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现代式社会资本构建

农民工市民化是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资本构建方向是现代式社会资本。构建现代式社会资本有利于农民工获得就业信息、生活信息、社会信息等;有利于农民工融入现代城市生活,求得和谐生存与发展;有利于提高农民工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维护农民工利益。因此,在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应以政府政策制度支持为前提,以社会文化环境支持为基础,以组织化为核心,以自身能力和文化素质提高为动力,构建农民工现代式社会资本框架体系,促进农民工市民化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从流动人口的精神文化生活看城市适应

农民工进入城市后的适应对我国城市化具有重要意义。农民工的适应有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三个依次递进的层次。当前,农民工的适应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通过改善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有利于农民工阶层的素质提升,可以帮助农民工适应城市发展,融入城市化和社会的主流生活之中。     

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的结构与现状——基于厦门、长沙与贵阳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对厦门市、长沙市与贵阳市农民工随迁子女的问卷调查资料进行实证分析,其研究结果显示:从城市融入的结构来看,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由社会融入、心理归属、经济适应与身份认同等4个因子构成;从城市融入的现状来看,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造成的"社会屏蔽"机制与农民工随迁子女融入城市过程产生的"社会性防御"策略的双重作用下,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程度普遍偏低,从而导致其大都处于"半城市化生存"的边缘化状态;而从城市融入的进程来看,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在社会融入、心理归属、经济适应与身份认同等4个维度上存在递减关系,这一现状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农民工随迁子女强烈地融入城市的主观期望与其客观融入"事实"之间存在巨大的张力。     

新媒体时代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与对策

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制度性问题、社会问题和自身问题出发,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划分为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和文化心理融入三个维度,重点探讨了新媒体的即时性、交互性以及信息的海量化等特点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和文化心理融入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新媒体能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融入,进而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从而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心理融入。最后提出了政府、企业和新生代农民工共同搭建新媒体平台的相关策略：政府重视新媒体作用,企业强化新媒体建设,自身主动学习新媒体技术,以促使其更好、更快地融入城市。     

促进农民工和谐融入城市的战略思考——基于武汉市农民工的实证分析

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是历史的必然。农民工融入城市进程中,对城市而言可能滋生着"动乱",孕育着社会风险;对农民工来讲则伴随的往往是痛苦和无奈。无论从理想考虑,还是从现实而言,农民工都应该是"和谐地"融入城市,而不应是"机械地"融入城市。影响农民工和谐融入城市的关键障碍是制度歧视与供给不足;深层次障碍是利益分歧与冲突。实现农民工和谐融入城市目标,既要从现实问题入手,解决好、维护好农民工的权益,更要未雨绸缪,进行全方位的战略思考,促进农民工自由而全面发展。     

农民工社会融合问题研究综述

农民工是否能够顺利地融入城市,能否与城市居民和谐相处是我国现阶段一个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从社会学视角,对国内外关于农民工社会融合问题的研究进行了梳理、整合。     

农民工法律意识与普法研究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民工法律意识的提高有很大的必要性。首先,农民工法律意识的提高是其权益维护的必要前提;其次,农民工法律意识的提高是适应机械整合向有机整合转变的需要;再次,农民工法律意识的提高是适应政府从行政整合向法律整合转变的需要;第四,农民工法律意识的提高是自我规制其社会失范行为的需要。普法是提高农民工法律意识的重要途径。农民工普法要构建普法主体的多元性,体现普法内容的针对性,着眼于普法形式的实效性,在培养农民工法律意识的同时,兼顾农民工公民意识的培养。     

企业农民工与社区农民工政治融入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已发展到政治参与及制度改革的关键时期,政治参与权力的缺失导致了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停滞不前。本文通过对受雇于大型企业的农民工及社区农民工的调研发现,精英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融入需求凸显,制度化的政治参与途径亟待开辟;农民工的政治融入水平参差不齐,就地入党、就近入会（工会）的参与问题凸显;农民工从消极隐忍逐渐转向积极维权,政治参与意识萌动。这些转变正是我国城市民主政治建设与社会建设的重要契机。因此,应积极地构建以组织建设为核心、制度建设为保障、民生建设为根本、文化建设为条件的农民工政治融入的政策路径。     

社会融入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涉及职业待遇、职业行为、文化观念、身份意识等多个层面对非农职业的适应与融入，具体包括职业待遇整合、职业行为适应、职业文化接纳和职业身份认同四个维度。因子测评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总体水平低、内部不平衡的发展特点。回归分析表明，学历低、年龄小、不在婚、务工年限短、所在企业规模较小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诸多方面的就业质量状况都比较差。而分地区进行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呈现了更多的差异性。以上研究结果的政策含义在于推进相关部门以社会融入为指导思想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     

让农民工真正从心理上走进城市

农民工进入城市后的适应包含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3个依次递进的层次，对我国城市化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农民工的适应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我们应通过改善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帮助农民工群体的素质提升，让农民工更好地适应城市发展，融入城市化和社会的主流生活之中。     

农民工群体社会资本的分析与构建

如何使农民工在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浪潮中获得相应的利益,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是许多政府和学者所关心的问题。从农民工群体——集体层面的角度分析了新时期重构农民工群体社会资本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为社会实体和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产生的基础,增加社会资本既要有良好的社会实体为母体,还要有社会网络为载体,所以要想提高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资本必须很好地将农民工组织起来,并提高群内的整合和群间的链合。提出了组建有关农民工非政府组织这一过渡性质的非赢利组织的思路,阐明了其生成、运行和发展的机制,认为农民工群体组织的筹建,可以增加农民工的网络融入度、社会公共事务参与度和社会资本,是构建和谐社会,解决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的关键。     

排斥与融合: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性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日益成为我国城市建设的生力军。与老一辈农民工相比,他们更愿意留在城市里安家立业。然而,由于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排斥,在他们融入城市生活过程中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适应性问题。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主要有:一是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社会资本的缺失,称为内因;二是社会体制的阻碍,称为外因。因而,需要从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投入、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活的社会资本、破除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制度性壁垒、建立健全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等多个层面去消减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困境。     

社会距离视角的青年农民工城市交往问题探析

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青年农民工在进城务工的过程中,伴随城乡文明的碰撞,其城市交往问题日益凸显。青年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距离深刻地影响了青年农民工的城市交往。社会距离视角下,从制度构建与政策支撑、社会关怀与支持以及青年农民工自身调适等多方面对青年农民工城市交往进行关注,有利于推进青年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并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     

社区为本: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赋权路径建构

农民工城市融入面临诸多困境,其实质是农民工权利缺乏。实现农民工赋权是解决农民工城市融入困境、服务社会建设大局的关键之举。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为农民工赋权建构了一个动态的、立体化的实现路径。借助全方位、多维度的服务体系,以农民工能力建设为核心目标,着力实现人性解放、社会发展,从三个角度建构出一套可行的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赋权路径。     

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影响因素及对策分析——基于五大城市调查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社会融入的理论视角出发,基于对中国五大城市农民工抽样调查资料的数据分析,发现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度”偏低,主要涉及居住、社区、经济、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就业、健康等7个关键的影响因子.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过程,既有自身因素的限制,也有经济因素的复杂影响,特别受制于广泛的社会因素的影响,是经济融合与社会融合的结果.所以,要以限制排斥、促进融入为农民工政策行动的目标,积极构建经济、社会及文化条件,加快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购房意愿——社会网络视角下的研究

基于社会网络的视角,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购房行为意愿,以测度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况。采用稳健性回归的Probit研究方法,得出如下结果:在社会网络的框架下,首先,强关系削弱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购房行为意愿,阻碍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其次,弱关系对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购房行为意愿的影响不显著,但其影响系数为正,说明其对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购房行为意愿及城市融入有内在的促进作用;最后,探讨了社会网络与文化程度以及收入水平的交互项,得出,提高文化程度或收入水平能降低强关系的负效应;但与弱关系之间无交互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调查与思考——以江西省广丰县农民工为样本

新生代农民工正逐步成为中国生产力大军的主要力量。对江西省广丰县返乡农民工的调查显示,与老一代相比,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主观意愿更加强烈,生产、生活方式更具城市化。他们积极调整自己的生活生产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主动适应并努力融入城市生活,但仍面临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和户籍制度、城市居民的歧视和不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等很难跨越的障碍,导致农民工与当地居民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同工不同福利保障。社会要给予新生代农民工更多的人文关怀,政府要发挥好主导作用,增强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信心,提高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归属感,促进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生活。     

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及其代际差异

基于代际差异视角和724份问卷调查数据,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个维度测评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综合得分较老生代农民工高出0.157 766。文化程度、务工年数对农民工融入城市有正向作用,年龄、婚姻、兄弟姐妹数等变量影响不显著。是否有亲属在政府部门、参加同乡会对新生代农民工影响显著。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度因区域和企业所有制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老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则只受文化程度和务工年数的影响。     

养老保险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的实证分析——基于CGSS 2013年度调查数据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对于实现"人的城镇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从经济、制度、文化和心理四个层面分析了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主要因素,利用Logict和简单回归模型系统研究各个控制因素对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和对其城市融入的影响及基本养老保险对进城务工人员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代际差异、跨地区流动和就业性质等对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具有负向影响,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对不同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中体现出差异性,但总体呈现正向影响。     

家庭特征与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

采用国家卫计委在八个城市的调查数据,将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分为经济融入、文化融入和心理融入三个维度,主要预测变量家庭特征变量涉及基本家庭特征、成员随迁、代际互动、农村家庭资产、老家困难事件这几个维度。研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分析家庭特征对于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家庭特征除了婚姻以外,其他特征均对农民工社会经济、文化和心理融入三个维度有不同方向和程度的影响。政府需要从家庭整体角度设计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提升他们城市的社会融入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