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盐业政策的演变与扬州盐商的兴衰

本文对明清时期盐业政策的演变与扬州盐商的兴衰，作了分析与论述。明清时期盐法屡经变迁，自明洪武初年开中法（商屯）实施以来，中经开中折色制、盐政纲法（纲盐制）、票盐制、循环转运法。·这一历史性的演变，从体制上促使了扬州盐商群体的产生、发展、兴盛、中衰与回光近照，以至最终消失。     

商儒相济：清代扬州盐商的文化角色

明清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显著发展的时期,在繁荣商业市场的推动下,以传统四民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松动,商人阶层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程度的抬升,甚至有超越士之地位的趋向,这一现象在扬州尤然。通过考察明清扬州盐商与士人之间的身份互动,盐商对文人群体的礼遇资助,以及盐商在扬州文化方面所做的贡献,可见盐商群体扮演的“左贾而右儒”的儒商角色,以及宋代迄清中国古典社会结构和儒家价值体系嬗变的一般趋势。     

扬州盐商文化线路

明清时期,以扬州为中心,由运盐河、大运河、长江、淮河及其支流构建的扬州盐商活动线路,是一条淮盐运销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的交通线路,也是一条长江中下游流域和淮河流域广大区域内的百货交换之路,更是扬州盐商传播思想、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空间通道.这一通道持续500多年,成为一条不同文化群体间多维、互惠交流和融合的文化线路.     

扬州盐商对扬州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理念的现实意义

扬州盐商对扬州文化遗产的贡献很大,总结他们对扬州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的理念价值不仅是给他们以应有的历史地位,而且也是为了继承和弘扬他们的理念、做法,可以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在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更高的层面上保护和利用好扬州文化遗产.     

清代扬州徽商与扬州八怪

清代扬州徽商与扬州八怪的关系，是一个视角新鲜的课题。清代扬州，聚集众多的徽籍豪商，他们是新兴的社会阶层，代表着新的经济因素，他们具有既有别于一般的地主官僚，又与封建传统保持千丝万缕联系的两重性的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讲，扬州八怪就是适应这一阶层和新的经济因素的需要而产生的具有革新精神的画家群。扬州投商促进了扬州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又促进了扬州书画艺术的繁荣，而这些正导致了“八怪”画家传统雅俗观念的变化和艺术新风的形成。研究清代扬州徽商与扬州八怪的关系，从而使我们以历史经验为维鉴，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与文化的关系，这对振兴今天的扬州经济、弘扬扬州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清代的扬州篆刻

中国篆刻艺术源远流长,历史悠久。传世的大量周秦时代的玺印,证明当时的篆刻艺术已经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到了汉代,遂形成了中国古代篆刻发展的高峰。晋唐以后,随着中国实用文字的发展和变革,篆书成了历史的陈迹,因而去古逾远而篆刻艺术     

清代重庆书院的兴衰与流变

清代重庆书院的发展基本与全国书院发展趋势一致,历经迅速发展、整体繁荣、清末改制废止的流变过程. 但由于重庆特殊的地域文化特点,其书院发展变化起伏很大,出现了乾隆、道光、光绪三个高峰和雍正、嘉庆、咸丰、宣统四个低谷,这是清代以前历朝历代未有之现象. 清中期,重庆书院的普及与繁荣是响应清政府书院扶持政策和顺应地方文化教育发展需要,在全国书院高速发展大潮流推动下的应然之景,而清末的改革、改制与废止则是在"西学东渐"、"经世致用"思潮影响下,为适应社会时局变化不得不"改"的适然之策.     

840年前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

本文根据原始文献,研究了1840年前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目前普遍采用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的说法,而实际上,马士的说法有许多错误。本文认为,1840年前输入中国的鸦片总数约为四十多万箱,价值约二亿两白银;1840年前中国平均每年外流的白银最多的约为五百到六百万两;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每年吸食鸦片的人数约为二百五十多万人。     

论清中期扬州盐商文化——以“扬州二马”为例

盐商文化是清代文化史上极为独特的一笔,它的形成需要历史的、现实的和盐商主客观的条件;形成之后,它在清代文化的诸多领域硕果累累;"扬州二马"基于其优越的家世背景和自身爱好,在文化方面的贡献更为辉煌,足为清中叶盐商文化的卓越代表。     

清代扬州府志述评

有清一代,扬州府共纂修了6部府志,即:康熙三年《扬州府志》、康熙十四年《扬州府志》、康熙二十四年《扬州府志》、雍正《扬州府志》、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同治《续纂扬州府志》。这些志书至今都完好地保存着。它们反映了扬州之地历古以来的概况,尤为详细地记述了明代万历中期以后至清代同治之间的二三百年中,扬州府属各邑自然和社会各方面的事迹,成为了解和研究扬州之地这段特定历史时期多方面情况的不可缺少的历史文献。综览这些府志,由于能够恪守志书编纂的法     

清代扬州学者阮元

清初,特别是经过康、雍两朝,对人民实行安抚怀柔和特务高压政策的反动两手,使阶级矛盾得到暂时的缓和,经济逐渐恢复,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至乾、嘉进入鼎盛时期。当时的扬州作为淮盐集散地,经济十分繁荣。仅淮盐税收一项就占全国总赋税的四分之一。在经济繁荣的同时,文化学术方面也得到很大的发展,取得了不少成     

清代扬州刻印的唱本

清代扬州是我国雕版印书的中心之一。著名的《全唐诗》《全唐文》等书都是在扬州刻印的。除了代表封建正统文化的各类书籍外,这里还大量刻印了群众阅读的通俗读物,特别是俗文学作品,比如著名的扬州评话《清风闸》《飞跎传》、道情《九度文公》等,更多的是记录民歌俗曲、民间小戏和曲艺唱词的唱本、唱片。这些俗文学读物作为商品流通,远销南北。刻印者为求其价廉,刻工、印刷、纸张均极粗糙。一般为巾箱小本。小唱本则更为简陋,三五页粘贴在一起;或者印作单张,折叠成     

清代子弟书兴衰时间考

子弟书是清代八旗子弟创造的说唱艺术,从雍乾时期到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沈阳、天津传播。根据目前最早的子弟书版本,可以断定子弟书于雍乾时期在北京诞生。从嘉庆到光绪中期,子弟书在八旗子弟之间十分流行。光绪后期至20世纪30年代,子弟书渐渐衰落,湮灭不闻。     

从扬州盐商文化看文化经济学理论的本土化建设途径

经济学虽成为当代中国显学,但理论建树同西方比起来仍有很大差距,文化经济学理论研究尤显薄弱,这同作为文化大国的中国很不相称.以扬州为中心的两淮盐业有其辉煌的历史,尤其在18世纪,两淮盐税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1/4,它同时孕育出扬州书院、扬州八怪、扬州学派、扬州园林等世界级文化品牌,这些文化品牌又铸造了扬州盐商的人文精神,推动了盐业经济的增长.对这些文化与经济的奇迹进行认真研究,探寻经济与文化的内在联系,将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文化经济学体系.     

论清代扬州学派的扬州地方史研究

清代扬州学者在扬州地方史的研究领域成果显著 ,其主要工作包括广搜史料、考辨史实、贯通古今、提供借鉴等等。他们的研究成果集中在对扬州历代政区沿革及运河变迁的探讨、扬州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研究、扬州历史遗迹的考证与保护、扬州地方志书与地方通史的编撰等方面。在扬州学派代表人物中 ,汪中、焦循、阮元等人对扬州地方史的研究又各有重点和特色。这对于我们从事区域史研究 ,为地方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服务有一定参考价值。     

清代扬州朱氏家学述论

家学是清代学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扬州朱氏颇具代表性,却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扬州朱氏世居宝应,虽分为朱翁朱氏和界淘朱氏两支,然同出吴郡朱氏。朱氏名家辈出,从《清史稿》、《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和《江苏艺文志》所未录或未详的36种著述书目中,可以发现扬州朱氏有着与时偕行又专长宋学的家学特点。     

清代前期扬州城市经济

扬州是我国历史名城之一,它几经兴衰,清初又发展成为我国东南地区一大商业城市。“东南繁华扬州起,水陆物力盛罗绮”,它的城市经济实力极为雄厚。那时全国赋税之半来自盐课,而“两淮盐课又居天下之半”,因而它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李斗《扬州画舫录》对清代前期扬州城商业繁荣景象有具体的描绘。本文以此书为主,结合其他一些历史文献记载,对此时期扬州城市经济作一简介。     

清代扬州学派研讨会述评

2001年5月,清代扬州学派研讨会在台北举行,海峡两岸学者又一次对扬州学派的学术成就及相关课题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和讨论.     

清代扬州经学家及其著述

地方艺文志主要著录本地区之著作,对研究地方历史文化和查考地方文献,对于全面查清全国古代文献资源,意义和作用极大。本文便是在编写《江苏艺文志·扬州卷》基础上撰写而成。文章主要介绍了清代扬州经学家朱泽}云、王懋竑、汪中、王念孙、王引之、任大椿、焦循、阮元、刘宝楠、刘恭冕、刘文淇、成孺(蓉镜)、刘师培等,及他们对经书、经学史研究的著述。文章所列众多的著述篇目,显示了清代扬州经学家的学术成就和在清代学术史、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清代扬州学派家学述论

分析清代学术的传承和流变，探讨扬州学派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关系，都不能忽略扬州学派家学的研究。宝应刘氏和朱氏、兴化任氏和顾氏、仪征阮氏和刘氏、高邮王氏、江都焦氏等家族，构成清代扬州学派家学的主体，在地域的分布上虽不尽平衡，但其持久不衰、顺应学风变化、家学间关联的紧密和注重对经典的疏证，使之具有鲜明的特点，在经学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