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的权利:《公》、《穀》释例举隅——春秋笔法与今文经学(上)

西方现代阐释学的"视界融合"理论,肯定了接受者对文本视界再创造的权力。这为我们考察今文家对《春秋》的阐释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理论方法。"《春秋》无达辞"虽出自董氏,客观上却是《公》《》解经与董氏释经共有的逻辑前提。这一逻辑前提不仅为今文家释经提供广阔的阐释空间,同时也道出《春秋》的可阐释性和阐释的无限性的特点。《公羊传》、《梁传》对《春秋》"微言大义"、"褒贬书法"的训释,是《春秋》视界与今文家视界相互融合的表现;其"咬文嚼字"的功夫也有益于汉语训诂学、修辞学的建立和发展。     

阐释的权利:《公》、《榖》释例举隅--春秋笔法与今文经学(上)

西方现代阐释学的"视界融合"理论,肯定了接受者对文本视界再创造的权力.这为我们考察今文家对<春秋>的阐释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理论方法."<春秋>无达辞"虽出自董氏,客观上却是<公><榖>解经与董氏释经共有的逻辑前提.这一逻辑前提不仅为今文家释经提供广阔的阐释空间,同时也道出<春秋>的可阐释性和阐释的无限性的特点.<公羊传>、<榖梁传>对<春秋>"微言大义"、"褒贬书法"的训释,是<春秋>视界与今文家视界相互融合的表现;其"咬文嚼字"的功夫也有益于汉语训诂学、修辞学的建立和发展.     

“诗无达诂”与中国古代学术史的关系

“诗无达诂”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与中国学术史的演进有着密切的因缘关系。透视二者的因缘,可以看出一种文学理论的产生,有赖于一定的学术气候;它的发展,也离不开与之相宜的学术思想和方法。一“诗无达诂”作为一种理论的总结,最初见于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三《精华》篇:“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诂”字,据《说文》、《段注》、《说文通训定声》诸书的释义,均指以今言释古语,侧重于语言文字的通训。今人也多以为董氏的“诗无达诂”偏重于语言文字的歧异。这固然是其中一个方面,但《春秋公羊经传》、《尔雅》、《字林》、《广雅》、《汉书·杨雄传》注、《后汉书·桓谭传》注在指出“诂”为通古言、释故言之外,也兼指通“义”,说明“诂”在实际运用中并不限于一般语辞的通释,也兼指语义的变化。因此,董仲舒的“《诗》无达诂”既指诗字面的无通释,也指一首诗语义的无定解。“诗无达诂”是汉人通行的看法,除董仲舒外,稍后刘向的《说苑·奉使》也有记载:“传曰:《诗》无通诂,《易》无通占,《春秋》无通义。”据其文所论,“《春秋》之辞,有相反者四。”刘向认为,对《春秋》中的抵牾之处,不能拘于字面语义,读     

“阐释”与“训释”——中国古典阐释学的语文学形式

当代西方哲学阐释学存在本体论与方法论两种建构路线。建构当代中国阐释学应主要借鉴保罗·利科与方法论结合的路径。汉字不是象形文字。汉字的表意性质使其天然地与意义阐释交融在一起。训诂学与阐释学都围绕意义运动。训释亦为阐释,阐释必赖训释。“象”与“形”同时具有文字学与阐释学的双重属性。词义与观念交互训释,既是训诂学的特点,也是古典阐释学的特点。语义学指称关系是汉字系统的第一关系。以字词义为对象的训诂学是古典语文学形式的阐释学。《春秋》学所定释经宗旨、原则与方法,具有为古典阐释学立法之意义。     

“《春秋》无达辞”与“《诗》无达诂”

"《春秋》无达辞"和"《诗》无达诂"都源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精华第五》。从董氏提出"《诗》无达诂"的思想和《春秋繁露》27处征引《诗经》说事的实际来看,其核心思想却是由《春秋》"微言大义"衍生的,并与其有着十分密切的通约性。"断章取义"是"《春秋》无通义"和"《诗》无达诂"的思想渊源;"从变从义"是"《春秋》无达辞"与"《诗》无达诂"的阐释准则;而"察外见内"与"以意逆志"则在释义方式上使"《春秋》无达辞"与"《诗》无达诂"相互融通。     

先秦两汉礼制兴衰与《诗》义阐释变迁

《诗经》是周代礼乐制度的产物,先秦两汉时期《诗》义阐释体系的建立和解体均与礼制兴衰密切相关。《诗经》文本的形成源于周礼之兴,在编辑、结集的过程中,周王室大师等乐官对《诗》义加以系统整合和重新解释,于作者意义之外首次重建《诗》义阐释体系。春秋末至秦末,周礼衰败,乐官流散,《诗经》入乐传唱和《诗》义传播工作停滞,周王室大师等乐官建立的《诗》义阐释体系解体。伴随汉礼之兴,汉儒重建《诗》义阐释体系,在儒家义理框架下,《毛序》视《诗经》为历史文献,常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解读主旨、训释字词,以从整体上把握诗旨,使超越个别篇章的系统化解读成为可能、由于《诗》义阐释体系的两次重建,先秦两汉时期出现了层垒形成的《诗》的三重释义：先秦作者之义、周王室大师之义与汉儒诠释之义。周王室大师之义与汉儒诠释之义形成对先秦作者之义的双重遮蔽：     

从“《春秋》义法”到“义法批评”:中国散文批评的发展历程及其基本内涵

“义法”一词源自墨子,具有形而上的方法论意义.“《春秋》义法”指孔子笔削《春秋》时所制定的义例与行文之法,尹洙、欧阳修率先师法而作古文,方苞则将其发扬光大,不仅实现了由“《春秋》义法”到“古文义法”的理论转换,将“《春秋》义法”移植于古文批评,赋予其“言有物、言有序”的“义法批评”以广阔的思想文化内涵,而且“古文义法”与“《春秋》义法”休戚融通.     

《春秋正辞》的书法

我在《哲学研究》2005年第4期发表的关于庄存与的论文中,对《春秋正辞》的思想特色与历史意义作出了说明,对其书法方面却没有论及。而书法历来是《春秋》学尤其是《公羊》学不可或缺的内容。如果说《春秋正辞》从内容上具有不重微言,只讲大义的特点,与《公羊》学存在差别,那么,就讲求书法而言,则与《公羊》学如出一辙。从书、不书、当书而不书、不当书而书、常所书、偶所书等所谓《春秋》书法中,以推见圣人之义,是《公羊》学阐释《春秋》的特色,也是其与《左传》、《谷梁传》的区别。庄存与不仅在《春秋举例》与《春秋要指》中论列了这些书…     

山东沂水春秋古墓新出铜盂铭“滥”字释读

山东沂水春秋古墓新出铜盂铭“盂”的上字“滥”,与《说文》表泛滥义之“滥”同形.本文从字形源流关系上证明这个形体是表“监”之本义“以水照影”之义,并从汉字历史发展角度说明它是“监”的繁化异体.从辞例和形制上推测“滥盂”是一种专门用于照影用的水盆,相当于春秋晚期出现的“鉴”.     

《白虎通义》是不是章句

本文把“章句”与“传”、“说”、“记”、“笺注”、“训故”、“条例”做了比较 ,归纳章句具有两个特征 :一是分章析句解释古代经典的意义 ;二是紧密依附所阐释的对象 ,不单行。在此基础上 ,论证了“《白虎通义》是汉代的‘皇家章句’说”不成立 ,因为《白虎通义》在著述形式上与章句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其阐释经义的思想方法与汉代经师造作章句时所习行的方法也不相同 ,在本质上 ,《白虎通义》不属于章句之学 ,而属于义理之学。     

“异乎三子者之撰”集讼拾得

《论语·先进》“异乎三子者之撰”中“撰”字的训释,由来各异。郑玄释为“善”;孔安国释为“才具”(王力《古代汉语》同);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注:“撰,述”。这三种有代表性的诠释,皆值得商榷:“善”作为道德观念,在这里不应有“异”可言,且说“不同于……之善”,也不合语法逻辑。故郑说失之。通观前文,“三子者之撰”实指三子之志向(杨伯峻《论语译注》即主此说),并非其才具。所以训“撰”以“才具”颇嫌牵强。朱东润训撰以述,殊不知“撰”单用当“述”讲是用于“属辞纪事”的(先秦尚无此用例),即从手写而非从口说的,所以其解亦难成立。     

试论屈原以辞为诗、以文为诗

屈原作品,前人或称之为“屈辞”,这比称作“屈赋”要好。但其本原却至今没有辨明。本文试图从文体功能、语言结构两个方面说明屈辞的形式,是屈原以辞为诗、以文为诗的创造结果。上先秦文体,有“辞”一类。以我所见,辞有四义: 其一,冤臣之讼辞。《说文》: “辞,说也。从禹辛。禹辛,犹理辜也。”理辜即申辨。后遂指申辨之言为辞。如《书·吕刑》“民之乱,罔不中听狱之两辞”,《周礼·乡士》“听其狱讼,察其辞”。古之理辜,多祈神判。如舜时使皋陶为理狱之官,作五刑;其人死而为神,实为招摇之星。其人治狱,事一神羊,其罪疑者,使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其羊一角,“见人斗,触不直者。闻人争,咋不正者”。古者神人以献黄帝,后世楚王亦曾获之。此最初之神判。《墨子·明鬼》谓齐庄君有臣,曰王里国、     

《说文广义》启发下的《说文》类聚分析

类聚分析,是现代语言学广泛运用的分析方法之一。但这一分析法早在《说文广义》中有所体现。类聚分析《说文》,以及如何类聚分析《说文》,这是《说文广义》馈赠给《说文》研究的又一方法论上的启示。基于《说文广义》这一启发,文章以《说文》中“词与意义说解”为切入点。从“训释种类”、“训释方式”、“补充和引用”、“联绵词训释”四个方面。对《说文》进行了类聚分析。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揭示了运用这一分析法研究《说文》的现代意义。     

哲学与诗学的冲突和融合——董仲舒诗学观探微

诗三百在董仲舒阐述春秋大义的过程中主要发挥“达意”、“正言”的作用。基于此,董仲舒提出“以诗为天下法”的诗学观点,但在“知天”的问题上拒斥了诗和诗人,主张“知天,诗人之所难也”。同时,《诗》、《春秋》在董仲舒阐释哲学的过程中面临着共同的困境,由此提出“诗无达诂”、“春秋无达辞”等理论命题。在现实政治的情境中,“知天”的问题非但是诗人所难,董仲舒本人也是难以把握的。     

古汉语多义词中的对立义

所谓对立义,指的是一个词语具有两种互相对立的含义。例如[沽]这个词具有“买”和“卖”两种相反的含义。《论语·乡党》:“沽酒市脯不食。”“沽”在这里指“买回来”,而在同书的《子罕》篇中:“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这三个“沽”却作“卖出去”解。对这种义兼正反的现象,我国传统的训诂学运用“反训”加以说明。反训是训诂学上进行语义注释的一种手段,即反义相训。这是由《尔雅》开创,并由郭璞注阐明的。例如《尔     

宋代“离骚”释义考索

唐诗有云：“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屈原为我国先秦时代最伟大之诗人，其《离骚》一篇，更为历来脍炙人口之作，古来即与《诗经》并称为“诗骚”，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之地位。然而“离骚”一词意为何解？今试结合历来学者之论，以评析话说，进而析论此名之含义。自西汉淮南王刘安叙《离骚传》以还①，学者已有论及“离骚”一词之义者，而于训解上则颇有歧义。其大旨之归趣，仍可加以协调。及至宋人治学，好出新义，其中即有学者项安世与王应鲜提出了“离骚”亦即“骚离”之说，其义颇为新鲜。项安世《项氏家说》卷八称事篇…     

“造谊”与“造诣”——《辞源》修订琐记之一

汉荀悦《前汉纪·孝成纪》:“及至末俗,异端并生,诸子造谊以乱大伦,于是微言绝、群议缪焉。”(《四部丛刊》据无锡孙氏小渌天藏明刊本)造谊,有些工具书引作“造诣”,不可解。造谊,犹造义、造议,谓另创新义,此指诸子造“邪说”。清段玉裁以为“谊”、“义”古今字,周时作“谊”,汉作“义”。而“义”又是礼之“仪”的古字,周时作“义”,汉作“仪”。见《说文解字注》。邵瑛以为“谊”乃仁义之“义”的正字。今经典俱作“义”,少作“谊”者,惟隋唐古本多有之。并引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对《尚书》中“义”的解释加以证明。见《说文解字群经正字》。而徐灏则不同意段氏说,以为“谊”字从“宜”,而通作“义”,实因“义者宜也”之训而起,并非古字。见《说文解字     

论啖助、赵匡和陆淳《春秋》学的学术转型意义

啖助、赵匡和陆淳《春秋》学的学术转型意义,除却人所熟知的尊经排传,而又兼采三传、变专门为通学外,更有着理念层面上的内容:独特的《春秋》宗旨说建立了经文义说的主体性;记实书法原则的运用开启了“汉”、“宋”经学义理依据的转化;重以义例解经极大地加强了经文解说的自主性;重以“讥贬之义”解经暗含着其论说立场的转变;强烈的现实关怀再建了《春秋》经世学统。     

儒学在元代蒙古人中的影响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春秋公羊学”家董仲舒在上汉武帝“天人三策”中,建议以儒家学说作为封建国家的统治思想,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今师导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①“雄材大略”的汉武帝基本上同意了他的意见,这就是所谓“罢黜百家,表章六经”。②“六经”,即《易》、《诗》、《书》、《春秋》、《礼》、《乐》。从此,儒家学说遂成为西汉中后期的统治思想,儒学也由以往子学的一种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说士

说士姚炳祺士字，《说文》曰：“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按，汉时于文字训诂之学盛行声训，《说文》虽重在据形析义，然而，凡字义为人们所共知而又可以音示义者，许氏无不兼用声训，士字之训为事即其例。《说文》中之声训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