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诗歌思想浅论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存在,对其深入的探讨有助我们理解这个复杂的文坛人物。周作人从一个五四时期的文化先觉者堕落为一个汉奸文人的关键在于他思想深处的个人本位主义及其与此相关的摇摆的灵魂,当然还有他那闲适隐逸的情怀,像幽灵一样自始至终贯穿其一生。     

略论周作人的文化选择

周作人运用西方自由主义文化思潮这个武器,冲破封建专制的禁锢,成为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思潮走向自觉的先驱。同时,作为有着深厚的国学修养的文化精英,他又时刻不曾忘记自己的文化之根,终于在文化寻根之旅中创造性地开掘出隐士情怀的新天地。     

传统文化与周作人文学思想的重识

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提出了“人的文学”的口号,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思想资源看,他吸纳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为人生与为艺术两大文学主潮的文学主张,其人道主义的文学思想也有相应的文化传承;在学术方法上,他的中国式的持平执中、宽容兼取的学术立场也使其学术思想能够更多地融入传统文论中的优秀因子,并更加富有包容的张力;在审美追求上,他通过对文学史的深层次体验提出以普遍、真挚、入世与超越建构新文学的基本框架。     

对周作人失节的思想文化解读

周作人晚年堕落的思想文化基础是个人本位主义思想。它是周作人作出人生选择与文化选择的关键与核心 ,由此而演绎出的“世界民”思想、现世思想、叛徒与隐士的双重人格、隐忍调和的人生态度以及“唯文化至上”的日本文化观等思想文化因素都不同程度地为他的堕落失节提供了不可忽视的理论依据     

周作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

周作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有发展有变化，这种变化有迹可寻，可以从他的数篇文章中看到其轨迹。他早期激烈地批评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性的非人思想，后期则着重梳理文学中已经存在的变革因素，试图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新文化运动的源流，这种转变体现了他立足点的不同以及他从一名“战士”向一名“研究者”的转变。     

周作人与佛学文化

与传统文人之游心佛老相近,周作人最早接触佛学是以解脱内心苦闷为目的的。南京就读期间在“人生无常”情绪支配下,他偏于接受“生本不乐”的佛教生命观,这成为形成他一生苦质情结的起点;２０年代初道路再择引发的思想混乱,佛学“众生平等”的普亲观对他产生了更强的冲击,由此强化了他尊重他人、尊重生命的人道情怀。而真正显示周作人现代知识分子精神的,是在于他接受佛学主要用于人格意志与思维方式两方面的建设。原始佛教缘起性空论强化了周作人反权威偶像的人格精神,帮助他摆脱黄金时代终将到来的盲目情绪;而佛学“空有不二”的思想则有力促进他辩证思维的形成,从而使他避免了简单线性因果思维方式的桎梏。     

论鲁迅、周作人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鲁迅与周作人对传统文人精神的承传虽有相同之处，但又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前者在继承合理因子的基础上，并加以革命性的改造，从而成为伟大的思想家与战士，后者则继承了消极因子，并滑入虚无、消极以至成为民族罪人。本文从精神文化遗传与变异的角度，侧重从鲁迅、周作人的成长历程，尤其是从对其作品的剖析，揭示其内在机制和轨迹。     

周作人的“纯文学”观与中国文化传统

深邃、悠远、繁复的儒、道、释合力构筑的中国文化传统成为周作人“纯文学”观复杂、深厚的文化渊源。而且,正是以之为基础而形成的这一脉非主流文论的涌现,从一个特定的层面形成了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富有张力的全景画卷。虽然我们无法支离、抽取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任何单一的成分,但是儒与道、释在周作人“纯文学”观不同层面所发生的影响成为显在的事实。具体体现在:周作人“纯文学”观中“载道”和“言志”的并蓄拓延着儒家折中调和的思维方式;求乐与求美的统一内蕴着道家的生命情调;苦涩与平和的融会体现着释家人生价值观。     

对传统儒学之道的延续——论司马光、陈襄等的《中庸》研究

《中庸》在宋代地位的上升与一般儒者对其的研究息息相关,这其中就包含了司马光、陈襄等的《中庸》研究。司马光、陈襄等的研究主要从对道的界定、对中庸之道的重视以及对《中庸》教化功能的阐发三方面入手,通过研究得出了"率性之为道"并不指"道"是"率性"的结果、道是由性转化过来的结论,认为道先天就存在、对道的重视就应该关注具体化后的中庸之道以及诚明之性影响下的教化。司马光、陈襄等的《中庸》研究体现出了对传统儒学之道延续的特点,这个研究并没有实现儒学理论体系的突破、没有建立起儒学本体论和实现道的本体化。     

在学术与思想之间:周作人对文化人类学的接受

在周作人的知识结构中,文化人类学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留学日本期间,周作人接触到希腊神话,又因希腊神话对文化人类学产生兴趣。作为启蒙知识分子,周作人对文化人类学的接受不仅有着学术上的诉求,而且有着更深的思想因由。就前者而言,文化人类学为周作人解读童话故事、探究文学起源提供了理论资源;就后者而言,文化人类学既是周作人解剖中国社会痼疾的工具,也是解决儿童问题的主要依凭。对于周作人与文化人类学关系的梳理,可以反映出文化人类学知识在中国传播之初,如何与"五四"前后的学术、思想相勾连。     

散文的周作人与周作人的散文

周作人深怀散文情结。"散文的周作人",意指周作人本身就是他所指认的言志的散文。他的哲学思想、人生态度、性情情趣等无不诠释着他所命名的散文小品。"周作人的散文",可表述为散文是周作人的一种语言物化,是周作人生命存在的另一种方式,是周作人精神私人化的一种表达。主体与文本这样地相生,在现代散文史上,周作人似是第一人。     

在闲适与哀苦之间——漫谈周作人的文风变因

纵观周作人的为人或作文,论者多以"平淡闲适"标之.然而作者本人却一再表明自己的文风与此相去甚远,并悠然自得于平淡与不平淡之间.论者与作者对所谓"闲适""平淡"的体认与标准为何产生如此之大的分歧呢?对此,本文欲通过梳理五四退潮后周作人的心路转折作出解答,藉以领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面对黑暗所采取的一种人生姿态:在忍受与自娱中,得到生存的快慰.     

古越精神与周作人文化性格

文章共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周作人硬气、沉实的精神个性与古越先民强悍好斗的野性、句践兴国雪耻而惨淡经营的稳实作风间的内在联系;第二部分围绕周作人的“故乡泛化意识”,探讨了越初民敢于轻舟泛海的海洋心态于其“世界民”意识形成、古越怀疑而非盲从的理性思维方式于其破除传统故乡意识的影响;第三部分则梳理周作人散文平淡而又无法平淡的风格与古越精神中任适自然、追求事功两种对立文化质素并存兼容间的某种内在因缘。     

周作人的日本文化论

周作人对日本文化从日常生活、民俗礼仪、文学艺术到宗教信仰和民族特性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揭示出日本文化个性特点。同时,他超越了狭隘的民族意识,肯定了日本文化的独创性和特殊价值,提出了一系列理论主张,打开了我们的研究视野,为加深对日本文化的理解,促进中日文化相互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周作人与北方左联——以周作人与谷万川为中心

探讨周作人与左翼文学之间的关系,北方左联是不可忽视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学界对此鲜有探讨。本文以周作人与谷万川为中心,同时探讨周作人在公葬李大钊等事件中的表现,以此展开对周作人与谷万川以及北方左联之间紧张关系的探讨。     

论周作人的传统文学价值观

在"五四"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风气下,周作人以科学的眼光看待传统,与传统对话,并向传统文学发掘具有现代意义的价值资源。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他以传统为中心辐射异质文化,为本民族的文学传统注了生气。     

抗战初期周作人的选择新论

1937年,周作人念念于希腊神话里诸神的人性,无奈危难的中国,一切非得在政治与革命的框架下不能展开。周氏作两国俳谐文历史的梳理,其实是隐藏了一个大大的居心,所谓借幽默说不幽默。战争初起时,周作人并未颠覆远在兄弟失和时就已确立的信条,取法乎生活,却难免越发寂寞的境遇。不必顾惜周作人的声名而曲为庇佑,以宽容待之。     

和谐管理的传统文化视阈——基于中庸之道的当代发掘

置身和谐社会构建的现实背景下,中国企业的发展迫切需要有效培植和谐管理理念.中庸之道是儒家推崇的处世智慧,其实质以朱熹的话说是把握两极之间"恰好的"和谐智慧.儒家以中庸为基本原则,对人与自然、与他人、与自身这样三重关系所给出的三大命题,即天人合一、人我合一、欲理合一,充分体现了其"恰好的"和谐管理智慧.它对如何打造和谐企业给出了非常具有"实用理性"的价值指引:天人合一作为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中庸平衡之道,其理想状态是达到"天人和谐"的境界,它是现代企业追求和谐管理的基本决策原则;人我合一作为人与他人关系问题上的中庸平衡之道,其理想状态是达到"致中和"的和谐境界,它为现代企业追求和谐管理提供了最基本的管理伦理原则;欲理合一作为人自身内部欲望与理智关系问题上的中庸平衡之道,其理想目标是达到"中行"的内心和谐状态,它为现代企业经营者提供了最基本的修行原则.     

周作人文化性格的佛学底蕴

以释补儒,以佛学作为对儒家思想纠偏补缺最重要的文化因子,构成周作人基于中西文化融贯之上的儒家人文主义思想的基本框架。小乘缘起论为周作人提供了消解儒家天命观的思想力量,强化了周作人反思想统制的个性主义。佛学以觉为本的立教思想启发了周作人的启蒙思路,形成他以关注人的精神解放为本的人道主义特征。从佛学心性理论入手重视自身人格意志修养,是周作人以释补儒格局治佛的又一途径,其中佛学“空观”理论与“忍”的精神帮助周作人强化反抗绝望的精神特别值得注意。佛学通过消解、补充儒学而进入周作人的文化性格,从而赋予其厚重的佛学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