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的饭局说到官僚制（上篇）

制度的人文内涵——分餐制、聚餐制及其体现出的不同文化中官僚制的特点 分餐制和聚餐制这两种不同的用餐习俗或者说用餐礼仪，尽管只是～种非正式规则，但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仍不失为一项重要的制度。目前，分餐制主要是在西方文明体系中实行，而中国则主要采取聚餐制。我们不妨设想一下这两种不同的情形：     

回到家产官僚制——以明万历四年到五年的北京契税制度改革为例

通过对明朝万历四年（1576年）到五年（1577年）北京契税制度变革过程的分析,本文揭示了传统中国国家汲取过程中的家产官僚制支配模式及其形成过程。在万历四年都税司大使私擅税契事发这一突发事件的触发下,典制关于契税的规定与万历四年前北京契税管理空白之间的矛盾暴露,导致官员与皇帝围绕北京契税制度改革展开社会行动。到明万历五年,在正式制度层面,北京契税征收的支配模式兼有包税制与官僚制特征;在非正式制度层面,北京契税征收的支配模式整合了儒家的孝道和功利主义,以及形式的法理思想和对传统的认同。本研究发展了更为完整地理解传统中国国家汲取过程中的支配模式及其变革过程的家产官僚制理论,系统地呈现了传统中国家产官僚制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两个维度之间与内部的矛盾。     

浅析官僚制理论及其对我国行政管理的启示意义

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现在仍然被世界大多数国家采用。本文介绍了韦伯理性官僚制的含义与特征,论述了官僚制的优点,并研究了官僚制的缺陷,最后论述了我国正处在官僚化不足的状态中,我们应该结合自身的特点,创建更加完善的官僚制体系。     

中国现代人口统计之路（三）

自20世纪20年代始，陈达便力倡“生育节制”。抗战时期。他在云南主持了以现代统计方法进行的较大规模的人口普查。陈达等社会学者认为。人口问题的研究可以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以及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打下基础。     

从本土化研究到本土研究——另一种社会理论及其可能

自16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欧洲思想界思维方式的变革与创新使得近代社会科学从其哲学母胎中得以脱颖而出。这一知识体系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而向非西方文化地区不断渗透和冲击。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知识体系开始引入中国，并且在与中国已有的文化和知识研究的竞争中取得了绝定性的优势地位。与此同时，在西方系统学习过社会科学方法和理论的中国学者们，也开始思考这些西方舶来品对于中国文化历史与现实问题的逻辑性结构关系究竟何在的问题。这样一种具有主体意识的思考，给中国社会科学的早期建设与发展奠定了切实的基础，并且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心理学领域，潘菽于1939年写就《学术中国化问题的发端》；在社会学人类学领域，以吴文藻和费孝通为代表的燕京社会学派为开创中国社会研究及社会科学本土化发展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可惜的是，他们所追求的学术道路在20世纪中叶而被迫中断了。     

挪威的社会福利制度（下）

（上接3下期）（挪威社会福利与服务的主要内容）6．卫生与健康服务卫生与健康服务被认为是挪威福利国家的重要支柱,政府的目标是使每个人都能接受高质量的医疗服务。自19世纪80年代,挪威开始按照分权模式,建立了初级卫生服务和专科卫生服务相济的卫生服务体系。     

从华洋分处到华洋共处（下篇）：华洋合处的格局

上海开埠以后,华洋关系既有矛盾、斗争的一面,也有协商,合作的一面,从总体上说,还是比较和谐的,上海地方政府在治安,市政建设方面,还与租界当局进行一定程度的合作.首先,资助租界巡捕费用。1854年10月17日,通过协商,议定巡捕费由上海地方政府负担三分之一。1855年1月4日工部局鉴     

挪威的社会工作（上）

挪戚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 挪威的社会工作伴随该国社会福利制度体系建立而发展与壮大,其发展可归纳为倡导、建立、壮大、完善四个阶段。倡导阶段 与英、美等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建立专业社会工作相比,挪威的社会工作发展起步较晚。     

SARS与人的有限性问题（下篇）

孔子当年至少还讲“畏天命”。后来的儒者由于受佛教影响，思想狂放，精神高张。先是魏晋玄学一力挣脱古代思想的“敬天”传统，后来的佛学则强调以思想、心为要谛，不受约束(如“沙门不敬王者”之说，表     

《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卷）》出版

卢汉龙、彭希哲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卷）》，日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是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持编撰的《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十三卷中的一卷。     

中国社会学的历史考察（1949～1978）

1949～1978年,中国社会学这段坎坷的经历令人难以忘怀。本文以翔实的资料,阐述了中国社会学老前辈在“院系调整”中维护社会学和1957年春夏重提社会学的经历与不幸遭遇。作者认为,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中国社会学中断近30年的根本原因,是当时中国政治不容许社会学的生存与发展。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它是人类文化的结晶,理应属于全人类。用非科学反对科学所造成的历史,不会再重演。     

世界上最南的城市：威廉姆斯港（智利）

智利的威廉姆斯港,常住人口只有2500人,它通常只被当作一座小镇。威廉姆斯港最初是一个海军港口,19世纪后期智利政府为保护在火地岛一带的主权而建立。每年6月21日,威廉姆斯港的居民就会聚会庆祝“最漫长的夜晚”。     

中国现代人口统计之路（一）

科学的人口统计工作是建立现代国家的一项基本工作。1929年9月，在东京举行的第19次国际统计会议上，由于缺乏精确的人口与生产统计数字，中国代表陈华寅与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韦尔考克斯，为了中国人口究竟是三万万四千万还是四万万四千万的问题，舌剑唇枪。最后也不能给出一个公平的判断。这件事对中国的人口问题研究者是一次深深的刺激，也使得他们开始将注意力投向人口统计。     

费孝通先生的第三次学术生命（下篇）

费先生在进行学术反思和补课时，也在思考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中西文化比较等问题，关注着社会发展变迁中不同文化的接触、转型和融合。他认为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多元文化的人类如何相处是社会学和人类学学者必须研究的大问题。     

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的中国化

德国双元制是一种成功的职业教育模式,这在全世界职业教育行业中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改革之初开始学习、借鉴德国职教经验,至今已有近三十年的历史,全国职业教育发展比较好的先进地区先后以不同的形式进行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中国化教育改革试点.     

从全民幻想到集体意淫——中国定型化的社会结构

改革开放给我国的资源配置和社会流动带来了巨大变化，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社会流动速度大大加快，不仅出现了世界罕见的“民工潮”，即农民从农村到城市的空间流动，更带来了阶层之间的地位流动，一大批社会的中下阶层通过各种途径实现地位的上升和财富积累。然而，新世纪以来我国的社会状况发生了新的转变，“出人头地”越来越困难，变得仅仅停留在想象中，“全民幻想”逐步取代原始财富积累，社会逐步“定型化”。     

中国的社会立法（五）：社会优抚立法

从字面上讲,优抚是优待和抚恤的合称。军人的抚恤是指国家对因战、因公牺牲、致残或者病故的军人及其家属进行抚慰（安慰）并给予物质上的帮助,军人的优待是指国家和社会给予军人及其家属好的或者特别的待遇。优抚体现了国家、社会对那些为保卫国家、巩固国防作出牺牲、作出奉献的军人及其家属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