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和文化"的本质、意义及价值取向

“和”,是人类追求的最高境界。“和”是一种品格,一种精神,一种文化。坚持和实践“和而不同”的“和为贵”的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和文化的主轴,是一代代人应努力践行的历史使命。“和文化”在宏观上讲涉及天和地和、国和人和四个层次,“和”,不是“知和而和”,斗争、变革、革命,也是致“和”的有效途径,要“以力致中”,要以实力促“和”、求“和”、维“和”。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增强政治力、经济力、军事力、科技力、文化力,以实力为依凭,弘扬“和”,践行“和”。     

学会和自己说话

心理学研究表明:学会和自己说话,对心理保健和自我发展都是有益的。老年人自言自语,有助于逻辑思维的形成和发展。因为语言和思维是分不开的,自言自语能帮助老年人理清思维,增强大脑活动,促进思维的条理和清晰。     

论和生

和生,一是生,二是生和,两者缺一不可。和生万物,生生不息,生是和的思想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生,意味着生存、发展、创新;生和,就必须以和为出发点与落脚点,以和为出发点与落脚点就是以人类的根本长远利益为出发点与落脚点。和生真善美,和生包含仁生,和生是自他两利,和生是人类在21世纪生存、发展、创新的唯一正确选择。     

大学中的人和人性

作为科学家和学者的人及其人性构成了大学一切活动的主体和基本动力。首先,研究型大学的核心主体乃是从事科学和学术研究的自由人,大学就是这些自由人的联合体。其次,他们在大学的最高使命就是科学和学术研究,因此,适用于他们的最高的和最合理的原则就是科学和学术的成就和学术规范,而其他一切诸如人情世故和美德主义的要求皆应予以排除。第三,大学基层学术组织要有足够的张力、灵活性和自由空间以适应原创研究的综合性和不确定性。第四,这些自由人及其人性的独特性构成了大学的正常生态,相应地,大学的个性化和多元化就是大学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     

义符、熟悉性和典型性对汉字词和图片命名与分类的影响

通过2个实验,考察汉字词和图片命名与分类的特点,揭示义符、熟悉性和典型性在汉字词和图片命名与分类中的作用。结果表明,义符对汉字词和图片的命名与分类的影响具有不对称性,对汉字词加工的影响大,对图片加工的影响小,对汉字词分类的影响大,对汉字词命名的影响小。熟悉性和典型性对汉字词和图片的命名与分类均有显著影响,熟悉度高的词和图片的命名与分类快于熟悉度低的词和图片,典型性高的词和图片的命名与分类也快于典型性低的词和图片。义符促进熟悉度低的字词和图片的分类。也会促进典型性低的字词和图片的分类。     

乾隆巧劝将相和

1776年3月的一天,乾隆皇帝召唤他所宠爱的新任军机大臣和坤和三朝元老刘统勋一起,来到承德避暑山庄的烟雨楼前观景赋诗。除了游山玩水,乾隆此行还有个重要目的。就是劝和二人,因为,乾隆早已发现和坤和刘统勋不和．为了“大清事业”,乾隆便有心调和二人。     

生活里那些不同的脸

生活不是单一的,情绪也不是单一的。欢乐和痛苦,压抑和奋争,胜利和挫折,常常交织在一起。喜悦,是一种智慧,一种超拔,一种悲天悯人的宽容和理解,一种饱经沧桑的充实和自信,一种光明的理性,一种坚定的成熟,一种战胜了烦恼和庸俗的清明澄澈。它是一潭清水,它是一抹朝霞,它是无边的平原,它是沉默的地平线。     

论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以文学的三特征以及语言和形式为切入点

从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两个大的方面分析了文学和非文学的区别。从外部环境分析的角度,分别阐述虚构性、想象性和创造性这三个基本的文学特点,以及三者是如何实现文学的功能和价值的;从文本本身出发,借助内在批评的观点,分析文本的语言和结构,阐述文学和非文学的区别。最后,简述了文学和非文学这两大领域相互融合的发展趋势。     

参观李大钊同志故居纪念馆的几点感受

李大钊同志故居和纪念馆坐落河北省乐亭县。2019年10月,我在滦州三中参加知青文化促进会的学习讨论会时,与大家一起参观了该故居和纪念馆,感受颇深。第一,李大钊同志对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最大的贡献就是影响和培养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领袖和英雄毛泽东同志。李大钊同志是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并在中国努力传播和践行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主办杂志,撰写著作和论文,讴歌十月革命胜利和阐述其历史意义,积极推动和领导五四运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先驱和创始人之一。整个展览较为全面展示了李大钊同志的上述思想、事迹和贡献。在展览馆结尾处读到毛泽东对李大钊同志的一段评价,他说:"我第一次到北京,到现在整整30年了,那时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那就是李大钊同志。可惜呀!李大钊同志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老师呀!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毛泽东为什么这样说?     

平衡与渗透:德育和智育关系的现代走向

德育和智育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古老而现实的问题。在历史上,德育和智育的关系有过平衡与渗透;但更多的是不平衡,甚至是分离,它给人类的生存带来了严重的危机。现代社会,德育和智育必须走向平衡,实现渗透,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德育和智育关系的必由之路。研究现代社会的德育和智育关系的平衡与渗透,是一个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课题。     

由“起”到“起来”——趋向动词“起来”的语法化

趋向动词“起来”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从南朝宋开始,经过唐宋元明清逐渐成为现代汉语中表示动词或形容词时体的重要标记。“起来”语法化的过程是一个实词虚化的过程,也是一个“起来”与其它语言单位的组合不断变化的过程。     

“V起”与“V起来”辨微

“V起”与“V起来”在语义上相似,但句法上却有着明显的不同,在语体选择上也存在着殊异。从韵律学的角度来看,“V单起”是一个标准的韵律词,并且有词汇化即成为复合词的趋向,而“V双起”则是不合法或是不常用的结构。无论是“V单起来”还是“V双起来”,它们都只能是短语,没有成词的迹象。     

"智者"还是"愚人"--简析艾萨克·辛格的《傻瓜吉姆佩尔》

犹太作家辛格在其作品中创造出一系列让人过目不忘的愚人形象。在其短篇小说《傻瓜吉姆佩尔》中,主人公吉姆佩尔貌似愚钝,他之所以选择此种生活方式,其实是恶劣生活环境下的自我适应以及民族文化心理引导下的自主行为,由此可见,吉姆佩尔不是一般人所公认的“愚人”,而是“智者”。     

孔子"礼""命""仁"概念及其意义

"礼"命"仁"是孔子思想的重要概念,"仁"和"礼"之间是双向互含的关系,仁是内在的,礼是外在的,"命"是仁礼能否合一的关键.孔子在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时,立足于仁,着眼于礼,礼是一种手段,仁礼合一是一种最高境界."仁"礼"命"的关系影响了儒学未来的发展方向,也从伦理道德、社会政治等方面影响了中国独特文化传统的形成.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为文本”过程的表现,中国当代文学中,典型人物的非中心化“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解构的表现;典型事件向他者视角的演变,在于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消解;典型环境演变成为“平面化的‘他者’在场”,源于后现代主义对深度的消解。与此同时,典型作为他者的文化形态也出现了“泛精英、大众、反精英”形式,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拆解,能够发现“精英-大众-反精英”的过程也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文”的不同层次表现。     

黑格尔《小逻辑》“导言”中的哲学观解读

黑格尔《小逻辑》＂导言＂不是对其随后展开的逻辑学范畴、内容及阐述顺序的事先交代和理论规定,而是全面阐述其本人的哲学观。这既是真切理解黑格尔逻辑学的理论前提,也是准确把握其整个哲学体系的关键和要害。概括而言,黑格尔主要是将哲学理解为：哲学是＂对于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哲学的最终目的是＂达到理性和现实的和解＂;以及哲学是＂一个自己返回自己的圆圈＂。     

辨“投”释“控”

从词汇语义学的视点,结合古代训诂材料,辨析了“投”与“控”的词义特征。在对语证进行充分描写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区分词的语境同义与语言同义问题。辨析发现当今汉语词书“控”条下的“投”注和“跌落”义项只有司马注《庄子·逍遥游》的唯一例证,且先秦两汉古籍中尚未见到此“控”义的旁证。此“控”义是语境文义产生的孤证。孤证难立。由此推出“投”并非此“控”的确诂,因而“投”与“控”不是同义词。此“控”的确诂应为“引”。     

异史氏与太史公

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是在著述目的、思想情感、艺术手法诸方面与《史记》高度认同的一个标识。《聊斋志异》对于《史记》从体裁、题材、创作思想、价值观、艺术观到表现手法甚至作品编排形式的追寻是全方位的,都是以社会教化为己任追求立一家之言,都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多采的人物画廊,都在文章取材与体式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特点,都具有通过编排形式传达创作主旨的良苦用心。而最为本质的特征是都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内心深广的忧愤。     

“底层写作”中的“动物叙事”——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一个考查维度

自进入新世纪以来,“动物叙事”这一特殊叙述方式与表达形式成功地介入到“底层文学”当中,无疑给“底层写作”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陈应松的努力与尝试就是一个很好的表征,他的《太平狗》很具有说服力,也提供了一个相对较为完备的写作范式。当然,还有诸多优秀的作家参与到该题材类型的创作当中,并呈现出了底层“动物叙事”所可能达到的向度。作为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一个重要考查维度,“底层写作”中的“动物叙事”显示出了其特有的题材优势与价值诉求。     

从韦伯现代性的“合理性”到“非合理性”

“合理性”在现代语境中是一个含义复杂的概念，它可以被理解为“合乎理性”，也可以被理解为“合情合掣’。在韦伯的“合理性”论述中，既有对现代性的充分认同，也有对现代性发展的危机意识，即人们对理性单向度的过分强调，而这种对理性单向度的强调会使理性走向它的反面。从表征上的“合理性”迈向实质上的“非合理性”，其最终结果是现代性及其合理性的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