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诗歌思想浅论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存在,对其深入的探讨有助我们理解这个复杂的文坛人物。周作人从一个五四时期的文化先觉者堕落为一个汉奸文人的关键在于他思想深处的个人本位主义及其与此相关的摇摆的灵魂,当然还有他那闲适隐逸的情怀,像幽灵一样自始至终贯穿其一生。     

对周作人失节的思想文化解读

周作人晚年堕落的思想文化基础是个人本位主义思想。它是周作人作出人生选择与文化选择的关键与核心 ,由此而演绎出的“世界民”思想、现世思想、叛徒与隐士的双重人格、隐忍调和的人生态度以及“唯文化至上”的日本文化观等思想文化因素都不同程度地为他的堕落失节提供了不可忽视的理论依据     

周作人思想蜕变问题的再检讨

周作人身上的"叛徒”和"隐士”两个"鬼”,是"轮流执政”的.从"五四”到抗战前夕,他的变化在政治层面,反封建的文化立场却始终如一.周作人下水前的悲剧在于,时代前进到了社会革命的阶段,他却仍然坚持"五四”式的启蒙立场.他的"中庸”观,是以人文主义为思想基础的现代人的中庸观,与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实质的联系.他的下水附逆,由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所造成,其中最关键的是他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蜕化变质.     

周作人文化性格的佛学底蕴

以释补儒,以佛学作为对儒家思想纠偏补缺最重要的文化因子,构成周作人基于中西文化融贯之上的儒家人文主义思想的基本框架。小乘缘起论为周作人提供了消解儒家天命观的思想力量,强化了周作人反思想统制的个性主义。佛学以觉为本的立教思想启发了周作人的启蒙思路,形成他以关注人的精神解放为本的人道主义特征。从佛学心性理论入手重视自身人格意志修养,是周作人以释补儒格局治佛的又一途径,其中佛学“空观”理论与“忍”的精神帮助周作人强化反抗绝望的精神特别值得注意。佛学通过消解、补充儒学而进入周作人的文化性格,从而赋予其厚重的佛学意蕴。     

论周作人以文化为中心之日本研究的特点

通过周作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表的大量有关日本研究的文章,分析周作人对作为一种独立的民族文化的日本文化的理性认识和思考,日本文化是一种与中国文化有密切渊源关系和独立的民族文化,日本文化在某些方面甚至胜过中国文化,日本与中国具有文化上的平等地位,这个认识在周作人是明确不疑的。这是周作人的日本文化观,而这个日本文化观正是他的整个世界文化观的一个投影。“周作人强调在尊重他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宽容的、多元的世界文化观,这可以说是周作人的一个基本思想。正是在这宽容的、多元的世界文化观的支配下,他坚持自己的日本研究的提倡,并对日本文化和日本国民性进行了思考和探讨。     

周作人与佛学文化

与传统文人之游心佛老相近,周作人最早接触佛学是以解脱内心苦闷为目的的。南京就读期间在“人生无常”情绪支配下,他偏于接受“生本不乐”的佛教生命观,这成为形成他一生苦质情结的起点;２０年代初道路再择引发的思想混乱,佛学“众生平等”的普亲观对他产生了更强的冲击,由此强化了他尊重他人、尊重生命的人道情怀。而真正显示周作人现代知识分子精神的,是在于他接受佛学主要用于人格意志与思维方式两方面的建设。原始佛教缘起性空论强化了周作人反权威偶像的人格精神,帮助他摆脱黄金时代终将到来的盲目情绪;而佛学“空有不二”的思想则有力促进他辩证思维的形成,从而使他避免了简单线性因果思维方式的桎梏。     

儒家传统与鲁迅的精神至上观

鲁迅作为一个文化转型时期的作家,他的精神世界是复杂的,这表现在他一方面主张“拿来主义”和坚决批判传统,另一方面又自觉不自觉地在一些方面信奉着文化传统,他的精神至上观与儒家文化之间的本质联系就体现出民族传统在他的文化心理上的深刻积淀。“心学”是儒家传统的灵魂之一,它的核心意义就在于把“人心”视为人格实现和历史秩序的主宰功能,鲁迅的“弃医从文”,提倡个性,张扬科学精神,以及他毕生为之奋斗的思想启蒙事业,共同体现着一个思想模式,即人的精神世界的转变是社会历史变革的根本,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鲁迅的精神至上观     

周作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

周作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有发展有变化，这种变化有迹可寻，可以从他的数篇文章中看到其轨迹。他早期激烈地批评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性的非人思想，后期则着重梳理文学中已经存在的变革因素，试图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新文化运动的源流，这种转变体现了他立足点的不同以及他从一名“战士”向一名“研究者”的转变。     

基督教文化对周作人文学观的影响

分析了周作人“爱之福音”的文学观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周作人认为,文学不仅与宗教关系极为密切,而且文学的发达大都出于宗教,虽然近代以来文学逐渐脱离宗教,但它们之间仍有很多相同和相通的地方,尤其是近代人道主义思想和文学与基督教的关系更为密切。基督教强调“爱”,周作人认为文学的终极价值也是“爱”与“同情”,而怨恨与文学的本质根本冲突。尽管周作人的主张与强调“反抗”、“复仇”的主流文学话语极不合拍,但他所强调的善待弱者,关爱生命,警惕任何把人当作工具的观念和一切怨恨、报复等非理性情绪,做一个成熟而理性的现代公民,无论如何都是一笔珍贵的财富。     

基督教文化对周作人文学观的影响

分析了周作人“爱之福音”的文学观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周作人认为，文学不仅与宗教关系极为密切，而且文学的发达大都出于宗教，虽然近代以来文学逐渐脱离宗教，但它们之间仍有很多相同和相通的地方，尤其是近代人道主义思想和文学与基督教的关系更为密切。基督教强调“爱”，周作人认为文学的终极价值也是“爱”与“同情”，而怨恨与文学的本质根本冲突。尽管周作人的主张与强调“反抗”、“复仇”的主流文学话语极不合拍，但他所强调的善待弱者，关爱生命，警惕任何把人当作工具的观念和一切怨恨、报复等非理性情绪，做一个成熟而理性的现代公民，无论如何都是一笔珍贵的财富。     

周作人与日本文化

周作人与日本文化有着深切复杂的联系。他曾奉献一生大半的精力致力于日本学术文艺的译介、研究,深得日本文化的精髓,在中日两国是公认的“日本通”。同时,他的政治、艺术生命又可悲地葬送于日本帝国主义罪恶的侵华战争中。周作人视日本文化艺术为同属于一个文化共同体的东方文化的一部分,注意与中国文化艺术的比较、参证,从中获得了有益的思想、艺术启迪,并确立了独特的日本文化观。     

“传统”包裹着的“现代”——周作人的“启蒙”文艺批评

周作人的文艺批评一直以来都是一种独特的存在，它是那么“传统”却又如此“现代”，因而分析周作人1927年以前的文艺批评及批评思想，尝试探求它既“传统”又“现代”的缘由就显得尤其必要。周作人的文艺批评可在较为外在的形式、韵味层面和较为内在的思想内容两个层面上考查。他的文艺批评在文体形式、语言韵味及审美情调上更多地汲取了传统的养分，而在批评的内容和思想上由于对“人”的发掘和关注而更多地体现了其现代特征。此时周作人的基本批评心理和态度是指向社会与人的“启蒙”，而且从启蒙的角度看周作人的观点至今都发人深省。     

中庸与周氏兄弟

中庸思想是中国传统儒家的代表思想，是许多中国文人的理想信条。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作为从中国传统文化阵营杀出的反传统猛士，身上又潜藏着传统文化的因子。本文通过对传统文化“中庸”思想的世俗和本体解剖，来阐释鲁迅和周作人的两种迥异人生。     

"原人之文学"的审美功能——论周作人之教育童话观

2 0世纪 2 0年代初 ,周作人提出了教育童话的观念 ,主张应用童话进行儿童教育。周作人的教育童话观蕴含了民俗学的方法和儿童心理学的成果 ,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建立了一个“现代”的环节。同时 ,周作人的教育童话观也存在着儿童本位主义的弊病。     

周作人的“纯文学”观与中国文化传统

深邃、悠远、繁复的儒、道、释合力构筑的中国文化传统成为周作人“纯文学”观复杂、深厚的文化渊源。而且,正是以之为基础而形成的这一脉非主流文论的涌现,从一个特定的层面形成了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富有张力的全景画卷。虽然我们无法支离、抽取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任何单一的成分,但是儒与道、释在周作人“纯文学”观不同层面所发生的影响成为显在的事实。具体体现在:周作人“纯文学”观中“载道”和“言志”的并蓄拓延着儒家折中调和的思维方式;求乐与求美的统一内蕴着道家的生命情调;苦涩与平和的融会体现着释家人生价值观。     

周作人《过去的生命》中“人的文学”观的体现

在“五四”文学革命期间,周作人提出了“人的文学”的重要文学命题,与此同时,周作人还创作了诗集《过去的生命》中的诗歌。《过去的生命》主要体现了周作人“人的文学”观中的三方面重要内容：“人道主义为本”、“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求生意志”和“求胜意志”。     

周作人与中国散文的现代转型

对古文学的调查与整理阑入了中国现代散文建设的规划和设计,其动因源自周作人早年留学所处的革命环境,及“五四”时期形成的人道主义文学观。新生运动影响了尚处于被引领和启蒙状态中的周作人,并充分体现在后来他所厘定的言志派谱系中。对韩愈、试贴诗、八股文和桐城派的批判是周作人建构现代散文诗学的重要一环。战时的周作人提出两大改革与三盏灯火,源于对道学派的反驳。周作人介入个人日常生活现代性体验,道德、智识、个性、趣味等是具体表现。周作人从思想到艺术的一系列实践丰富了中国现代散文生态,包括美文、近代散文、杂文等散文理论的倡导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散文的现代转型,甚至培育了新时期以来的文化散文和大散文,产生了当代反响。     

知堂文化观

周作人文化批评的基本立场是以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为出发点，以科学与民主为武器，叛徒与隐士的融通无碍为最高境界来批评各种文化现象。他的文化观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口诛笔伐地批判期，斗士向外科医生转变的转型期，冷静地解剖与温和地认同期。不同的阶段，他文化批评的方法也不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周作人最终沦为民族的败类，但是他的文化批评却是很有意义的。细细检视他所做的文化批评工作，我们可以发现许多令人深思的东西来。     

郁达夫“病态人格”及其在创作中的表现

本文认为:“人格病”是郁达夫病态现象的根源。郁达夫是一个病态人格患者,他的文学创作首先鲜明地表现了这种病态人格。在郁达夫研究史上,最早发现并指出病态现象的是周作人。在《沉沦》出版受到封建道学家围攻时,周作人却认为:“《沉沦》是显然属于第二种的非意识的不端方的文学,虽然有猥亵的分子而并无不道德的性质。”这里,许多研究者仅注目周作人否认“不道德”的后一句话,却未细究他所指出的前一句话”非意识的不端方文学”的内含。周作人用弗洛伊德的性原动说解释了“非意识”,用“猥亵”解释了“不端方”。值得重视的是,他要我们区别“病态”与“常态”的不同,他说:“倘若因追压而蕴积不发,便会变成病的性欲,即所谓色情狂了”,对于“那色情狂的著作”,“我们要辩明他是病的,与平常的文学不同,正如狂人与常人的不同。”然而,遗憾的是,当时周作人不能够整体地研究郁达夫创作历程的病态人格,加上他在进行文学批评,所以,周作     

成也气节,败也气节?——周作人救亡时期的气节思想与失节问题辨正

周作人的气节观念与气节问题都需要以求知的态度来检讨与面对.周作人的"失节"不可否认,但并不意味着其气节观念的价值可以被完全否认.在救亡热情高涨的年代,周作人的气节观念显示了自己独特的理论思考与问题指向.如果说,同时代的人是在以鼓吹气节的方式来抵抗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周作人则是以批判气节的方式揭露日本对世界的危害.周作人的失节问题不在于他的气节思想,而在于他未能真正履行自己的气节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