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旅游生计资本的生态补偿机制

生态补偿是促进生态建设与经济社会协同共进的重要手段。在乡村旅游地,农户旅游生计资本的提升是评价生态补偿效果的重要指标。在构建旅游生计资本框架的基础上,对渝东南不同地区14个乡村的旅游生计资本进行统计,进而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不同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旅游生计资本的影响。研究表明,资金补偿对农户旅游生计资本的拉动作用最为明显,物质补偿、政策补偿作用次之,技术补偿作用最不明显。因此,针对不同的农户旅游生计情况,应通过农户生计需求与生态补偿方式之间的精准对接,进行生态补偿方式的捆绑组合,进而建立生态补偿的长效机制。     

村落视角下生态建设的探析——以陕北黄土高原为例

随着城镇化及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农户生计方式日益呈现多样化,农村居民人口减少,村落消减衰微,生态建设迎来巨大契机。科学规划农村居民点,构建生态中心村,协调农户生计与生态建设的关系,是建设宜居农村、繁荣农村,实现生态环境的善治,生态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生态补偿扶贫背景下农户生计资本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生态补偿脱贫一批”的提出,生态补偿被赋予了扶贫解困的新使命。量化研究生态补偿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有利于揭示现有生态补偿政策的实际扶贫效果。基于英国国际发展部提出的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测度指标测算了贵州省3个贫困县432个农户样本的生计资本,通过似不相关估计分析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参与生态补偿政策农户的总体生计资本水平低于未参与政策农户,其中参与政策农户的自然资本高于未参与政策农户,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低于未参与政策农户。不同类型的补偿方式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差异明显,现金型直接补偿侧重于增加农户用于发展的物质条件、改善农户生产生活的脆弱性背景,而公益岗位型间接补偿则有利于提升农户的内生发展能力,两者在促进农户的生计资本建设上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为此,在贫困地区需要进一步加大生态补偿的公共财政投入,并充分发挥不同补偿项目的协同作用,让农户真正从生态保护中获益。     

乡村旅游发展推动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生计转型：动力与阻力

在易地扶贫搬迁和乡村旅游发展的双重影响下,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农户迎来了生计转型的契机,但生计资本限制、心理阻碍、产业发展瓶颈制约等阻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搬迁农户生计转型的驱动力,影响着生计转型的进程。要克服这些阻力,政府应重塑关键生计资本,提升搬迁农户参与旅游生计活动的能力;加大心理资源供给,激发搬迁农户参与旅游生计活动的意愿;增强产业发展活力,实现旅游生计方式的可持续性。     

生态认知、生计资本及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实证研究

基于渭河流域586户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生态认知、生计资本及渭河流域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之间的相互影响,并对比生计资本影响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直接路径和间接路径之间的差异.结果表明:(1)生态认知和生计资本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且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直接影响效应显著高于生态认知;(2)生态认知在生计资本与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之间存在着中介效应,即生计资本可以通过直接正向影响生态认知,进而间接影响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3)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直接影响(生计资本→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远大于间接影响(生计资本→生态认知→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4)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提高会显著提高其生态认知水平,降低其生计资本水平.基于此,提出提高渭河流域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相关政策启示.     

生态认知、生计资本及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实证研究

基于渭河流域586户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生态认知、生计资本及渭河流域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之间的相互影响,并对比生计资本影响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直接路径和间接路径之间的差异.结果表明:(1)生态认知和生计资本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且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直接影响效应显著高于生态认知;(2)生态认知在生计资本与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之间存在着中介效应,即生计资本可以通过直接正向影响生态认知,进而间接影响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3)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直接影响(生计资本→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远大于间接影响(生计资本→生态认知→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4)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提高会显著提高其生态认知水平,降低其生计资本水平.基于此,提出提高渭河流域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相关政策启示.     

贫困地区农户生计安全研究

农户生计安全是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微观基础,当农户获得持续谋生的资产、收入和能力,并维持福利水平接近或达到社会公认的客观保障条件,具有抵御风险的能力并传递给下一代时,安全的生计由此获得。生计安全为农村减贫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农村发展问题提供了一种研究途径。贫困地区农户的生计困境表现在固有生计遭到破坏、替代生计尚未成熟,生态环境保护政策与农民短期经济利益冲突,低水平均衡陷阱等方面。由于难以走出贫困农户生计与脆弱的生态环境的恶性循环,农户无法实现生计安全。因此应建立农户生计安全评价体系,促进农户生计系统与生态系统的良性耦合,进而实现农业与农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陕西易地扶贫搬迁综合效应评估及政策创新

陕西移民搬迁肇始于2011年,兼顾生计、扶贫和生态等多维目标,是中国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策源地”。其后10年间,通过“十二五”时期的避灾搬迁、生态搬迁和“十三五”时期的易地扶贫搬迁,陕西共316.09万贫困人口摆脱了“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现实困境。面向乡村振兴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团队通过广泛的国内外合作研究,深入探讨陕西易地搬迁地区生态与搬迁农户的福祉问题,于2011、2015、2019、2021年在深度贫困与生态脆弱相互交织的陕西地区开展搬迁专项调查与政策评估,探索建立了评估搬迁政策的概念框架、创新路径和科学方法,探究解决家庭人口动态性与西部贫困山区农户可持续生计发展困境、生计与生态系统耦合等复杂问题的新路径、新方法和新模式,形成了中国情景下的解决方案和推广案例,在科学创新研究、政策实践推动、国际交流发声等方面开展了相关工作。第一,陕西易地扶贫搬迁的生计效应评估。梳理了可持续生计相关理论及应用,围绕生计资本、生计策略、贫困脆弱性等对陕西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生计模式展开全面探讨。研究发现：农户搬迁后生计策略的变化基本上契合政府所倡导的农户生计方式向非农转型的发展方向,但这一变化更多地...     

基于治理视角的生态保护红线、生态补偿与农户生计困境

生态保护红线是保护区域生态功能、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度安排。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短期冲突、生态红线区生态空间与农户生活空间的重叠、生态脆弱与贫困的交织等问题对生态红线的划定与落地提出了挑战。基于此，笔者以重庆市生态保护红线管控面积占区域总面积较大的城口县和酉阳县为例，分析现行生态红线区生态政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以及生态补偿对这种冲突的缓解作用。研究发现：（1）现行生态红线区的生态政策确实对区域经济发展、农户生计造成了影响，使农户感觉到利益被"剥夺"，降低了生态权益的获得感；（2）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是有效改善红线区农户生计现状的重要手段，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政府治理建议。     

生态公益林建设对山区农村生计的影响分析——基于浙江省128个村的调查

生态公益林工程的实施会对林农林地产权造成限制,进而影响林农的收入、家庭能源消费、就业以及资源利用等生计方式。在浙江省128个村级层面问卷调查数据基础上,基于2005年和2010年两个时间点,着重研究生态公益林建设和补偿资金发放对农户就业结构、收入、能源消费、基础设施等主要生计方式的影响,认为浙江省公益林建设推动了当地农村生计的变化;应继续提高公益林补偿资金,拓展补偿来源;发展第三产业,促成公益林外部效益的产业化发展,是今后生态公益林改善当地农村生计的最有潜力途径。     

生态民俗视野中的农区蒙古族民间语言——以烟台营子村为例

辽宁西部蒙古贞地区的农区蒙古族在近百余年间经历了从游牧生计方式到农耕生计方式的转换。农区蒙古族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民间语言发生了历时性的变化,从蕴含了生态意蕴的农谚到具有深厚生态特质的日常生活的语言习惯,民间语言映射出该区域农耕文化生态民俗价值观的建构,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农区蒙古族从游牧民到农耕民的细微而深刻的文化变迁。     

退耕还林(草)政策下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研究——以陕西省吴起县为例

退耕还林（草）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中的生态恢复的重要内容。退耕还林（草）作为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不仅对生态恢复具有重要影响，而且对区城经济发展具有良好作用。论文以陕北黄土高原地区的吴起县为倒，实证分析了退耕还林（草）政策能否达到预期目标，不仅取决于农业内部种植结构调整，而且还取决于以农业劳动力向其他产业转移为特点的农村经济结构的转型。对吴起的实证分析表明：退耕还林（草）政策实施后农业土地经营在向集约化和产业化转变，农村就业结构和收入结构也在发生变化，该地区正在逐渐摆脱单纯依赖种植业收入的格局。但是，这种变化尚在初级阶段，还很脆弱，今后仍需作进一步的调整。     

试论陕西当代小说创作的地域文化特色

陕北黄土高原、关中平原、陕南山地三大地理板块具有不同的地域文化特色,陕西作家深受其影响,形成了三种不同的创作风格。陕北文学以路遥为代表,深受生存文化影响,形成了宏阔大气、粗犷奔放的创作风格;关中文学以陈忠实为代表,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形成了含蓄蕴藉、内敛深沉的创作风格;陕南文学以贾平凹为代表,深受秦汉文化和荆楚文化影响,形成了或质朴厚重、或自然朴素、或神秘鬼魅、或虚无缥缈的创作风格。     

农民闲暇生活的特征及其优化路径——以西北黄土高原W村为个案

通过对西北黄土高原农村个案的调查发现,农民闲暇生活空间狭小封闭、闲暇生活方式单调,闲暇活动结构主要由消遣娱乐型、社交型和闲呆型活动构成,而学习型、发展型活动所占比例较低。因此,需对农民进行必要的闲暇生活教育和引导,转变闲暇生活观念,并加强农村闲暇娱乐等硬件设施建设,以改善农民的闲暇生活。     

黄土高原地区的可能退耕规模及其减产效应

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是黄土高原地区水土保持和生态环境建设的重大举措。如何在水土保持和生态建设过程中保障粮食自给,是恢复全区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该文根据土地利用详查与实地调查资料,利用多目标规划模型与退耕压力指数模型,定量分析了黄土高原地区退耕的可能规模及其粮食减产效应。研究认为：在保证人均耕地0.1 hm²前提下,黄土高原地区退耕面积可达236.46×10⁴ hm²,占现有耕地的1/5强;对应的粮食减产量为195.26×10⁴t,是1996—2000年平均粮食产量的12.69%;全区基于人均粮食占有量的退耕压力指数达0.20,晋陕甘黄土丘陵沟壑台塬区是退耕压力最大的区域。     

黄土高原发展生态林业法律制度研究

由于特殊的地貌景观与人为因素的双重结合,导致土地荒漠化和水土流失成为黄土高原地区最严重的两大问题,直接影响该地区生态林业建设。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态压力,但是没有法律制度作保障,不能从根本上推动和巩固黄土高原生态林业建设。目前,黄土高原生态林业建设的法律法规不完善,配套制度不健全,行政执法存在缺陷,法律监督不得力。综合各方面的因素,治理黄土高原生态环境问题应进行生态林业法制建设,要着重健全生态林业主要法律及配套法规,建立黄土高原生态林业特区管理制度,创新生态林业建设目标责任制度以及完善该地区林业资源生态效益补偿制度。     

黄土高原沟壑区小流域生态与经济要素演变及相互作用——以陕西省长武县王东沟小流域为例

以黄土高原沟壑区长武县王东沟流域为例，分析了流域治理过程中（1985—2000年）生态与经济要素的变化及其相互作用，揭示了治理条件下流域生态经济系统演变趋势。通过调整流域农、林、草、果用地比例，土地利用结构趋于合理，单位面积生产力和流域粮食产量得到显著提高。与此同时，流域纯收入大幅度增加。表明这一治理模式是成功的。在生态脆弱区，国家投入是当地脱贫致富、实现生态与经济良性发展的前提；农民脱贫增收是生态与经济协调、持续发展的保障；利用当地资源，发展优势产业，是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良性发展的动力。同时发现，人均收入低于500元，粮食产量低于400公斤是国家进行投入治理的参考线，在保障口粮的基础上，人均收入提高到1000元时，可实现当地群众的自主投入发展。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研究——以浙江省杭州市为例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导致了失地农民大量增加,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难问题是关系到民生的重要问题。分析杭州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就业现状以及影响失地农民就业的制约因素,探索促进失地农民就业的对策思路,缓解失地农民就业压力,促进杭州城市化进程和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     

黄土高原生态环境现状及其治理对策

黄土高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使其成为水土流失最严重、生态环境问题最为严峻的地区之一。笔者阐述了黄土高原的生态现状及其自然地理特征,分析了影响黄土高原生态环境治理和发展的主要问题,并根据黄土高原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不同生态环境条件下的具体对策。     

论私人汽车的大众化消费

在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作用下,原本属于奢侈品消费的私人汽车由多余成为必需的大众化消费品。私人汽车的大众化消费在创造大都市的同时也带来空间、生态等民生问题,扼杀城市活力。分析私人汽车大众化消费,规划城市建设和构建立体化交通体系能为解决我国的空间、生态等民生问题提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