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接故意犯罪的认定

间接故意犯罪中的“放任”是一种不计后果和不希望的心理态度 ,并具有附属性与转化性 ;明知结果必然发生而放任的是直接故意而不是间接故意心态 ;间接故意犯罪只有犯罪成立与否的问题 ,不存在犯罪未遂、既遂等犯罪形态的划分问题。     

间接故意犯罪的认定

间接故意犯罪中的“放任”是一种不计后果和不希望的心理态度，并具有附属性与转化性；明知结果必然发生而放任的是直接故意而不是间接故意心态；间接故意犯罪只有犯罪成立与否的问题，不存在犯罪未遂、既遂等犯罪形态的划分问题。     

对直接故意特殊形态的探究

我国刑法将故意犯罪分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两种 ,在直接故意中 ,存在一种特殊形态 ,即 :明知—必然性—放任。由于立法的局限性 ,理论界对特殊形态中的意志因素认识不同 ,众说不一。本文围绕这一问题 ,结合故意犯罪的内涵、构成要素、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的区别 ,说明在直接故意特殊形态下 ,存在一种介乎于“希望”和“放任”之间的独立的心理态度 ,从而对我国刑法中犯罪故意的概念提出质疑     

刑法“明知”的规范分析及司法认定

认识因素的考察在犯罪故意的认定中至关重要。在《刑法》表述中，认识因素一般体现为“明知”。但是，总则与分则中的“明知”并不完全相同，分则中的“明知”既不是“故意”的专属心理表现形式，也不需达到百分百的认识。在认定分则中的“明知”时，需要合理确定“明知”的边界。为避免因对“明知”理解不统一而造成的适用难题，应在罪过形式和认识程度两方面做出解释，厘清《刑法》总则与分则之间的差异性，进而回归到个罪的适用语境下做出科学、恰当的阐明。     

我国古代刑法中的犯罪故意概念剖析

在法的发展历史上,犯罪故意概念的产生历史相当久远,是对应于犯罪过失而存在的概念。我国古代刑法中表述犯罪故意的概念,主要在于对犯罪事实或犯罪结果的“有意为之”,并且对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已有相当的认识与区分。在刑事政策上,故意犯罪历来是古代刑法打击的重点。     

论我国刑法理论中的间接故意问题

犯罪构成是我国刑法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犯罪构成包括四个要件,即犯罪客体、犯罪的客观方面要件、犯罪主体和犯罪的主观方面要件。主观方面要件的内容指故意与过失、动机与目的。间接故意则是主观方面要件内容的重要组成部份。而正确地理解并阐明间接故意问题,不但对犯罪构成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司法实践中正确定罪和量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多年来对间接故意的认识,无论是法学界或司法实践又都存在若干分歧,并把间接故意视为复杂的难于解决的尖端问题。因此,更有必要深入研究探讨这个问题。间接故意问题反映在认识上的分岐,主要是对间接故意的概念与特点的理解问题,间接故意同直接故意、过于自信过失的区别问题,间接故意有无目的、动机问题,间接故意有无预备、未遂问题,间接故意犯罪的范围问题等等。     

论间接故意

间接故意是犯罪故意的基本类型之一，区别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主要根据意志因素而定。间接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有意放任，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心理态度。间接故意亦可称为放任故意。放任是间接故意的核心，又有积极放任与消极放任两种类型，而无论行为的实施还是结果的放任，都是行为人在明知结果的社会危害性的基础上自觉决定的，表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因而属于犯罪故意的一种，也是明知故犯。     

间接故意的类型及间接故意犯罪的社会性新论

间接故意可根据行为人是否认识到间接结果必然发生而分为积极间接故意和消极间接故意，可根据间接故意的放任意志是否产生在犯罪预备阶段而分为预谋的间接故意和突发的间接故意。在认定间接故意罪的社会危害时，要首先考察追求结果的性质，当追求结果具有社会危害性时，间接故意的社会危害性要此直接故意的社会危害性大。在考察间接故意的社会危害时，应根据其追求结果做出具体分析。     

不作为渎职犯罪的认定问题

过失不作为渎职犯罪属于玩忽职守犯罪。故意不作为渎职犯罪可以是滥用职权犯罪,也可以是玩忽职守犯罪,区分的标准在于行为人对行为及结果的认识态度。认定渎职犯罪中的间接因果关系,关键是认定渎职行为对介入因素的作用力和原因力,以及介入因素对重大损失的原因力。     

论有认识犯罪过失的要素及构造

以无认识过失为样本的过失理论,将缺乏危害结果发生现实性的认识与对结果的无知混为一谈,实质上导致了有认识过失与无认识过失界限的模糊。而对“轻信能够避免”归属于认识因素还是意志因素的摇摆不定,则说明了轻信是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之间重要的连接要素。有认识过失与间接故意的区别不仅在于排斥危害结果发生与否的心理事实,更在于行为人对于结果不发生的判断与信赖。信赖结果不发生并据此作出行为决意的才是有认识过失,所以结果不发生的判断与信赖在有认识过失的结构中具有独立的意义。     

“醉驾型”危险驾驶罪之主观罪过研究

“醉驾型”危险驾驶罪之主观罪过为故意,即明知自己饮酒后不能安全驾驶机动车而依然驾驶,对公共安全法益受侵害的危险性持希望或放任的态度。除非确证行为人出于报复社会的动机,否则一般意义上的醉驾不属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其他危险方法”的范畴,行为人故意“醉驾”的不成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这是认定本罪主观罪过为故意而非过失的逻辑前提。作为抽象危险犯,“醉驾型”危险驾驶罪间接故意认定复杂,尤其是其意欲因素的质与量往往与自信过失交织在一起,难以区分。为此,提出拟制的间接故意概念,即根据“醉驾”造成法益侵害危险的盖然性,只要行为人对醉驾有认识,就推定行为人对法益侵害的危险性持放任态度,从而认定间接故意。     

如何认定原因自由行为的着手

原因自由行为是为给那些由于行为人故意或过失地使自己陷入无责任能力,然后在无责任能力状态下,实施犯罪行为提供处罚依据的一种理论。然而,这一理论从一引进来就引起了学者们的激烈争论。对于这一理论,如何认定其着手,学者们意见分歧,本文认为在解决着手的认定之前,首先应当明确原因自由行为的处罚对象。原因自由行为中原因行为的可罚性。能否可以通过立法的方式赋予原因行为具有实行行为性,这是解决原因自由行为着手认定的关键所在。     

论证券内幕交易罪中的主观要件

关于证券内幕交易罪的主观要件问题,中国法学界一直存在着“故意、过失说”、“故意说”与“直接故意说”的争论,从立法宗旨与证券交易实际出发,应坚持“故意说”,内幕交易罪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而泄漏内幕信息罪可由直接故意或间接故意构成,并且本罪并非目的犯。在主观要素中,较难认定的是行为人对内幕信息的“明知”与“意图利用内幕信息”的故意,美国诸法中采用的以其他间接证据推定上述主观要素存在的做法颇有借鉴意义。     

塞尔意向行动理论探析

意向行动理论是塞尔行动哲学的重点,研究对象是人类有意识、有目标的行动.首先,梳理意向行动的构成要素,包括“慎思”、“在先意向”、“行动中意向”、“行动”和“间隔”.其次,通过解析要素的相互关系,廓清意向行动的结构和运作模式,以图形方式展现出来.最后,评述奥肖尼斯和帕切里关于“在先意向”和“行动中意向”的一系列批判性观点.以此为基础,论证如何通过“行动中意向”来消解早期行动因果理论的异常因果链问题.     

“组织未成年人犯罪”司法疑难探析

由于刑事责任年龄与未成年人年龄界定之间的冲突,引起本罪与相关犯罪之间发生竞合。应当厘定本罪与相关间接正犯之间的界限。本罪的“组织”行为与教唆行为性质并不相同。本罪的范围不限于实施与财产有关的活动。同时,应当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指导,认定本罪的着手和既遂。     

“毒品犯罪”不应属于刑法中最严重的罪行简

毒品滥用的危害与毒品犯罪的危害应当严格区分。毒品最终危害结果发生需经过毒品制造、流通直至消费才得以实现。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属于行为犯,仅发生于毒品生产、流通环节;在因果关系方面,该行为与毒品最终危害结果之间属于间接因果关系。另外,毒品最终危害结果的发生须依赖毒品的吸食,吸食者作为意志自由的人,应当对其行为承担一定责任。这些特点决定了毒品犯罪不应再评价为刑法中最严重罪行。而且,将毒品犯罪理解为最严重罪行,也难以符合罪刑均衡和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明确上述观点,有助于从根本上进一步推动我国死刑制度改革。     

洗钱罪犯罪故意种类探析

我国刑法中的洗钱罪并非目的犯。由于洗钱罪行为对象的特定性,使得作为行为犯的本罪存在了间接故意成立的空间。刑法将本罪直接故意的意志追求要素直接规定于法条中,导致成立本罪必须具有一种特殊的目的要素,从根本上导致了我国刑法中的洗钱罪排除了间接故意成立的可能,进而限制了实践中对本罪的打击力度。     

刑法事实认识错误分析

在错误与犯罪相关联的情况下,就构成了刑法中的认识错误问题.对刑法事实认识错误的认识应该根据意图行为、刑事责任等要素来进行,围绕意图行为来确定行为人的罪过形式.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我国刑法对事实认识错误应采取一般规定和列举式相结合的立法模式.     

目的犯立法研究

目的犯是以特定的犯罪目的作为主观构成要件要素的一种犯罪形态,特定的犯罪目的是主观的超过要素。中国刑法分则中存在规定目的犯的多种形式,目的犯中的目的在本质上是特定的犯罪目的,它与直接故意之内的目的是不同的。目的犯的构成要件是一种主客观不一致的构成要件。研究目的犯有助于在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犯罪,更有助于反观中国的犯罪构成体系,使其更加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