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诗的韵律化与散文化

因受古典诗歌影响 ,我国儿童诗歌向来讲究音乐性。这集中表现在发音的抑扬顿挫与节奏感上。但是 ,到了上世纪 80年代 ,诗人为追求新的艺术表现而挣破昔日音乐性 ,从而走向了诗的散文化。这主要表现在诗句的散漫无韵、不用标点、突破语法和大量使用通感修辞等悖理语言的变化上。学术界高度评价儿童诗歌语言的此种变化 ,认为这是诗歌为“新语言”寻找生存权的必然反映     

韵律:语言属性、诗性还是音乐性

节奏、韵、平仄等韵律要素构成的诗学效果,中西文艺理论通常称为"音乐性".但细考发现,节奏是一种早于音乐、诗歌的自然或生命属性,音乐进一步改造成更鲜明、精确的"音乐节奏";语言则通过语音组合构成不完全"等时"的"语言节奏"或诗歌节奏,它与"音乐节奏"并不等同.韵、平仄则原本就是语言的属性,也是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尤其是诗歌的特性:不同国家诗韵的差异只与该国语言有关,而与该国音乐的差异无关.这一性质认定意味着,"废韵律"失去的不是"音乐性",而是"诗性".     

论闻一多诗歌的音乐美

人们常说,诗是“音乐的语言”,是最美的语言艺术。闻一多在创作实践中对新诗的抒情美、形式美作出了许多富有创造性的探索和开拓。一九二六年他在《诗的格律》一文中,提出新诗的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就是对新诗形式美的理论概括;而音乐美则是诗歌形式的本质特征,诗歌的其他形式要素统摄于音乐美。 “一切艺术都趋向于音乐”。在语言艺术中,诗歌的音乐性是最强的。离开了音乐美,就没有好诗。“古人诗即是乐”。诗在其源头上,与乐同为一体,是以歌唱的形式流传。直到今日,诗歌仍然是一种可诵性的语言艺术,往往更重视作用于听觉感受。音乐性,是诗歌的一个重要特质。黑格尔说:“音乐和诗有最密切的联系,因为它们都是用同一种感情材料,即声音。”郭沫若说:“人类的语言发明之后,一种兼含着明确意识的音乐出现,它便是诗歌。”他们从不同角度一致肯定了诗与音乐的直接的内在联     

论古诗转韵艺术

诗歌是一种最富于音乐性的语言艺术。“涛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尚馅.舜典》),它以音乐性区别于其它文学样式,也以音乐性作为拨动读者心弦的重要艺术手段。优美的韵律对于诗歌思想内容的表达,能起到烘云托月的作用。诗歌的韵律包括三个方面:韵、节奏和音调。在讲音韵的专著及论文中,一般都是谈古今音韵的演变,韵部的归并与划分,以及怎样选韵、用韵,而谈转韵的却比较少,即使谈及,也仅涉及现象,很少触及!司题的实质,有的仅一笔带过,不作广泛深入的讨论。因此,本文想对古诗的转韵规律,作一初步的探讨,以作为深入研究这一问题的引玉之砖。     

论侗族诗歌的韵律特色

侗族诗歌有和谐的韵律。它既可一首首地念诵,又能一首首地演唱。侗歌,本来就是诗的歌唱。用侗话来说,歌是“心头上的声音(唱心头)”。一首好的侗族诗歌,既要有心头话的感情和生活的内容,又要通过艺术形象来表达。侗族诗歌的韵律便是这种艺术形象表现形式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因此,侗族民间(特别是歌师们)进行诗歌创作时,用韵是颇严格的。人们常说:“没有图案不成侗锦,没有韵律不成侗歌。”侗歌用韵不当,是“唱歌没有味,炒菜没有盐。”韵律用得好的侗歌就好唱,好听,好记,好传。     

中国古代诗歌内涵

在远古祖先的心目中,“歌”与“诗”是同一种文学艺术。“诗”是“歌”的内容(文学形象),“歌”是“诗”的表现形式(音乐形象),它们彼此相依、相互融贯,如同语言中词的音和义。中国古代的诗歌是一种歌咏的语言艺术,无“歌”不成“诗”,无“歌”没有“诗”。因此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诗人”这一称谓至少包括以下内涵:(1)自创并演唱诗歌的人;(2)自创或改编原创作品演唱的人;(3)只创作不演唱的人。而中国古代的诗歌是:以激情为血肉、以语言为建构艺术、以歌咏为表演艺术的一种文学体裁。以真情去激荡语言的美化,以歌声去撞击听众的和鸣,乃是中国古代诗歌的艺术特色。     

敦煌曲子词用韵考

敦煌曲子词是唐代民间文学珍品,它的发现,填补了文学史上唐宋词起源的空缺.它那纯朴自然的语言,保存着古代西北口语,词家们常常提及的“方音”,就是这种口语的突出表现.如任二北先生就认为《苏莫遮》是“方音叶韵中最健全之例”.其词其论,抄录如下:聪明儿.禀天性.莫把潘安才貌相比并.弓马学来阵上骋.似虎入丘山.勇猛应难比.善能歌.打难令.正是聪明.处处皆通闲.久后策官应决定.马上盘枪口佐当今帝.     

周代乐语教育与中国诗的产生

乐语，就是针对“乐”而“语”。“乐”即指升歌之歌乐。《周礼》记载的乐语有六种形式：兴、道、讽、诵、言、语。“乐语”是一种有文采、有章法、有节奏、有韵律的“语”，它是未成型的诗，是诗的原材料。乐语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诗的源头，是中国诗产生、创作的根源。乐语产生了诗，乐语从“歌”中提炼、演绎出了“诗”。乐语在真正意义上促成了文学语言与生活语言的分离，也促成了文学语言与音乐的分离。中国最早的诗不是写出来的，而是说出来的。周礼乐语不仅决定着《诗》的创作和中国诗的产生，它对后世中国诗歌乃至中国文学的影响亦极为深远。     

魏晋:诵诗的崛起与歌诗的隐退

歌与诵,作为中国诗歌的两种基本表现形式和传播方式,在不同时期交替起着重要作用。只是歌诗亦可诵,而诵诗不可歌。以吟诵为唯一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的纯粹的诵诗的出现,当在汉代。到了魏晋,"诵"开始取代"歌"而成为中国诗歌的主要表现形式和传播方式,这可以从文献记载与现存的诵诗数量两方面得到印证。伴随着吟诵盛世的到来,与音乐脱离的诗,不再需要以歌为载体,诗歌语言本身的节奏音律得以突显,中国的诗歌从此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文人诗歌的时代至此开启。     

汉语口语审美范畴论析

“韵”、“势”、“味”、“趣”是汉语口语的四个审美范畴,它们涉及到了汉语口语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作为诉诸于人的感性形式的口语,其形式上的美肯定是占主要的,因而从口语审美的静态和微观表现上,取“韵”范畴作为代表；从口语审美的动态和宏观表现上,取“势”范畴作为代表.“韵”的基础上构成了更加富有整体性和节奏感的“势”；从口语审美的内涵上,取“味”范畴作为代表,“势”是“味”的决定因素之一；在汉语口语的内外结合上,用“趣”范畴来表达汉语口语与其他口语的区别.这四个范畴相互联系、共同依存,组成了认识汉语口语美学现象的网络上的纽结.     

汉英诗歌格律的对比与翻译策略

诗歌是一种语言美的集中体现,而这种语言形式上的美尤难翻译。音美和形美都可以通过诗歌格律找到答案。诗歌翻译如能传达格律就会解决这一大难题。对比英汉诗歌的格律并发现其相通之处,就等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而英汉诗歌格律都用韵这一特点很明显,通过对英汉两种诗歌格律的比较,可以从本质上找到二者背后隐藏的一些相通之处,据此提出一些翻译策略供译者借鉴。     

诗文音韵美说略

诗文都属于文学语言,文学语言究竟有没有音韵美?我们认为是有的。文学语言的音韵美,或称诗文声律,就是文学语言的音乐性。这不仅是汉文学语言的特点,而且是世界各种语言进入文学语言所共有的特点。现在有些人对文学语言的音乐性持否定的态度。最明显的是所谓“现代派”,他们把音韵说成是诗歌的“枷锁”。在文学领域中,诗的音乐性,较诸其它文学形式更突出,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因此,否定诗的语言的音乐性,也就等于否定了一切文学语言的音乐性。有些人承认诗需要讲求音韵美,散文(prose)(这里指广义的散文,与韵文verse相对而言)则没有什么音乐性可言。因而对于散文的语言美中包含的音乐美,就不去注意。在研     

艾青诗歌审美表现的音乐美——兼对诗歌音乐性的理论考察

长期以来,对于诗歌音乐性的认识,总是在诗歌语言声音形式的音乐化类似上去认同,强调诗歌语言的韵律、节奏等外在音乐性要素,闻一多先生就认为诗的音乐美主要是“音节的美”.这种理论往往导致将声调与意义相分离的倾向,而不能从声调与意义的关系中去发掘诗的深层的音乐形式的美.艾略特在谈到诗歌音乐性问题时认为:“‘音乐性的诗’是具有声调的音乐型式(musical pattern)以及构成诗的那些字所具有的深层意义的音乐形式,而这两种型式不能分离且合而为一的那种诗,假如你提出相反     

论“歌诗”作为一种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与重构

“歌诗”本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脉重要传统,但在新诗中,由于诗与歌分离的态势成为主导倾向,因而“歌诗”传统长期处于被冷落或被遮蔽的尴尬境地,导致新诗缺乏音乐性而危机频仍。21世纪以来的一批诗人和学者在回望古典诗词时重新意识到歌诗传统的重要性,因而重新发掘歌诗传统,对其进行重新阐释与界定,在重认歌诗传统的重要性、歌诗范畴的重新认知、歌诗对新诗建设的启示三方面构成了对古代歌诗传统的再发现。然而,“歌诗”作为一种古代诗歌传统,其口耳相传的歌诗形式已难以为继,因而新诗无法照搬古代歌诗形式,而应在新诗创作的文本策略上构建诗的节奏和韵,以此重构诗的“歌性”质素;在传播路径上将诗、歌、舞相结合进行跨界演绎,张扬诗的“歌性”;在诗与歌的体式上,让新诗与歌词之间通过跨体创作凸显“歌性”,由此建构新诗自身的歌诗传统。     

今韵古风——论埃兹拉·庞德诗歌翻译和创作中的仿古倾向

本文旨在通过解析庞德诗歌创作和翻译中的仿古特征,探讨其文学观。庞德的现代主义诗学原则已为人们熟知并认可,然而对他“以古为本、推陈出新”的文学观及其创作中一直坚持运用古体语言和仿拟古体诗歌形态的仿古倾向,却存疑很多。本文通过分析庞德不同阶段的作品,阐述其如何以古典诗歌翻译为先导在诗歌创作中灵活地运用古典诗歌语言和体式使其作品具有今韵与古风相得益彰的特点,并由此指出:庞德从灵感到创作都深深侵浸在一种崇尚古韵的意识之中,而且这种意识与其现代主义诗学创新意识交织在一起,二者既冲突又融合;冲突是表面的,融合才是其实     

传神入化情趣盎然——《聊斋》语言艺术摭谈

《聊斋》是我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珍品,在语言艺术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它从传统文学宝库中吸取了优秀散文、诗歌、曲赋、小说语言的精髓,同时又大量吸收人民群众生活中的口语,稍加文饰,把两者融汇,提炼出最优美、最生动的文学语言。用这种语言塑造了千姿百态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这方面的成就很值得我们探讨。     

诗与思的搏斗:一个诗人的诗学——毛翰论之一

毛翰是极具个性的诗人，也是不同流俗的诗歌评论家、选家。他的诗情思优雅、语象典丽，可诵可歌，有别于当今诗坛时尚。他的枇评锋芒既指向曾经流行的假大空的政治抒情诗，也指向正在流行的晦暗怪异自绝于读者的所谓先锋诗。其诗歌创作与诗歌批评互为印证，相得益彰。他倡导“中锋诗”，但这个诗学理想一定要建立在重建我们的文学主体性的基础之上。     

诗歌美学本质浅析

诗歌因其既是心灵的艺术又是语言的艺术而成为文学中的文学。因此,关于诗歌是什么,成为千百年来古今中外哲人学者探讨的对象。诗歌之所以为诗歌,有其区别于其他艺术类型和其他文学体裁的本质特征,体现在强烈的主观情感性、意象性、弹性、音乐性等方面。     

诗歌美学本质浅析

诗歌因其既是心灵的艺术又是语言的艺术而成为文学中的文学。因此，关于诗歌是什么，成为千百年来古今中外哲人学者探讨的对象。诗歌之所以为诗歌，有其区别于其他艺术类型和其他文学体裁的本质特征，体现在强烈的主观情感性、意象性、弹性、音乐性等方面。     

从“诗界革命”到白话新诗崛起

五四白话新诗运动的崛起,如同五四文学革命的总爆发一样,它是由多种因素的能量酿成的。从诗歌本身的内在裂变来看,它既顺应了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趋向,又直接承受了晚清“诗界革命”的优良传统。纵观中国文学发展史,仅就韵文(主要是诗歌)的体式革新而论,竟达五次之多。即“三百篇变而为骚,一大革命也。又为五言七言,二大革命也。赋变而为韵之骈文,古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