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与矫正：村民自治制度的政治社会学思考

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效,但同时也面临一些严峻问题。本文以政治社会学的视角分析了我国村民自治制度运行中出现的异化现象。本文认为,当前主要在乡村关系、“两委”关系、权利主体和权力方面出现了明显的偏差,违背了国家推行村民自治制度的初衷,导致其发展陷入困境。同时,文章对其异化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矫正的对策。     

村民自治的“新”资源——农村社区建设的全面推进

村民自治制度的建立在农村基层民主建设过程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针对其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一步推进村民自治发展成为重要的工作内容,而农村社区建设可以为村民自治制度的确立提供需要的帮助并打下良好的基础,是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和农村基层民主社会良性运行的保证。     

村民自治组织体系的结构功能分析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国家民主化进程的推进 ,村民自治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在中国农村蓬勃兴起。现阶段村民自治虽处于示范性的初始阶段 ,但已形成具有特色的民主和自治制度。所谓村民自治组织 ,即村民群众实行村民自治的组织依托 ,其功能是为村民自治提供组织条件以实现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村民自治的组织体系主要由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和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构成 ,这四种组织又分为权力机构和工作机构。它们在村民自治组织体系中发挥着不同的功能 ,这些功能与各自的组织角色紧密联系。因此 ,本文将…     

健全和完善村民自治：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的关键

农村社会和谐的构建关键在于村民自治的健全和完善。村民自治作为一项制度创新,它要在旧的体制中生存和发展必然面临许多矛盾和问题。为此,在构建和谐的农村社会中,要解决好乡镇政府与村民自治主体、村“两委”之间存在的矛盾;要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的作用;要从制度和体制的层面理顺和协调好乡镇政府与村民自治主体之间、村“两委”之间的关系,积极促进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     

影响村民自治的负面因素分析

村民自治制度是在人民在公社解体后,农村新的治理方式,这虽不是严格意义上成熟的现代民主,但比“政社合一”时大有进步。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人们不难发现,效果不尽如人意。在部分农村其成效还没有达到制度设计者的预想,甚至出现有“自治”其名,无“自治”其实的现象,这类现象的产生主要是在推行村民自治的过程中存在三种负面因素干扰。     

村民自治意识几个检测指标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自1988年试行以来,村民自治取得了显著成绩,令世人瞩目。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实行村民自治是需要做大量的艰苦、细致工作。其原因之一就是村民自治意识的问题。当村民自治意识尚未形成,或初步形成但还不成熟,村民自治的发展就比较困难;反之,村民自治的迅速发展则是有可能的。研究有关村民自治意识问题,对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对村民自治意识检测指标的部分内容做一点初步分析。村民自治的核心内容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因此,检测村民自治意识的指标主要是:认同归属意识、民主参与意识、助人服务意识、自我教育意识、依法办事意识。     

台州政治建设的精髓和制度冲突分析

本文认为,台州政治建设的最根本经验是充分挖掘、利用和把握好了组织、制度、人力三种资源.其精髓可以概括为"发挥执政党的组织优势和先进引领作用,激活政治制度的闲置资源并拓展制度包容空间,实现人民自主走向自治的统一."本文还着重对台州政治建设中的党代会常任制、民主恳谈、村民自治制度创新的定位、功能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制度分析.     

对象化、异化及其扬弃——早期马克思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马克思认为人和自然的关系是通过对象性活动而建立起来的对象性关系,在这一过程中,人实现了自身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随着私有财产制度的确立和社会分工的日渐深化,人与自然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走向全面异化;异化的出现有其必然性但却是暂时的,随着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制度的积极扬弃以及对"扩大了的生产力"的克服,人类会在新的更高基础上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     

改革时代的村民自治变迁历程:缘起、挑战与未来

村民自治制度在我国的兴起,本身即是对政社合一体制的改革使然,而其兴起过程则是一种从村民自发实践到地方局部试点到党的文件规定再到立法施行的一种自下而上的模式;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农村的空心化问题对村民自治制度的运行构成了挑战;作为破解农村空心化问题对策之一的农村新型社区建设,更是在组织结构、人员构成、运行场域等多方面与村民自治制度存在差异,这实际上是从村民自治到社区自治的一种过渡。     

改革开放以来广州村民自治的探索和实践

村民自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形式，也是新形势下农村基层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改革开放以来，广州的村民自治制度渐趋成熟，对促进广州农村改革、发展和稳定，调动农民的参政热情和自我管理的积极性起着重要作用。本文从广州村民自治的发展历程、实践意义、基本特点及主要着力点等方面，探讨改革开放以来广州村民自治制度建设的若干问题。     

农村经济精英村民自治

经济改革推动着农村经济的发展 ,解决了部分剩余劳动力的就业 ,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与此同时改革造就了一批先富起来的村民 ,这些人在农村被称之为“能人” ,而学界则称之为“经济精英”。他们有着一般村民所没有的影响力 ,他们的出现与发展会挑战并改变农村社区的权力结构。村民选举和村民自治为他们参与乡村政治提供了一个渠道 ,通过参与村委会的竞选 ,改变村级权力的结构。本文要着重分析的就是农村经济精英与村民自治（尤其是作为村民自治关键的村民选举）之间的关系 ,主要分析农村经济精英参与村民选举、竞选村委会职位的动机、途径…     

On the Social Basis of Village Order

中国现代化的特定条件决定了村庄内生秩序的重要性。村庄秩序能否内生,不仅与村庄之外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治理制度安排(如村民自治制度)有关,而且与村庄内部结构状况密切相关。本文通过对村庄社区记忆和经济社会分层的考察,对村庄做了类型学的划分,并以此为基础对村庄内部结构展开了分析。我们的结论是,在那些传统关系网络瓦解的村庄,难以通过村民自治的方式获得秩序。     

村民自治的深化:权利保障与社区重建--新世纪以来中国村民自治发展的走向

进入新世纪以来,村民自治作为一项法律制度愈来愈深入农村的实际生活中。它已不仅仅是国家治理乡村的一种制度,而且正在内化为国家法律赋予农民不可剥夺的权利。村民自治的深化要围绕农民的自治权利建构相应的保障和社会救济机制,以避免村民自治权利被悬空。同时,村民自治的核心价值是为广大村民的自由自主和自治活动提供制度性平台。这一平台的构建和运行需要相应的组织、财政、文化和社会资源。为此需要根据现阶段社会化小生产的特性,以市场化民主化为导向重建乡村社区。因此,村民自治深化的趋向,一是从组织重建到权利保障,二是从乡村改造到社区重建。     

从农村社会分层看村民自治与配套制度建设

本文首先从农村社会分层出发，在分析了富裕阶层、村一级干部、普通村民三个主要群体之后指出，由于目前农村基层制度不配套，组织机制不健全，对于绝大多数农村来讲，村民自治制度并没有形成范围广大的制度受益群体，而制度的报酬递增机制也因为配套制度的束缚无法形成，因而对于村民自治的未来进程不能过分乐观。在此基础上本文强调，农村基层的制度化、组织化、管理高效化与民主是同样重要的问题，民主化从来不是单方面推进的，不能把村民自治仅仅当作农村基层民主的代名词。村民自治要在中国发展与完善，一需尊重各地实际，尊重业已存在的各种发展模式；二需重视配套制度建设，把民主与健全制度、优化组织设置、提升管理效能结合起来。     

村民自治的溢出负效应及控制

村民自治这一制度设计是国家宏观管理下的一种微观制度安排 ,它最初是由农民群众自己创造的 ,是农村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 ,因此 ,村民自治权力具有天然的内向化功能和特征。但是 ,从国家和社会互动的角度看 ,农村自治权力的生成却不是农村能够自发完成的（贺雪峰 ,１９９９） ,它需要体现国家现代化的意志 ,通过合法程序完整、准确、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意志。因此 ,村民自治必须与国家权力特别是基层政治权力相联结 ,村民自治的功能也具有外化特征 ,即溢出效应。溢出效应主要表现在村民自治运行对基层政治权力控制力及村民自治制度本身的影响 ,…     

村民政治参与度低的成因及解决对策--以顺德一农村"村民自治"情况的实地调查为例

以村民自治为核心内容的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发展有赖于村民的政治参与.广东省顺德市一农村的"村民自治"情况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接受教育程度偏低、传统政治文化影响和村民自治制度的不完善,是导致我国农村村民政治参与度低的成因.解决的途径在于发展经济,努力提高村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加大教育投入,消除文化上的贫困阶层;培养村民具有参与型的政治文化素质;完善有关法律法规,保证政治参与渠道宽阔畅通.     

农村基层社会的治理创新——以南京市六合区"赵坝农民议会"为例

近年来中国农村实行村组合并,行政村因管理范围扩大而出现组织管理不适应、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基层社会组织断裂等问题.南京市六合区八百桥镇新光村赵坝组的农民,在自然村创建自治性组织--"农民议会",管理本村公共事务.这有效地整合了民间治理资源,构建了农村基层治理的新型组织载体."农民议会"将村民自治制度从行政村下延到自然村,扩大了村民自治的范围,弥合了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管理的断层,对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和组织建设做了有益的探索.     

村民自治与乡镇政权建设

村民自治有利于基层民主建设 ,有利于贯彻国家的法律和政策。但是 ,我国村民自治和固有的乡镇政权却产生了一定的冲突。因此 ,一方面要加大乡镇政权建设的力度 ,以适应村民自治的要求 ;另一方面村民自治本身要进行制度创新 ,以实现村民自治与乡镇政权的良性互动     

现代国家的建构与村民自治的成长——对中国村民自治发生与发展的一种阐释

村民自治作为一种历史过程,其发生与发展应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仅仅依靠自上而下的外部性力量,是无法建构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治理体系的。继政权下乡和政党下乡之后,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村民自治的“登场”成为历史的必然。公社体制废除后的村民自治制度,其实质是党支持农民当家做主,在农民的主动参与中确立其主体地位,并将分散的农民吸纳到国家体制中来,以此建立对国家的认同,达到国家治理与村民自我管理的协调,从而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制度—示范—创新是村民自治进程的基本运行逻辑,这既保证了国家的统一性,又充分尊重社会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角度看,中国的乡村治理体制也需要相应的转型,对各种权力资源和治理机制加以整合,实行国家治理与乡村自治的共同治理,并在这一过程中推进村民自治的发展。     

论村民自治中的党的领导

党的领导是村民自治的政治前提与根本保证,村党支部是党在农村社会基层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实行村民自治和坚持党的领导是一致的。村民自治中存在的＂两委＂关系不协调等突出问题,既有历史惯性的原因,也有制度设计的原因,还有现实利益的原因。切实加强和改善村民自治中党的领导,应当做到：加强教育培训,提高思想认识;完善规章制度,合理划分权限;加强自身建设,增强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