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魏晋编户民社会身份的变迁——从“士大夫”到“吏民”

秦汉之际,在军功爵制的推行下,"士大夫"多指士、大夫级爵群体,他们是当时基层社会编户民的主体,也是帝国征派赋役的对象。随着秦汉"爵秩体制"的发展,分赐官、民爵,促使官僚贵族化、吏民同质化。因爵制的变化,尤其是民爵日益轻滥,"士大夫"爵制的意义渐趋消亡。同时,因秩制的发展,秩级分化导致官、吏呈现分途之势,吏员群体内又分化为吏与役两个层次,"役"逐渐成为帝国控制小吏和编户民的主要手段。"吏"与"民"因役而同质化,"吏民"逐渐成为编户民的代名词。     

说“军吏”——从长沙走马楼吴简谈起

“军吏”涵义在先秦时指军队中除士兵之外的各级军官,战国时期层级有所下移,指将军以下的中下级军官。汉代以校尉为将军与军吏的分界线,此外幕府中的各色吏员亦属“军吏”范畴。魏晋南北朝沿袭汉制,也以将领所辖中下级军官和军府属吏为“军吏”,不过,“军吏”与将军并非截然划分,而具有一定的相对性。由于“军吏”范围宽泛,其上下层之地位亦相去悬远。吴简中的“军吏”属于军中下层吏员。他们与其他“吏民”一样被编入基层户籍,在经济上与其他编户齐民一样都有“名田”的权利和赋徭的义务,在政治上同样都有赐爵的权利。“军吏”在吴简中的六种“吏民”中,其待遇、地位等同或略高于普通农民和“卒”,而低于“士”、“复民”和“吏”。吴简中的“军吏”与刘宋时期始兴郡“大田武吏”无必然联系,后者是地方武装性质的“兵”而非“吏”。     

南北朝皇朝递嬗与社会主要矛盾

皇朝递嬗是社会诸矛盾总爆发的结果,最能凸显的社会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在中国古代皇朝递嬗的三种方式中,被“吏民”起义直接推翻者乃因皇权与“吏民”矛盾所致容易看清,而“禅让”和被强邻并吞这两种方式表面上看似乎是统治者之间矛盾所致,但实质上仍然是由皇权与“吏民”之间矛盾所决定的。南北朝时期,后两种方式尤为集中,无论北周并吞北齐还是南朝宋、齐、梁、陈的“禅让”,其根本原因皆然。北齐由强而弱、北周由弱而强并终于灭齐,源于两者对待“吏民”的态度和政策差异：北齐中后期统治者过度征敛“吏民”,激化了皇权与“吏民”的矛盾,从而削弱动摇了其统治基础和力量,而北周则注意调整、缓和皇权与“吏民”的矛盾,从而强化了其统治基础和力量。南朝宋、齐、梁、陈的“禅让”,均根源于皇朝中后期统治者对“吏民”的过度压迫剥削,从而打破了皇权与“吏民”矛盾统一体的平衡和稳定,旧皇朝内部新起的权势者则采取措施缓和与“吏民”矛盾而赢得“民心”并夺权上位。皇朝递嬗所凸显的南北朝社会的主要矛盾乃是皇权与“吏民”之间的矛盾。     

“民族”一词在我国的出现及其使用问题

一、“民族”一词的来源“民”和“族”两个字,在我国古代文献中早就有了,“民”字在周代文献里已大量出现,它的涵义基本上是指被统治的人。染启超在《国文语原解》中解释说,民在上古时代同奴、女两字意义和字形有关,都是奴隶。后来“民”的范围不断扩大,成为一般劳动者的称呼,民在春秋以后与百姓的地位接近。在古代文献中民和百姓基本是等同的。“族”字在甲骨     

《嘉禾吏民田家莂》中的诸吏

在三国之吴国，吏是封建政府控制，身份地位低下，较为特殊的一个阶层。他们耕种“限田”，缴纳“限米”，又佃种零星国有土地——“二年常限”田等，缴纳“税米”或“租米”。二者是有区别的。诸吏身份地位低下，并在律令中有所体现，需要一个历史过程。目前所见到的走马楼若干简牍，特别是《田家》中州吏在嘉禾四年、嘉禾五年间“二年常限”田中定收田亩租额的变化，恰恰向人们展示了诸吏特别是州吏身份地位低落的一个重要环节。     

唐五代“随身”“随使”性质及其与“随军”之关系——汉唐“军吏”问题研究之一

唐代州镇使府有名为随军、随身、随使的僚佐人员,传统研究多目之为“军院僚佐与军将”。但从中国古代军事制度发展演进历史来看,将上述三种人员从“军吏”的角度加以剖析,更具内涵合理性。“随军”绝大多数情况下就是一种军吏;“随身”在一般情况下也是军吏,但少数情况下特别是到中唐以后,又是武官俸禄“杂给”中的一种;“随使”则多用作晚唐五代军府幕职的前缀性词汇,意为“随从身边,以供驱使”,个别情况也用作一种军吏的名称。从文献叙事来看,随军、随身、随使三者有较大区别,尽管在某些特定场合可以通用,但有严格条件限制。当三者作为一种“军吏”时,皆有一定的俸禄,但其俸禄并非来自国家供给而是由幕府主帅自筹。     

从“民本”到“民学”：“民”思想研究再展开——以《尚书》为中心的探讨

“民”是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所关注的核心主题,内涵极为丰富。近代以来,在西方人本主义和民主政治的影响下,我们以“民本”重新审视古代“民”思想,形成了固定的民本研究范式。这一研究范式很好地深化了“民”思想主题,从纷繁复杂的古代“民”思想中提炼出了民本、君本两大主题,但同时“民”的丰富性和多元性也受到了遮蔽,即那些既不符合民本,又不符合君本的“民”思想便被忽略了。因此,要想呈现古代“民”思想的完整风貌,我们需要在“民本”基础上,扩大研究视角,推进“民”思想的再研究。“民学”于此是一个可能性的尝试,它能够从整体性视域将民本、君本以及其他关于“民”的论说连贯为一体,使古代“民”思想成为一个综合性的学说。     

试论中国封建社会的“以吏为师”现象

试论中国封建社会的“以吏为师”现象金太军“以吏为师”是我国封建统治老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的一项有效手段和重要统治术，它对以儒学为主体的封建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的确立和巩固，对封建主义政治制度的巩固和强化，都发挥了不容低估的作用。“以吏为师”本是先秦法家的一...     

论中国封建社会的“以吏为师”现象

论中国封建社会的“以吏为师”现象金大军“以吏为师”是我国封建统治者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的一项有效手段和重要统治术，它对以儒学为主体的封建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的确立和巩固，对封建主义政治制度的巩固和强化，都发挥了不容低估的作用。“以吏为师”本是先秦法家的一个...     

董仲舒的"天"与人

董仲舒是一位对汉代社会统治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人,也是中国古代具有人格影响的政治人物和学者.他的"人"与"民",及其"顺命"的统治思想是中国古代统治者实施统治的重要依据和基础内容.认识董仲舒的统治思想,对认识中国传统政治观点意义非常.     

中国古代三大治世的历史成因

成康之治、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是中国古代最具典型意义的三大治世。三大治世的形成轨迹有着惊人的相似:盛极一时的殷商、大秦和强隋的覆灭,使西周、西汉和大唐初期的统治者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忧患意识。在忧患意识的作用下,三个王朝初期的统治者自觉地以前朝兴亡为借鉴,全面实施以惠民政策为核心的基本国策,高度重视以勤政廉洁为准则的吏治建设,从而造就了三大治世的辉煌成就。而西周礼乐、汉武盛世和开元盛世则是由三大治世孕育而来的文明景观。三大治世历史成因的一致性,显示了治世缔造和盛世形成的过程存在着某种共同的规律。     

灾荒视野下的人与自然——以中国古代荒政书为中心的考察

文章立足灾害与社会的独特灾荒视野,以中国古代荒政书为中心,探析中国古代人民有关人与自然的若干思考,认为他们在探索自然、认识自然方面作出有益探索的同时,也锢于自身知识、观察手段、认识习惯等局限,对自然灾害的认识存在某些偏差;这些认识的复杂面相更多源于人们实践本身的复杂;从中我们可以总结中国古代人民关于人与自然认识的诸多独特思考,以此警示人们不应简单化古人的认识,而应吸取其宝贵经验,服务现实.     

我国古代政府救助思想探析

基于“以民为本”思想,我国古代历来有政府救助的优良传统,并形成了相对系统的政府救助思想。这些思想涉及灾害牧助、特殊救助等方面,并有严格的政府救助管理、监督制度和程序。我国古代政府救助思想虽然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和不足,但在历史上确实为维护政治稳定、社会安宁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当今我国政府救助制度的建立、政府救助体系的完善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论儒的最初职业与身份自觉

章太炎《国故论衡·说儒》指出,儒有三科,关达、类、私之名。达名为儒,儒者,术士也。作为达名,儒在古代中国往往是知识阶层的统称,而且也并不仅限于儒家门生。作为一类物事的种属称谓,儒通常用以指称具有一定德行品格与专门才能的人。作为具体的学派名称,一般则专指攻于诗、书、礼、乐、易、春秋之经典、以仁义之道为行动意旨与生活理想、敬拜孔子为圣师的儒家。作为一种正规职业的儒,可能开始于殷商。发展至西周时代,儒者已有官方与非官方的分别。春秋之后那些一度专以祝、宗、卜、史为职业的人群进一步分化,一部分经过自觉改造而转化为可以为上层贵族相礼、教书的知识分子,继续为主流社会服务,另一部分则蜕变成牢骚满腹、怨天尤人的粗野乡民,有的堕落为穷困潦倒、不稼不穑、无所事事的游民,有的甚至做起了劫贼的勾当。《荀子·儒效》说:儒者,法先王,隆礼义,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其位则美俗。这是儒家第一次对自己的身份、使命、功能、作用进行了全面定位,使儒由原先的治丧、相礼或教书上升到经世、济民、治天下的高度,其活动舞台也从普通民居走向了帝王庙堂。而荀子所谓大儒、雅儒、俗儒则是荀子本人于职业、人格上的理想划分,也是对当时儒之流品基本现状的忠实记载与客观描述。     

中国古代官方史学的兴盛与当代史学新机制的完善

在中国古代,官方修史机构是史学的主体之一,与私家分担着史学发展的社会职责。官方修史逐步成为国家政 权运行机制的组成部分,这有力地推动了传统史学的连续发展和繁荣。但是,官方史学也对史学发展起到一些负面的影 响。在清朝灭亡之后,官方史学意识仍然存在。在当代,应充分利用官方史学因素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应注意研究和防 止其弊端发生,以保证史学事业的繁荣和健康发展。     

走向多元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专题讨论)

周群认为,文学之士在思想史上的作用是思想史研究中有待开掘的一个领域。文学之士的思想创制较儒士灵活自由,对个性解放思潮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其"荡越"思想也容易引起传统势力的诟病使其所信奉的思潮而很快消减;他们的思想贡献因文名所掩,常常被忽略。颜世安尝试从历史角度来研究古代人文思想的"超越性"取向,具体则落在春秋前中期的诸夏认同和华夷之辨这一"点"上,由此方可显现《论语》中孔子与弟子对话的观念背景。方旭东认为,思想史边界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与思想史这门学科的特殊性不无关系。这种特殊性,使人对思想史的合法性产生怀疑。因此,思想史只有将人类历史上对时代精神课题作出归纳并试图作出解答的富有启发意义的思考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才可以成立。     

从海神信仰看中国古代的海洋观念

海神信仰实际是涉海民众海洋观念的外化表现,通过分侧面地多角度地考察中国古代主要海神信仰从人面鸟身的早期海神到四海海神、海龙王、妈祖、地方海神和专业海神的的历史传承与流变,并通过分析海神传说及相关民俗事项,可以透视出中国古代海洋观念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即源远流长的“四海”水体观念,“鱼盐商利”的海洋价值观念,敬畏与驾驭交织的海洋本体观念。总体上看,由海神信仰所折射出的中国古代的海洋观念在现实和虚幻两条轨道上前行,并且随着涉海生活的深入在历史时期内越来越趋向现实,人海关系中人的力量不断增加。所以,那种认为中国古人将大海视为恐怖之地并对之深怀恐惧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论官方与民间合力对寒食习俗的影响

寒食节是我国古代一个十分重要的节日,汉代以来,寒食节或禁而不止,或昌盛于世,或不禁而止,经历了十分复杂的演变过程。寒食节兴衰的历史反映了官方力量和民间力量的相互作用,也在一定范围内反映出这种作用的深度和广度。从寒食节的兴衰可以看出,一项习俗有其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没有行政力量干预时,习俗只取决于民间力量自己的变化,与官方力量无关,但在二者构成特定关系的社会中,一项习俗的兴衰与变迁就只能取决于这两种力量之合力的方向和大小。     

从元杂剧中士子的情场失意看元代士子地位的败落

在我国古代,有“士为四民之首”之说,士子向来受人尊崇,但在元代,士子的地位不再那么神圣。科举制度的废除使他们没有了进入仕途的阶梯;卖官鬻爵,使得穷士子难以挤身仕途;世袭之风严重,使官职成为蒙古、色目人的传家宝。统治者对士子的轻视等原因,使得士子的社会地位在元代非常低下,从而使士子落魄和贫困,在三角恋爱的场面上当然不能和商人作有力的竞争,从而败下阵来。     

儒教与中国政治

中国自古就有儒教的概念,按照现代学术的划分标准,其中既包括具有宗教性的"宗法性伦理宗教",也包括哲学性的"儒学"。在官方文化系统中,宗法性伦理宗教发挥了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两方面的功能,成为历代政府政治合理性的主要依据。而儒家的哲学思想,则成为历代政府制定宗教管理政策的指导原则。正确解读儒教的超验性,是理解中国古代政教关系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