物品划分为行政边界性公共物品、跨界再分配性公共物品与跨界规制性公共物品,理清3种类型跨界公共物品的基本内涵与特征,进而比较行政边界性公共物品、跨界再分配性公共物品与跨界规制性公共物品产生的治理目标、治理主体间关系及治理工具。由此总结归纳出跨界公共物品分类治理模式的内在规律,即治理目标为应对区域市场的内在缺陷,治理主体为中央政府引导下的多元化中心,治理工具为中央绩效考核政策引导下的创新性区域公共政策。     

国有股表决权证券化研究

当前我国国有经济与股市中最大的问题仍然是国家所有制的官僚主义,应通过创设国有股表决权证这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股市的基础制度性金融工具,坚持公有制原则,保留国家所有制的所有制部分不变,从改革公有制的支配制度入手,变国有资产的国家支配制为社会支配制。个体根据成本收益原则自主决定参与资源配置,成为股民,因此社会支配制不可能是人人支配制,支配主体只能是自愿参与的股民,这就形成了股民支配制,它将消除国家所有制的官僚主义弊端,将国家所有制转化为社会所有制。     

我国环境多元治理模式法律保障机制探究

未清晰地认识和定位政府、企业、社会公众三者的关系,未处理好三者的分工与衔接,是造成我国环境多元治理模式难以落实的关键问题。究其主要原因在于过分依赖传统政府管制模式的路径,以致政府在环境治理中起主导作用而轻视企业、社会公众作为治理主体的力量,导致其他治理主体参与环境治理法律机制的缺失。比较分析三者存在的障碍,提出落实环境多元治理模式法律保障的建议,从而构建起三者相互协作、共同治理环境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