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道光年间两淮盐业中的改纲为票

清代前期两淮盐商,是当时全国三大商业资本之一。盐商们“富至千万”,“百万以下者,皆谓之小商”,其资本之雄厚,在中国盐业发展史上实属罕见。以千万计的巨额资本的形成,是与两淮盐业制度密不可分的。因此,研究两淮盐业制度史,对于论述盐商之兴衰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就清代前期两淮盐制中的纲盐、票盐的变化及其与盐商衰落的关系作一些探索。     

元代两淮盐业与扬州城市的繁荣

“扬州繁华以盐盛” ,古代扬州的繁荣与两淮盐业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元朝也不例外。虽然元代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不高 ,但是扬州作为两淮盐业的行政和转运中心却再度呈现繁荣。探讨元代两淮盐业与扬州繁荣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扬州城市与经济发展史。     

南河下：扬州盐业史的微考察

扬州盐业之兴始于西汉,最盛期是在明清之际,南河下与扬州盐业的关系主要也就在这个时期。明代中期,扬州建新城,南河下是新城的一部分。这里,盐商聚集。经过历史的积淀,南河下留下了很多盐商与盐业经济的遗迹、遗事。扬州能成为“淮盐”产销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引市街”的街名能说出其中的道理。扬州在中国盐业中的独特经济地理,还可以通过“四岸公所”及其“岸”字来说明。南河下是扬州盐文化旅游的重要区域,南河下见证了扬州的半部盐业史。     

曾国藩与两淮盐务

淮盐业是清代封建经济中一个重要的部门。以往,学术界对清代前期两淮盐制与盐商经济的研究比较重视,对后期的情况则较少研究。本文拟分析同治年间曾国藩整顿两淮盐务的背景、措施及后果,对晚清的两淮盐业进行初步的探讨,对曾国藩的盐政思想也试予比较客观的评价。     

两淮盐商与扬州文化

两淮盐商系形成于明中叶衰落于清末民初的特殊商帮,曾在扬州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产生过巨大影响.从盐商交结文人,资助寒士,营造、扩建扬州园林,赞助、兴办文化教育事业,可见其对丰富扬州文化的内蕴,推进扬州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对"历史文化名城和具有传统特色的旅游城市"的结构格局与地位、性质的最终奠定,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应当摒弃学术界长期以来动辄否定两淮盐商的观点.     

安岐与扬州——记中韩交往史上的一位扬州盐商

安岐是中韩交往史上的重要人物 ,清代中叶在扬州经商 ,曾任两淮盐商商总。他不仅精于盐务 ,而且对中国书画艺术有很深造诣 ,所著《墨缘汇观》一书影响深远。今扬州安家巷 ,是其故居所在地。     

丁日昌两淮盐运使任上对盐务的改革

丁日昌在两淮盐运使任上首先对盐务本身进行改革。针对以往的弊病,在运销环节上,他采取了固定引额和成本的方法,不准盐商多请引,也不准盐商少运盐;在生产环节上,他督令修复生产盐的场垣,划定界限、筹备煮盐用的草薪,减轻盐的生产者灶户和盐商的负担,以恢复和发展盐业生产。其次,他通过拟定在任盐官功过奖惩章程,并定期对官员进行选拔、考核,对管理盐业生产、流通的各级官员的作风进行了整顿。     

从扬州盐商文化看文化经济学理论的本土化建设途径

经济学虽成为当代中国显学,但理论建树同西方比起来仍有很大差距,文化经济学理论研究尤显薄弱,这同作为文化大国的中国很不相称.以扬州为中心的两淮盐业有其辉煌的历史,尤其在18世纪,两淮盐税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1/4,它同时孕育出扬州书院、扬州八怪、扬州学派、扬州园林等世界级文化品牌,这些文化品牌又铸造了扬州盐商的人文精神,推动了盐业经济的增长.对这些文化与经济的奇迹进行认真研究,探寻经济与文化的内在联系,将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文化经济学体系.     

新文化史学视野下的“盛清扬州”

康雍乾时期的扬州城市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盐业垄断经济体制之上的。扬州盐商群体通过特殊方式占有了大量财富,形成了追求精致的奢靡风气,并统治了扬州城市文化。在专制的政治体制下,扬州城市精神日趋保守,文化动力不足,为"盛清"后的衰落打下基础。     

元代两淮盐业与水利管理

通过对元代的两淮盐业与水利治理关系的梳理,可知存在着两种利益关系：一个是盐业依托内河漕运的发展,官方长期实施用盐商缴纳航道维运经费的方式维持盐业航道的正常使用。另一个是生产和运销领域,水利设施维护成本由灶户负担。在官方支给成本不足和官僚腐败的双重因素下,灶户和官吏透漏私盐的问题比较严重,盐政部门为此不断加强水运过程中的管理,并排斥盐的海运。元代对运销制度的一些改革,都是试图在盐引法制度的基础上减少地方官对盐业利益的侵蚀,维护中央的利益。所以,元代盐业相关水利资源的利益博弈,实际是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权利的博弈。     

清乾隆年间两淮盐商的资本及利润数额

清代两淮盐商由运商和场商组成。运商资本的内涵是指食盐运销过程中所需的费用，其利润则包括南价和运销差价两部分。场商资本由购贮业的资本和投资于制盐生产资料的资本组成，其利润也包括两部分，一为从灶户处购业后出售给运商所得的差价，二为投资盐业生产所获利润。乾隆年间，两淮盐商的资本总额达2000万两以上，其中运商资本约1600万两，场商资本400余万两；年均获利润约750万两，其中运商利润650万两（包括窝价250万两），场商利润100万两。乾隆朝60年，两淮业商的利润总额达4．5亿两。     

两淮盐商与清代社会公益事业

两淮盐商是清代最大的商业资本集团之一,拥有巨额商业利润的两淮盐商,其资本流向是多方面的,捐助社会公益事业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在获取巨额利润后,积极回馈社会,将大量财富投资于修路造桥、救灾济荒、抚孤恤贫及捐资助学等,为清代民间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隋代以前两淮盐业经济考述

隋代以前的两淮盐业,学术界少有述及。两淮盐业至少在春秋战国时即已出现,两汉时获得了大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虽封建政权更迭频仍,两淮地区屡遭战乱,盐政、盐制也不断变化,但因人们生活需要和国家对盐业的重视,盐业经济仍能曲折性地向前发展。这对"苏北在隋唐以前,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高于苏南",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略论两淮盐业生产对江苏沿海区域发展的历史影响

历史上,两淮地区海盐生产规模庞大、管理完善,曾经是历代封建王朝重要的财政来源之一;作为传统暴利产业,盐业本应成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龙头”,但因盐业专卖制度所带来的财富集中与外流,盐业生产却成了两淮地区经济社会长期贫困与落后的根源所在.     

盐商在扬州扮演的社会角色

在历史上,个人和群体在社会大舞台上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场景。清代扬州盐商拥有雄厚的资本,在扬州社会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对扬州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扬州盐商是高消费的群体,在经济领域是时尚消费的引领者;在文化领域,他们是延揽、集聚人才的组织者;在戏曲艺术上,又是花部、雅部戏交融的开拓者;在书院教育上,更是资助和倡导者。剖析扬州盐商的多重角色身份,对全面评判扬州盐商将会有一定的作用。     

黄文旸生平行实考述

乾隆元年正月十六日黄文旸出生于扬州甘泉一个破落盐商家庭,肄业于梅花书院,师事桐城派古文家姚鼐。他少负才名,胸怀利济天下之心,深谙八股为文之道,却屡试不售。其诗、古文、词曲享有时誉,颇受当道赏识。除总理扬州词曲删改局校曲事和参纂《甘泉县志》外,嘉庆年间他先后被两淮盐运使曾燠和浙江巡抚阮元延为座上宾,并应后者荐举,北上阙里,教授第七十三代衍圣公孔庆镕经文。     

明清时期盐业政策的演变与扬州盐商的兴衰

本文对明清时期盐业政策的演变与扬州盐商的兴衰，作了分析与论述。明清时期盐法屡经变迁，自明洪武初年开中法（商屯）实施以来，中经开中折色制、盐政纲法（纲盐制）、票盐制、循环转运法。·这一历史性的演变，从体制上促使了扬州盐商群体的产生、发展、兴盛、中衰与回光近照，以至最终消失。     

商儒相济：清代扬州盐商的文化角色

明清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显著发展的时期,在繁荣商业市场的推动下,以传统四民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松动,商人阶层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程度的抬升,甚至有超越士之地位的趋向,这一现象在扬州尤然。通过考察明清扬州盐商与士人之间的身份互动,盐商对文人群体的礼遇资助,以及盐商在扬州文化方面所做的贡献,可见盐商群体扮演的“左贾而右儒”的儒商角色,以及宋代迄清中国古典社会结构和儒家价值体系嬗变的一般趋势。     

清代乾隆年间两淮盐引案

乾隆年间两淮盐引案,发生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这是一起特大经济贪污案,为乾隆年间大案之一。本文就此案的起因、内容、乾隆的态度以及最后处理结果,作一些论述,以求教于大家。一、从“提引”谈起乾隆三十三年两淮盐引案,实为预行提引案,几任盐政、盐运使勾结两淮盐商营私侵蚀预提纲引余息银两,数额在一千余万两。这年六月,新任两淮盐政尤拔世发其弊。尤拔世芷任两淮盐政后,“风闻盐商积弊,居奇索贿,未遂”,乃上奏乾隆:“上年普福奏请预提戊子纲(乾隆三十三年)引目,仍令各商每引交银三两,以备公用,共交貯运库银二十七万八千两有零。普福任内共动支过银八万五千余两,其余现存十     

从民间文献看晚清的两淮盐政史——以歙县程桓生家族文献为中心

在中国经济史上,徽州盐商自15世纪起便已崭露头角。其后,随着盐政制度的数度变革,其实力盛衰递嬗。19世纪中叶的盐政改革以及此后的太平天国动乱,固然使得徽州盐商在总体上趋于衰落,但晚清时期徽州盐商的活动以及政商关系等问题,迄今仍未得到清晰的揭示。有鉴于此,本文利用新发现的徽州文书(书信、账册等资料),对晚清盐政史做一新的探讨。论文聚焦于两淮盐运使程桓生家族的盐业经营,该家族与晚清盐政制度设计者、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密切关系,探讨徽州盐商对于19世纪中后期盐政制度的影响。指出:晚清时期在两淮盐政中极为活跃的程桓生等人,与清代前期的徽州盐务总商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19世纪中后期对于两淮盐政的重要影响仍然不容忽视,这一点,与太平天国之后徽商基本上退出两淮盐务的通常认识大相径庭。作者认为,面对19世纪中叶的重大变局,曾国藩为了筹措稳定而充足的军饷,需要尽快恢复淮盐市场。在这种背景下,重建淮盐管理体制以及招商认运,对于包括徽商在内的盐商巨贾之倚赖便在所难免,这也正是晚清盐政制度中"寓纲于票"核心思想形成的原因所在。与18世纪的盛清时代不同,太平天国之后,具有商人家世背景者直接出任盐政官员似成常态,权力与资本紧密勾结的现象更为肆无忌惮。此一事实,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以来中国政商关系的新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