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知识产权犯罪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我国知识产权犯罪现行刑事立法存在着名实不符、侵犯著作权犯罪范围过窄、规范依据严重不协调、概念内涵模糊、罪名规定不科学和定罪标准不严密等弊病.立法应当在完善罪名、协调不同法律的规定和厘清用语含义等方面加以修改完善.在知识产权犯罪领域中引入告诉才处理制度,建立告诉才处理案件的监督审判制度,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法院审理的自诉案件有决定参加庭审权和书面审查权,增加对被害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具体程序规定.     

知识产权法引入惩罚性赔偿研究

只有从我国知识产权法定赔偿制度中引入惩罚性赔偿的正当性角度进行解析,才能够深入理解惩罚性赔偿规定在我国知识产权法定赔偿制度中存在的正当性、可行性与必然性,并为我国知识产权法定赔偿制度中引入惩罚性赔偿奠定理论基础。我国《著作权法》(草案)第72条和《专利法》(草案)第65条的第三款规定了惩罚性赔偿,但如何处理其与第二款的关系存在着困境,应当将法定赔偿与其他赔偿额计算方法并行适用,才能既尊重法定赔偿制度之"法定性",又能彰显惩罚性赔偿的制度价值。     

析高校科技人才流动与知识产权保护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高校科技人才流动越来越频繁,知识产权流失也愈加严重。高校应当科学处理科技人才流动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既要保障科技人才的合理流动,又要保护高校的知识产权,在利益分配、产权归属、合同管理、教育培训等方面加强制度构建,努力实现科技人才流动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利益平衡。     

浅谈我国侵占罪的诉讼形式

侵占罪属于自诉案件,不存在公诉形式,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公、检、法"三机关告诉并对犯罪主体有选择诉权,侵占罪告诉才处理制度存在不足和有待完善。     

侵占罪的诉权行使问题与对策

侵占罪是新刑法中为数很少的几个告诉才处理犯罪之一，司法机关不对该犯罪行为主动追诉，要求被害人亲告，不告不理。这一规定的初衰，是为了维护社会团结和社会关系的稳定。但是，我国刑法中侵占罪告诉才处理的立法规定并未体现出这一指导思想，且在司法实践运作中遇到许多困难。为此有必要在维持侵占罪告诉才处理立法规定的前提下，设立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对侵占案件的介入与协助制度。     

知识产权战略视角下的广告法律制度分析

当前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关键是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营造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法治环境。由于广告法律制度存在缺失,广告中知识产权侵权现象时有发生,但广告法律制度不能有效扼制广告活动中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因此,应当完善广告法律制度,加大对广告知识产权侵权的惩罚力度,加强广告中知识产权保护的宣传。     

国家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层面及重点

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国家应当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统筹规划,并在各个层面突出重点。在宏观层面,亟需解决知识产权意识问题,包括政治国家层面和社会公众层面的知识产权意识。在中观层面,重点发挥行业协会的独特作用,可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在微观层面,应当坚持重点突出,在国有企业中试行专利辅导员制度和知识产权援助制度。     

知识产权法政策学视点下司法角色的构造

知识产权法政策学是研究知识产权法制度设计及其运行技法的学问。按照知识产权法政策学视点,知识产权是一种制约他人行动自由的特权,在其设计与运行过程中,立法、行政、司法、市场应当分担不同的作用。在知识产权法政策学视点下,司法在适用法律处理个案过程中,无论面对立法、行政还是市场,都应当发挥能动性,立足于改善作为知识产权正当化根据的效率性和一般公众的行动自由,在个案中积极纠正立法、行政或者市场中不利于实现效率性或者过度妨碍一般公众行动自由的做法或者因素,促进创新和创造,以此增加整个社会的福利。     

关注知识产权过度保护

知识产权保护的“度”应当是由知识产权制度的功能目标、知识成果的性质以及现代科技的特点共同决定的。但是分析表明,现行知识产权制度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偏重私权、过度保护产权人利益的倾向。知识产权过度保护虽然有其历史原因、社会原因和学术原因,但这种过度保护对社会有着许多危害,需要加以关注。     

名牌的法律内涵及其法律保护制度的建设与完善

名牌的法律内涵应当是商誉,其在法律上对应的核心权利应当是商誉权.我国目前关于商誉权的法律保护制度还不完善,从落实自主创新发展战略、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以及名牌战略的角度出发,应当在明确确认商誉权的知识产权地位的基础上,通过制定专门的商誉权保护法律、修改现行商誉保护法律规定等方式来建设与完善我国的商誉法律保护制度,以实现我国的名牌的法律保护制度的构建.     

创新驱动视角下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研究

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实施创新驱动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作为推动科技进步的一种权利表达形式和制度规范,知识产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既有正向的推动作用,也有反向的阻碍作用。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设计最优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重要命题。我国应当结合知识产权保护条约、国家经济发展和创新能力的阶段性特征,在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不影响技术溢出效应的前提下,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我国知识产权犯罪罪数形态理论的完善

对知识产权犯罪的罪数形态及其处罚原则的理解,是关系到适用刑法保护知识产权制度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从罪数形态理论入手,分析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不足,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即知识产权犯罪与其他犯罪之间产生竞合关系、牵连关系时,应当适用"数罪并罚"原则以及"轻法的封锁作用"理论,以期加强对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打击力度,确实保护知识产权制度。     

竞争法规制——知识产权信用治理的基本路径

知识产权信用治理的对象是各种知识产权失信行为,而知识产权失信行为在本质上是损害创新市场公平竞争环境的行为。竞争法规则在知识产权信用治理中应当发挥基本作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都应当参与知识产权失信行为的规制。竞争法对知识产权失信行为的规制方式,包括直接适用规定具体反竞争行为的条款,适用抽象的概括式规则,以及依据公平竞争理念解释知识产权法律规范等。对于由政府部门的政策文件引发的知识产权失信行为,竞争法可以针对此类政策文件发挥特殊作用。这种特殊作用的机制是公平竞争审查,但需要对当前的竞争审查制度加以改造与完善。     

司法能动、法官造法和知识产权法定主义

知识产权法定主义作为私法体系的一种结构性原则,其理论基础同于物权法定主义的理论基础.历史地看,知识产权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完善与司法能动关系密切.坚持知识产权法定主义,推不出来应当反对司法能动,限制法官造法的结论.     

中美知识产权冲突与合作的影响--中国知识产权法制化进程探析

20世纪中国两次知识产权法制化的进程都与中美知识产权关系直接相关。世纪初中美第一次知识产权的冲突与合作,催生了近代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但由于缺乏内在需求动力,近代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移植失败了。八九十年代再度出现的中美知识产权的冲突与合作,加快了中国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进程,由于这一过程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同步,它不但对中国建立比较健全和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产生积极作用,而且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产生积极的影响。中国知识产权法制化进程的教训和经验表明,在中国融入世界过程中,只要处理好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的关系,外在因素是可以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产生积极作用的。     

论知识产权诉讼中的禁令制度

禁令可以分为诉前禁令、中间禁令、终局禁令三种。在知识产权诉讼中 ,禁令制度有助于制止“即发侵权”,维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确保司法公正。我国应当加强禁令制度建设 ,参照《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 ,在禁令的申请、担保、审查、执行等方面完善立法。同时 ,要加强执法 ,重视禁令在知识产权诉讼中的作用。     

WTO规则对西部地区知识产权法制的影响及对策

西部地区属于不发达地区 ,其知识产权法制状况不容乐观 ,目前尚不具备统一适用Trips协定的条件。国家应当在西部地区延迟适用Trips协定 ,通过技术进步和制度演进 ,改善西部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促进科技创新 ,使西部地区充分享有WTO规则所赋予的权利     

著作权许可使用的经济学分析

著作权许可使用制度是著作权流转制度的核心,著作权贸易应当以著作权的转让、许可使用和担保等财产流转制度为其研究方向.对著作权许可使用制度的经济学基础、产生发展的经济背景及其商业价值等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有助于人们加深对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与生俱来的经济学属性的理解和认识.     

有关生物多样性的若干知识产权问题

知识产权制度与生物多样性有着密切和复杂的关系。为了充分利用和分享遗传资源带来的惠益 ,应当给予土著和地方社区的传统知识和做法以知识产权保护。在技术转让问题上 ,既要对有关技术实行充分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 ,又要防止违反 CBD公约目标的知识产权滥用行为。在授予生物技术专利权的问题上 ,要充分注意到生物技术的安全性 ,在技术所带来的利益和对环境的影响之间权衡利弊 ,做出合理的判断。     

当代中国藏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的现实困境与出路

我国现行知识产权制度是借鉴西方立法的结果,其并不契合藏医药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不能有效保护藏医药知识,现行行政制度也因其自身特点和缺陷而无法有效保护。作为仅次于汉医药的我国第二大医药体系,藏医药的理论体系、诊疗方式等具有其独有的特色,应当先行制定与之相契合的专门的藏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并建立相关的配套机制,使专门法律能发挥其应有之功效。待条件成熟后,再另行制定统一的传统医药知识产权法。这对保护藏医药知识产权,促进其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