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网络舆情治理的关键问题与实践向度

网络舆情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施了一场大考,也催生了高校反思变革既有舆情引导治理范式。我们在遵循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础上,贯彻落实"中国之治"的顶层战略,回应高校网络舆情面临的关键问题,在操作路线上探索创新策略。高校舆情要实现长效治理,须从破解舆情疏导供需结构较为"失衡"、引导范式相对"低效"、科技赋能思维"钝化"等问题入手。高校舆情的治理路径则可尝试从优化高校舆情治理供需内容系统、筑牢科学引导统一战线范式与构建科技赋能智慧体系着力,搭建善治框架。     

民国时期民控官的途径与控案处置——以川政统一后的四川基层政权为例

1935年川政统一后出现了大量民控官的事件,这些控案多数是民众依<控告官吏递呈办法>向军事、行政等有实际权力的机关呈控而来的.而依法律向法院或监察院呈控的则相对较少.控案以贪污敛财、枉法滥刑、违反粮政等类型居多,反映了政府与民众的矛盾之所在.对于控案的处置,国民政府采取了对违法官吏和诬告者都予以轻处的平衡策略.     

牛李党争始因辨析

关于牛李党争的起因,《旧唐书》卷一七六《李宗闵传》云: 初,宗闵与牛僧孺同年登进士第,又与僧孺同年登制科。应制之岁,李吉甫为宰相当国。宗闵、僧孺对策,指切时政之失,言甚鲠直,无所回避。考策官杨於陵、韦贯之、李益等又第其策为中等,又为不中第者注解牛、李策语,同为唱诽。又言翰林学士王涯     

2012年地方党政机构舆情应对能力报告发布

9月21日,在贵阳举办的"第二届网络问政与舆情监测高峰论坛"上,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20 1 2年地方党政机构舆情应对能力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该《报告》包含党政机构舆情应对能力推荐榜、党政机构舆情应对能力新变化、2012年"地方舆情应对十大案例奖"及党政机构提升舆情应对能力建议等几大部分。《报告》推出党政机构政务     

小注释后面的大学案──关于“《小雅》怨诽而不乱”的诠释

北京大学中国文学教研室编的《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以《毛诗》的“变雅”概念来解说《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的“《小雅》怨诽而不乱”,在这条注释背后隐藏着一个关于作为刺诗的《关雎》、《鹿鸣》为什么居于正风正雅之首的传统大学案。根据司马迁所习的《鲁诗》,“《小雅》怨诽而不乱”不是指《六月》以后的“变雅”,《小雅》的怨诽基调是由其始篇《鹿鸣》奠定的。《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实际上沿袭了一个传统的误解。     

论孙科的第二个广州市长任期

1923年初,孙中山第三次开府广州,建立大元帅大本营。其间,孙科第二次担任广州市市长。孙科此次任期前后延续了一年半的时间,而其最重要之工作乃是通过投变广州市区官产以为大元帅府讨伐沈鸿英、东征陈炯明、举兵北伐筹措革命经费。然而,孙科以提成奖励的方式鼓励市民举报官产的做法,导致滥报官产之情事时发,市民啧有烦言,孙科本人形象因此颇受损害。1924年9月,孙科在广东政坛纷纭与社会动荡中辞职离任,广州市官产案亦告一段落。孙科离任之原因及其与官产案之关系,仍值得深入探讨。     

生命的缔造、期许与失落:人工生殖服务领域的医疗损害责任法

在人工生殖服务与侵权责任法的联结处,发生着三类案件:错植精子或胚胎案、配子或胚胎丢失或毁损案和辅助生殖产出缺陷儿案。一方面,三类案件形成的关注点有异:在错植精子或胚胎案当中,对受害人来说,精神损害赔偿的可获得性是争议和裁判重点;配子或胚胎丢失或毁损案的审判则与人体组织上之权利定性密切相关;辅助生殖产出缺陷儿案则是"不当出生"或"不当生命"之诉在人工生殖服务领域的再现。另一方面,三类案件共有一个特点,系争点不在医疗过错和因果关系之构成上,而是落在了损害层面上。三类案件中当事人遭受侵害的权利难以具体定性这一点,不应影响到当事人藉由"人身权益"受侵害而获得侵权法救济。我国在人格权立法中,可以考虑重构"生育权",凸显其"生育自主权"内核,使这种自主权的辐射区域不仅涵盖是否生育"子女"的自主领域,而且延及是否生育"亲生"、"健康"子女的自主领域。     

中国互联网金融舆情监测与研究论析

当今时代,新兴媒体高度发达,人人手中都有"麦克风"。借助新媒体及时了解并准确研判互联网金融舆情,对监管者、经营者及投资者来说,都非常重要。在中国,互联网金融舆情监测和研究工作已起步并初见成效。存在的问题有:舆情的概念被误解或被泛化;监测和研究存在"三多三少"现象;舆情监测和研究水平参差不齐。应对之策包括舆情搜集,专题性与综合性并重;舆情警示,提醒特定对象防范风险;舆情把脉,探讨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舆情解读,用互联网思维来分析研判;研究优化,提升互联网金融舆情研究总体水平。     

“中国不可征服”:1938年日本社会时论舆情探析——以民国期刊译文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战争一时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在日本军事进攻达到顶峰的时候,日本国内却出现了一些"中国不可征服""日本在崩溃中"等时论舆情:其一是对日本政治法西斯倾向及其可能陷入长期战争泥沼所引起的反思和担忧;其二是因担心战争前途"辽远无边"而生出悲观心态,甚至厌战情绪在侵华日军下层和日本民间也开始有所表现;其三是随着国际环境的恶化,日本经济出现的"不祥"之兆也频频见诸于美英等国的媒体报道,形成"倒逼"之势的时论舆情压力。日本时论舆情的变化,从舆论焦点看,攻陷南京是一个标志性的时间点;而1938年的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动摇了日本时论舆情对战争"必胜"的信念。探讨1938年间日本国内舆论舆情及其变化,有助于加深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这场不得人心的侵略战争的认识。     

论宋代晁氏家族诗歌“永怀善怨”的抒情特点

宋代晁氏家族"家传文学,几于人人有集",对文化的重视使其逐渐形成了"博"与"异"的整体特质.在诗歌特色方面则表现出永怀善怨的抒情特点,深婉曲折,"蔚然类骚""怨诽不怒".以较为婉曲的形式书写史事、时事以及心中不平,同时注意将这些感情压抑着打并起来,使得此类诗歌意味深长.     

吏治腐败与体制、机制创新

吏治腐败是最大、最严重的腐败,是一切腐败的根源.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中国社会出现了以跑官要官、买官卖官为特征的吏治腐败现象,并且呈现出多案窝案化、公开半公开化、资金大额化、职务高级化等特点.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愈演愈烈,除了其他复杂的原因之外,现行政治体制和权力运行机制存在的缺陷和弊端,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端主要表现在:权力结构存在严重缺陷,主要领导干部的权力仍然过分集中,且不受制约或很少受到有效制约;权力--责任--利益机制扭曲,权力利益巨大化和权力责任虚空化倾向严重;监督乏力,惩治被动,导致"腐败黑数"大量存在.要遏制和消除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吏治腐败现象,最重要的是要实现政治体制和权力运行机制的创新.     

中国省部级官员腐败问题研究--以2009-2015年50个案件为例

高级官员腐败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对此的研究有利于未来防范和治理高官腐败问题。以2009—2015年期间的50个省部级官员腐败案件为例,选取设定了相关指标对它们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省部级腐败官员多为男性高官,高学历腐败官员越来越多,案件查处及完结速度提高,初腐败年龄呈年轻化,多数从厅级开始腐败,跨地域腐败问题严重等。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结合数据分析从腐败动机和腐败机会两个方面对腐败原因进行了相关解释。     

论西部民族地区政府官员政绩评估指标的构建

由于政府职责的特殊性，西部民族地区政府官员的政绩评估指标构建从原则到内容也具有特殊性。在科学发展观下，西部民族地区政府官员的政绩评估指标有经济发展、居民生活、社会发展、民族文化、环境保护等六个一级指标，若干个二级指标，用于全面评估政府官员政绩。     

唐政府贬降官员的几个原则

唐代有很多官员受到贬谪处罚，但官员受贬过程纷繁复杂。文章通过对官员受贬依据、受贬地点及官品下降幅度等方面的考察，认为唐政府依照一定的惯例，即依法贬官、补阙外任、品阶相近、重罪重贬等原则来贬谪官员。这些原则也是理解唐代官制的重要环节。     

“疑难案件”之法理蕴含

司法实践以及法学研究过程中,“疑难案件”一词,经常被法律人所使用,但其内涵没有经过深入的剖析和严格的界定。要明了其真实涵义,需从二个方面入手,一是对其语义进行分析,二是对其理论争议史进行必要的梳理。通过语义的检视以及理论史的梳理,司法实务人员以及法学研究者对其涵义的理解可能有所区别。要确实把握“疑难案件”的真实内涵,就必须跨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多层次、多角度地去解读其蕴含。     

政府官员贫困性膨胀的制度分析及对策

政府官员膨胀是中国机构改革中的难点问题.长期以来,由于对其认识不清,导致改革走了许多弯路.中国政府官员的膨胀实质上是贫困问题所导致的相对膨胀,这种膨胀与国情相适应,是多种不良因素互动的产物,带来官僚素质底下、腐败成风、权力向唯亲者集中等严重后果,并影响公共领域行政效率的发挥.为此,削减官员规模与建立一种平等有序、竞争合理的官员任职机制是最为基本的对策.     

被问责官员:无原则复出和复出的原则

现实中,中国被问责官员大量无原则复出,这不仅使问责制流于形式,而且使公民对政治感到失望、悲观和冷漠,并使政府逐渐丧失公信力。制定被问责官员复出制度固然十分重要,但在制定具体的复出制度前,首先必须确立相应的复出原则,特别要坚持"复出例外"原则、"复出差异化"原则和"复出公开"原则。     

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

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是当前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矛盾问题。本文结合一些实例 ,对于如何在社会转型的新形势下协调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和政策方面的探讨。作者以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现行的《文物保护法》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实际需要 ,有待于进一步修改完善。立足当今中国社会现实 ,文物的社会保护可能是一条值得考虑的有效途径     

唐太乐令丞的任职条件和职责新论

在全面考察唐代太乐令、太乐丞的任职情况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唐太乐令和太乐丞均必须由精通音乐者充任.岸边成雄以为任太乐令不必通晓音律之说与史实不合.太乐令的职责是亲自参与朝廷的各种音乐活动,并负有管理乐籍、管理校定乐器、整理歌词之责.     

北宋初年惩贪措施述论

宋初 ,太祖、太宗针对官场严重存在的贪污问题 ,采取了卓有成效的治理措施 ,在体制上 ,削夺地方财权 ,限制地方官员无度贪污的条件 ,禁止官员以权经商 ,加强国库管理 ;在监察体系的构建上 ,注重严格选择监察官员 ,建立举报贪官的奖励制度 ,建立独立的审计机构 ;在打击贪污方面 ,从严立法 ,从严执法 ,惩治了一批贪官污吏。其中一些措施是值得认真研究并加以借鉴的。同时北宋初年惩治贪污也有其有限度、不彻底、不全面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