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林纾的翻译》看钱钟书的翻译思想

本文重点探讨了著名翻译学家钱钟书在其所著的《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所提出的“诱”、“讹”、“化”的翻译思想，以及其对于中西异质性语言文化之间的互解互译具有的理论上的实践意义。     

论钱钟书的“诱”“讹”“化”翻译观

学贯中西的的学术大师钱钟书先生提出的＂诱＂＂讹＂＂化＂翻译观,在翻译学界反响强烈。目前,关于此译观的分析研究,各家众说纷纭,视角不一。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都是不可避免地烙上＂讹＂的反叛者的印记,但又不甘于＂落寇为草＂,时时刻刻,兢兢业业争取＂化＂境界正统地位,故便从＂讹＂通向＂化＂的道路上不断克己,在这坎坷的中间地带和空间中重塑原作,平衡于还原原作与潜意识地体现自我的张力之中。钱先生的＂诱、讹、化＂翻译理论正是体现了这样一种哲思认识论和方法论。     

简论钱钟书与翻译

世界进入跨文化对话时代 ,“译介学”将成为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之一。钱钟书关于翻译的点评述说 ,很值得精研。他的翻译理论有三个主要内容 :一是“诱” ,指翻译所能起到的作用 ;二是“讹” ,误读误译 ,叛离原文 ,或是创造性误读 ,却有独特价值 ;三是“化” ,忠于原作又不泥于原文 ,达到“化境”。     

唐代墓志讹混俗字考释

唐代墓志仍有不少讹混俗字待考。选取25例加以考释,认为“■”当是“因”字俗讹,“■”当是“周”字俗讹,“■”当是“旦”字俗讹,“■”当是“晷”字俗讹,“■”当是“折”字俗讹,“■”当是“郵”字俗讹,“■”当是“贊”字俗讹,“■”当是“雨”字俗讹,“■”当是“丹”字俗讹,“■”当是“逝”字俗讹,“■”当是“蠖”字俗讹,“■”当是“纏”字俗讹,“■”当是“予”字俗讹,“■”当是“峩”字俗讹,“■”当是“痛”字俗讹,“■”当是“砆”字俗讹,“■”当是“澂”字俗讹,“■”当是“群”字俗讹,“■”当是“挹”字俗讹,“■”当是“勝”字俗讹,“■”当是“八”字俗讹,“■”当是“鵷”字俗讹,“■”当是“顧”字俗讹,“■”当是“青”字俗讹,“■”当是“庶”字俗讹。     

关于翻译中“讹”的阐释学阐释

根据伽达默尔阐释学理论中关于文本、意义、理解等问题的论证,“讹”是翻译活动中普遍存在的必然现象,“化”与“讹”实质上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完全的“对等”只能是翻译中不可实现的理想,而或多或少、不同程度的“讹”译则不可避免,甚至有时译者还会有意为之。不过,在肯定翻译是文学创作活动的基础上,译者发挥创作性也必须有一定限度,优秀的译者应该能够在尊重原作和自主创作两者之间取得平衡。     

《管锥编》译文赏析

《管锥编》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做了发人深醒的论述，而且书中大量的译文，无论是艰涩之哲史，还是通俗之理谚，亦或是文学名著，都能化入化出，传神之笔，俯拾皆是，本文只采撷一二，与读者共飨。关于翻译，钱钟书先生在“论林野的翻译”一文中曾有精辟的论述。他用“译”、“诱”、“媒”、“讹”、“化”，把翻译能起的作用、难于避免的毛病，所向往的最高境界，涵盖无遗。他认为“化”是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     

《说文解字》所见小篆隶变楷化规律初探

隶变规律即小篆演变为隶书的规律,隶书和小篆的对应规律。楷化指的是隶书向楷书的发展,它们之间变化很小,在结构上无根本差异。本文着重从形变、讹变、省变、突变四种隶变方式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中对隶变的规律作了初步探讨,楷化规律隐含其中。形变,讹变两部分是全文重点。“讹变”部分讨论了小篆线条分化为隶书、楷书的规律以及隶、楷混同小篆线条的规律。分化和混同规律即是隶变楷化规律。     

关于人类学文化翻译中的天真与真实

自马林诺夫斯基之科学民族志伊始,文化翻译即已成为人类学家试图接近真理与事实之路径。无论米德之《萨摩亚人的成年》,抑或普里查德之《努尔人》,皆于诱、讹、化间试图达至文化翻译之精髓。然则西方话语之霸权、后现代之批判语境、学术失范之危机、写文化与写文化后之种种困境不断置文化翻译于真理抑或诗学纷争之两端,无以为终。     

元稹《连昌宫词》“尔后相传六皇帝”辨正

元稹《连昌宫词》“尔后相传六皇帝”之“六” ,诸本无异词 ,陈寅恪先生以为是“五”之讹 ,而实际上应是“三”形近之讹     

曾巩六诗之题考

《全宋诗.曾巩诗》中涉及赵扌卞的六首诗之题目有讹。《余杭久旱赵悦道入境之夕四郊雨足二首》中“悦道”为“阅道”之讹。《寄赵宫保》、《和酬赵宫保致政言怀二首》、《和赵宫保别杭州》等诗之题中“宫保”为“少保”之讹。     

《汉书》矫正《史记》举隅

《汉书》在《史记》基础上,建立起纪传体断代史编纂的完整体系,成为中国史学发展历程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汉书》对《史记》的袭用也绝不能用简单的"抄袭"二字来概括。班固在袭用《史记》材料过程中遵循有一定的原则,决非盲目照抄。班固对《史记》或增补,或改易,或删节,无不是在一定原则下进行的。     

从解构主义的视角看译文与原文的关系——读《林纾的翻译》

钱钟书1963年3月写的<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提出了很多精辟的译论,仔细分析,有一部分译论竟然与同一时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西方翻译理论界兴起的解构主义学派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一中一西两种译论虽然阐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从某种角度来看,其精神实质是相通的.文章拟从解构主义的视角,通过观察和讨论林纾的翻译作品,来探讨文学翻译作品中译文与原文的关系问题.     

班固之“实录”论

班固撰《汉书》,为司马迁立了专传《司马迁传》,评司马迁《史记》为“实录”,这为“实录”论立了丰碑。此论包含事、文、义三方面的准则要求:一是“事核”、“事理”,即要求记事真实,善序事理;二是“文直”,“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即传人记事,要求文质相称;三是“不虚美,不隐恶”,即要求传人记事必须达义,美恶如实,不虚不隐,公示于世。班固之“实录”论,承上启下,不只是评司马迁《史记》,还有确立中国史学本体理论的重要的历史意义。     

略论《史记》中的经济管理思想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等篇目中所表述的经济管理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特殊的现代意义.他以"法自然"为哲学基础、"善因论"为基本理论的一系列经济管理思想和方法,以及"因之"、"通变"的原则,对当代经济改革和经济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史记》早期文献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太史公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考

司马迁<太史公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两种本子及其在西汉藏、传情况,是该书早期文献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它与<史记>文献诸多方面的研究密切相关.客观地说,"藏之名山"本当为正本,实藏于国家书府太史公府;"副在京师"本当为副本,传于司马迁外孙杨恽.正、副两本皆作者生前录写,俱为百三十篇完帙,是具有同等文献价值的原始文本.<太史公书>正本密藏不宣,副本在宣帝时由杨恽宣布.西汉民间流传的<太史公书>若干篇卷,乃出自副本系纯.两汉末年世乱,京师典籍迭遭浩劫,由于<太史公书>有藏、传两种本子存行于世,该书虽有少数篇缺佚或局部文字错乱,但其文本总体上仍保持稳定.     

《史记》“尚奇”的深层原因初探

《史记》具有突出的“尚奇”特征,其“尚奇”的深层原因主要在于司马迁的儒家的苦难意识、民间叙事文学的浸染、对“士”的价值体认与追求以及对天命的信奉等方面。对《史记》“尚奇”成因的探讨,有助于人们深入地理解司马迁的思想,准确地把握《史记》的文化内涵。     

萧乾小说的诗性与基督教文化

萧乾小说具有明显的诗性特征.萧乾小说独特的人性视角和善恶并存的生命意识,给小说带来了既忧郁又悲壮的诗化情调.萧乾小说在反基督教的表层叙事结构下隐含着从伦理价值建构方面向基督教文化寻求文化资源的价值取向.基督教文化和<圣经>文学,带给萧乾小说抒情方式间接性、暗示性的形式美感.     

浅析司马迁"八书"中体现的宇宙观

在《史记》“八书”中集中体现了司马迁的宇宙思想,全面阐述了天、地、人、阴、阳、五行等原始的宇宙发生因素,“八书”构成了早期的天人宇宙论图式。同时还在《律书》和《历书》中通过阴阳五行八正之气,探究了宇宙由无到有的发展过程,在《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和《平准书》中阐释了“天地人”的作用和关系,在《礼书》和《乐书》中阐述宇宙的和谐之道。     

从古书体例辨“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

班固对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的总体评价,因将司马迁与其父的思想混为一谈而颇受指摘。晚近学者以为,《史记》中表现了道家思想倾向,故有班说。但这种解释较为笼统。本文从古书体例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太史公自序》承载着《史记》叙录的功能,并且是一篇以司马迁和司马谈为主要人物的合传。《论六家要指》一文具有“经说”体的结构特征,极有可能是司马氏父子的合著。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论六家要指》是《太史公自序》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有机部分,它反映了汉初思想的总体状况和司马迁的家学渊源,是对《史记》的创作产生深远影响的理论起点。所以,从古书体例来看,“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用在司马迁身上,不失为一个正确而又精当的论断。     

从学术史角度考察《史记》"五帝""三代"本纪史料价值的得与失

从学术史角度看,司马迁的《史记》之“五帝”、“三代”本纪在反映中国上古文明史方面,有相当的客观可靠性。这种客观可靠性是建立在司马迁继承家学与师承、熔铸先秦典籍以及注重实地考察等基础之上的。但从今天的唯物史观看,《史记》之“五帝”与“三代”本纪也存在着时代局限。这主要表现在司马迁编纂《史记》时所参用的先秦资料不全面,也表现在以儒家思想为选材标准的片面性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