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赋取士”说平议

“诗赋取士”的提法并不准确 ,但这一说法来源有自。作为科举考试的新概念 ,唐人对“诗赋取士”多所批评 ,但并未废止 ,实包含一种不得不如此的理势。从唐代学术文化思想角度来理解“诗赋取士”的命题 ,包含如下几方面意义 :社会以进士科为荣美 ,诗赋遂成为一种必备的人文素养 ;诗赋作为科举与铨选考试的一个重要环节 ,使考试具有了更大程度的“机会的形式平等”;以声律工拙论高低 ,可以用文学的标准衡量文学 ;唐代诗赋文学多具怀疑精神与自由意志 ,保存了哲学的良知     

论以诗取士对“诗唐”形成的促进作用

谈到"诗唐",人们常意指"诗歌的"唐朝,实际上,"诗唐"更指"诗性的"唐朝。从表层看,以诗取士促进了唐人学习、创作诗歌风气的普及,使诗歌从宫廷走向民间,促进了"诗歌的"唐朝的到来。从深层次看,以诗取士促进了唐人诗化人格、诗性思维的发展,使其普遍地表现出思想上的轻视礼教,行为上的不拘小节,气质上的桀傲难驯,人生设计充满理想色彩,但处理问题常带书生意气,促进了"诗性的"唐朝的形成。     

“以诗取士”的文化策略与山水诗派的生态

“以诗取士”是盛唐最重要的文化策略。盛唐的这种取士科制 ,以官方政策的名义接纳了齐梁文学的艺术形式和趣味 ,造成了特殊的社会制度与生活风习 ,为知识分子提供了高度自由而宽松的文化环境 ,使盛唐生活和盛唐人气质全面诗化 ,助长了士人山水情结的生成 ,形成了流连光景而寄意玄远的风景审美的时尚 ,盛唐几乎所有的山水诗名篇都是产生于与科考有关的行旅羁役的奔忙中。在这种特殊的文化生态中 ,山水诗群迅速形成 ,诗歌 (特别是山水诗 )高潮蓬勃出现。     

诗赋或策文的选择——重探武则天的科举态度

本文探讨科举考试在武则天统治时期的发展,对学术界以往认为武则天倚重进士科、以诗赋取士的观点提出质疑。与进士科相比,制举更受到武则天的重视。武则天时代的策题制作,往往是对当朝时事策略的反思,并鼓励士人对现行政治进行批评。这一时期的试策真正做到了以策文进行时政咨询,大批优秀的政治人才也因此被选拔出来。武则天的态度带动了整个社会重视策文,形成了士人多次、连续应制举的风气。武周时期,进士科的录取人数相对于高宗朝的水平呈现一种下降的态势。“诗赋取士”与武则天的统治没有直接的联系,它是太宗以来尚文风气的自然发展。     

得书难易与取士之标准

对于唐代为什么以诗赋取士,已有不少论者探讨,如张蕊《唐代诗赋取士制度形成的原因》一文就较为全面地概述了唐代以诗赋取士的原因,即:儒家的诗教传统;唐代诗歌的繁荣;李唐统治者作为北朝民族的作用、社会风习的作用、不同政治集团利益、诗赋本身具有的特性等。     

“举孝廉”小议

吕叔湘先生《<通鉴>标点琐议》一文(载《中国语文》1979年2期)认为汉武帝诏,“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一句孝廉不宜读断,说,“孝廉分科,前所未闻。各一人实指一郡一人,一国一人。而非孝一人,廉一人。”对吕先生的这个意见,不敢苟同。《汉书·武帝纪》“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颜师古注:“孝谓善事父母者,廉谓清洁有廉隅者。”王先谦《补注》说,“俞樾曰:‘谓孝与廉各一人,非郡国各一人也。’汉制有以孝举者,有以廉举者。故元朔元年有司议曰:‘不举孝……,当以不敬论;不察廉……当免。’是孝重于廉也。《冯     

魏晋时期的才德之辨

所谓才德之辨,是论人取士的标准问题,辨析的是人的才能和德行孰先孰后,孰重孰轻。本来,两汉以来,取人用人以德为先是毫无疑问的。两汉取人的制度为举孝廉,德行是士人入仕的第一标准。但在汉魏两晋,随着社会的动荡和儒学的衰落,这种德重于才的观念就被突破了。许多思想家更把问题颠倒了过来,提出了反命题:才重于德。汉魏之际徐干的明哲为先论,曹操的唯才是举论,两晋之际葛洪的舍仁用明论,都是这一才重于德的命题的具体化。魏晋时期的这种才德论,与两汉以来传统的才德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它的出现,反映了儒学衰落以后思想界的活跃和生气。     

进退之际:唐代士族与科举取士制之关系及其影响

科举为唐代入仕和迁转高品官之正途,士族凭借其在政治势力、社会地位、文化条件、教育氛围、经济基础和居住地域等优势,利用体制漏洞,在科场中获取远多于庶族的好处.科举取士制既促进了唐代士族由经学世家、武力强宗向文学家族的转变,也使其家族价值观念由重门第转向门第、科第兼重.短期来看,科举对士族家族的衰落具有延缓作用,长期而言,却对士族家族的衰亡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以诗取士”制度促进了“诗唐”的形成

汤燕君撰文《论以诗取士对"诗唐"形成的促进作用》指出,以诗取士是唐代统治者为了实现文德政治而采取的一种策略,其根本用意旨在以儒家文化来规范文学,并通过这种被规范化了的文学来塑造儒性人格、选拔录用诗儒型官员。伴随着以诗取士的推行,习诗研诗之风获得不断延展,诗歌开始广泛进入唐人生活,促进了"诗歌的"唐朝的形成;同时,     

唐代“奉试诗”辨略

唐代"以文取士","试诗"称谓繁多。毛奇龄谓唐代进士登第后"又有试"即"奉试";臧岳则认为"奉试"为"覆试",由此而有"奉试诗"之称。古今学者沿用不疑,但语焉不详,分析归纳不细致。实际上,"奉试"和"覆试"既不是相同的考试制度,在诗歌体制及难易程度上也有很大差别。毛奇龄所指为"奉试诗"的作品,亦非"覆试"之作。唐代人创作的"奉试诗"主要包括"赎帖诗""帖经日试诗"以及其他"奉命"之作。     

宋徽宗行“八行科”及其影响探析

北宋中后期,"乡举德行"的儒家理想成为科举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宋徽宗君臣试图通过实行八行科,实现"稽古验今"的政治理想。八行科应试资格较宽,选拔程序以推举和三舍法逐级向学校贡士,录取规模先增长后缩减。八行之士待遇较丰厚,所授阶官也较优越,但差遣以学职为主。徽宗君臣还热衷于营建八行碑,以期扩大八行观念在民间的影响力。八行科在"正风俗"方面确实起到一些效果,但同时也造成了"天下相率而为伪"的局面。     

落实“以德治国”的基本方略搞好“以德治校”

在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同时,必须努力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道德体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本文试图通过对"以德治国"基本方略提出的历史和时代背景、德治与法治的关系的论述,探讨高校如何抓好以德治党、以德治师、以德育人,从而更好地用"以德治国"的思想搞好以德治校.     

关于“以德治国”的党建思考

在当代,"以德治国"的重心在于"以德治党".推行"以德治党",要加强党员干部的严格自律,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改革当前干部选任方式,坚决反对腐败.     

北宋初期科举制度研究综述

学界对北宋初期科举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科举取士权收归中央,科举名额的增加和对科举公正性的改进。除此,还有几种不同的视角。     

作为德目与德性的孝廉

"孝廉"是我国历史上奇特的政治文化现象。作为一种德目,孝廉在狭义上彼此的义务对象不同,但在广义上孝可以融摄廉;作为一种德性,孝廉在践履中是相互引发的,这是因为两者本来就是仁义等核心价值的展开,共同植根于本心良知,但另一方面两者关系又不是完全对称的,主要是以孝生廉,孝比廉更加具有本位性。     

北魏的察贡推举制度

在秦汉选官制度中占主要位置的察举制,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并未废除,特别在北魏建立后叉恢复发展起来。北魏孝文帝时,州郡察举制成熟,“秀才”是主要科目,但与秦汉时明显不同;其次,还设立了“孝廉”科。这两科的州郡察举,前后又有明显变化。此外,北魏还存在着官吏特别荐举制度,作为选官的补充形式。州郡察举和官吏特别荐举组成了北魏时期较完整的选官制度,成为唐代科举制度中常举和制举的滥觞。     

科举考试内容与评判标准的首次匡定——对王安石科举改革的几点思考

用考试来选拔人才,首先必须解决的是考试内容相对固定和评判标准客观公允的问题.在唐代就业已出现的诗赋取士和经义取士之争,实质上就是如何匡定考试内容和评判标准的争论.唐代进士科最终形成以诗赋取土的格局,除其他多种原因外,重要的一条是评判标准相对客观、公允,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考试选才制度的内在要求,这可从诗赋取士最终在唐代形成定局的历史考察中得到明证.唐代科举考试的方法、体例主要有帖经、墨义、策问、诗赋四种.帖经与现在的填空题类似,重在考察考生的记诵能力.如果帖题一般,考生均能回答,考官就难以评出优劣.于是考官就挖空心思提高帖题的难度,形成了帖经考试中出偏题、怪题的倾向,造成社会上普遍学风不良——士人只默记帖括只言片语,而对本经大义荒疏,甚至茫然无知,因而受到有识之士的普遍反对.     

“以德治国”与教育

江泽民同志在今年全国宣传部长会议讲话中提出了以德治国的重大方略。这必将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道德体系 ,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 ,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产生极大的影响。深刻领会以德治国思想的深刻内涵以及与教育的关系 ,对于我们增强以德治国、以德治教的自觉性 ,全面开创素质教育的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教育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基础性、全局性、先导性的事业 ,作为培养人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崇高事业 ,在落实江泽民同志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方略方面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 ,江泽民同志以德治国的思想也必将对教育事业的发展 ,对学校德…     

明清戏曲中的“武科举”及其文学意蕴

明清戏曲中的武科举,情节不如文科举情节数量多,艺术地位也不如文科举重要。这主要是古代重文轻武观念影响的结果,也有一些武举人士口碑欠佳的原因。明清戏曲中的武科举描写,有的以武科举人物构建故事主体框架,有的武科举人物则是充当配角,成为双线结构作品中的副线,或单线结构作品中的陪衬。明清戏曲创作中的武科举描写采用了移植、增饰、捏合等手法,因此,具有丰富的艺术意味。     

论“文”“质”概念的形成及演进

＂文＂与＂质＂是中国古典美学中的一对独特的基础的审美范畴。＂文＂与＂质＂的最初形态是各自独立的,＂文＂、＂质＂对举始于孔子。我们只有深入地了解＂文＂与＂质＂概念的形成过程,才能比较全面地理解它们各自的多重含义,才能客观地认识它们在对举时的双重意义,同时也可避免对于文质概念理解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