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认识论角度看宋明理学的哲学突破

中国哲学的研究者通常认为中国哲学没有认识论的意识和传统,其实中国古代哲学中并不缺乏关于如何认识世界全体的讨论,这一问题意识在宋明理学中得到较为系统化的体现,而且可以说是宋明理学家最有哲学创见的地方.随着宋明理学的演进和发展,古代哲学中主客一体、心物不二的认识论基调得到不断的强调,表现为层层递进的理论发展形态.禅宗的心佛不二观和李翱的"复性"论,为宋明理学的认识论提供了理论准备;周敦颐和邵雍是宋明理学认识论的奠基者,周敦颐由"诚"贯通太极一人极,邵雍因"观物"提出了宋明认识论的基本问题,但没有深入探讨;张载和程颢由"大心"而"定性",其"体物"与"体贴"的认识对象与认识方法奠定了宋明理学认识论之基本问题框架和讨论方法;程颐和朱熹由"理"而"心",通过讨论"格物"达到宋明理学认识论发展的第一个高峰;陆九渊和王阳明的认识论由"心"到"意",突出了对心物不分的讨论和论证,是宋明理学认识论发展的第二个高峰;王畿、刘宗周由"意"到"几",实现了认识论问题中对"心"之困境的最后突破,也达到了中国古代认识论发展的极致形态.通过哲学分析,可以看出宋明认识论史上存在着两大中心议题与理论特色:一是从周敦颐提出"诚"为"太极一人极"认识论的中心,到刘宗周重"意"的"诚一意"认识论圆环;二是朱熹、陆王关于"格一物"的认识论圆环.总而言之,宋明理学认识论的哲学突破,是在这两个理论路径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实现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对象之研究

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多次强调实践的作用和意义,本文把实践及其所反映的规律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研究的一次探索,并就实践所涉及的哲学基本问题、认识论、本体论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等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提出哲学是行动的呐喊、实践的呼唤。     

方以智对生死的诠释向度

生死是人类无法回避的问题,生死关切是贯穿于中国传统哲学始终之主题。方以智在反思与批判基础上会通三教之生死旨趣,提出了"生死之技"与"生死之道"之分野,并从"心通生死"、"生死不二"以及"置之死地而后生"等向度对"生死之道"进行了深度诠释。方氏关于生死的关切与诠释进一步拓展了传统生死观的内涵,形成了其特色独具的生死智慧。它不仅对其自身的生命路向的选择影响巨大,而且对当下处于浮躁世风之民众超脱生命困境、考量生死之意义亦极具价值。     

简论中西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之异同

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包括原生生活基础、思维方式基础和价值观基础这三个方面。中西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之不同,在原生生活方面表现为：古代中国的政治哲学以农事为思考中心,古代西方的政治哲学以城市生活为思考中心;在思维方式方面表现为：古代中国政治哲学以天人合一和道法自然为基本的思维模式,古代西方的政治哲学以神人之分和征服自然为基本的思维模式;在价值观方面,以权力的合法性为中心,围绕着治人者与被治者之间的应有关系、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应有关系、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应有关系,古代中国的政治哲学强调实践美德、民本思想和基于人伦的亲情,而古代西方的政治哲学强调理智美德、神本思想和基于＂逻各斯＂的理性或意志。这些差别集中地体现在古代中西政治哲学对待民的基本态度之上,古代中国政治哲学对待民的态度是以如何＂牧养＂民为根本立足点,而古代西方政治哲学则是以如何＂放牧＂民为根本立足点。     

儒家认识论的基本视域

中国哲学史载述着中华民族特质的认识论.儒家的认识论思想主体地支持了中国哲学大系.儒家的认识思想着落在人的主体性的发见和培养上,"观乎天文以察时变"与"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是其哲学认识论的早期使命预设.后来的思想发展,其倾重点投注在"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认知与践行上.这就建立起了人文特性的认识论.这一民族哲学特色,与古希腊哲学以自然宇宙为认知对象、宗教哲学以上帝、神、佛为认知对象的特征相参较,形成了独特的品格."天人之辨"的理性精神、知识与道德并进的价值意识、心性与义理同臻的主体资质,是儒家认识论的基本视域.     

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思想之探讨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本体论、知识论哲学并不采取全盘否定、完全抛弃的态度 ,而是采取扬弃、超越的辩证否定的态度。首先 ,马克思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抛弃了“世界起源论”,并不自觉地开始否定从抽象到抽象的思想方法 ;其次 ,在实践认识论的思想方法基础上 ,马克思主义哲学摒弃了以假设世界不存在为前提的世界起源论 ,代之以世界统一性问题的世界本原、本质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上就是在科学的实践论基础上将唯物主义的本体论、认识论、人论以及人的价值论、历史观、人生观和理想追求内在结合起来 ,对一切旧哲学进行批判性地改造 ,为满足无产阶级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需要所创立的一种崭新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     

实践论:存在论之否定之否定

哲学的发展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主题,从古代哲学的存在论到近代哲学的认识论,再到现代哲学的实践论,体现了哲学发展的脉络,表明了哲学思维层次的深入和哲学思维水平的提高,代表人类哲学最高水平的现代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哲学是对古代存在论和近代认识论的否定和超越,又是一种新的存在论和认识论统一。实践论是哲学以存在论为起点经否定之否定的发展的结果．     

澄清哲学基本问题的真实含义及其认识论意义

本文从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高度探究了某些现行认识论原理停留于一般反映论的理论根源及其历史原因.文章认为,有关哲学论著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表述扩大和混淆了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之两个方面的含义,直接导致了认识论问题本体论化,致使现行认识论原理尚未真正摆脱旧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影响;澄清哲学基本问题的真实含义可为认识论的发展提供方法论指导.     

谈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新”之所在

马克思创立的新唯物主义不是体系哲学,而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原则,其核心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完成了划时代的哲学革命,它从根本上否弃了哲学对于世界的理论的态度,而代之以实践的态度.随着"科学实践观"的确立,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新"之所在也得以明确.然而,人们对这一"新哲学"究竟"新"在什么地方看法各不相同.本文将以马克思的哲学原著为依托,从不同的角度阐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新"之所在.     

"自在之物不可知"与精神家园的失落——从康德哲学反思西方哲学之内在矛盾

康德以其卓绝的才能洞见到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道德危机,用哲学特有的方式揭示了经验论与唯理论所可能带来的时代危机。他限制理性保留信仰的同时,却潜伏了更大的危机——精神家园的失落。这一危机之产生在康德哲学体系内部是无法克服的,其根源直接来自于康德进行哲学批判的认识论前提,而其历史渊源则来自于西方哲学自诞生以来对世界采取“抽象”态度所形成的理性主义传统。重建人类精神家园,必须拒绝其“抽象”态度。     

三类世界里的忧患情怀——浅论魏晋六朝志怪小说的悲剧色彩

面对魏晋六朝时期残酷的社会现实,敏感的文人学士深刻地体验到人生的变幻和生死的无常。因此,这一时期的小说是魏晋六朝时代文士生命意识觉醒的呐喊,在小说中所描绘的三类世界也无疑是这一时期文士忧患情怀的集中体现。     

试论有岛武郎与托尔斯泰的异同

有岛武郎与托尔斯泰,尽管一个在日本,一个在沙皇俄国,而且时代相差50年,但是他们却有许多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托尔斯泰一生完成了许多杰作,他的名著《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风靡全球,历久不衰。研究它的思想,著作,生平的作者遍及全球,人才辈出;有岛武郎身为画家,小说家,生在东京,是大藏省官僚的长子,自学习院高等科辍学后,进札幌农学就学,壮年因生父及妻子之死的震撼,加入笔耕行列,中年自杀,结束了的生命,作为日本白桦派文学兴盛期的重要作家之一,发表《一个女人》、《该隐的末裔》等20篇不朽的杰作,是大正小说的一座丰碑。事实表明:有岛武郎与托尔斯泰尽管生在两个国度,却同样誉满全球,虽一个中年夭折,一位高龄。可是,都是世界文坛上永不陨落的璀璨巨星。     

论中国传统死亡观对第三代诗人的潜在影响

儒家的“重生轻死”、道家的“厌生乐死”、佛家的“生死轮回”观深深影响着第三代诗人的思想和创作。他们以对死亡的直面、认同,传达着强烈的对生的关注和思考;以对死亡的想象性体验,表达着对生命本质的观照和认识。“死亡”成了第三代诗人自我认知与个性传达的言说载体。     

文化与诗学的互构——“文化诗学”与“文化研究”之辨

“文化诗学”与“文化研究”是两种殊名异义、学理维度有别的文艺文化思潮。“文化研究”是对日常生活文化、大众文化,包括各种流行文化、消费文化的研究,它可以是日常生活的美学研究,也可以是泛文化研究;而“文化诗学”是基于“诗学”审美品格的学科前提基础上而言的,是一种文学文本与文化之间互涵互构的研究,并且其文化应该是一种积极的具有诗意审美维度的文化。“文化诗学”包含两个研究向度：一是文学的文化研究,即应该研究文本中的文化,重视文学文本与文化之间的互涵互构关系,激活传统;二是文化的文学性研究,即应该研究文化中的文本,研究当下日常生活中各种鲜活的具有文学性的艺术形态,关注现实。     

儒道释视野中的第三代诗歌的死亡书写

作为一种消融于精神血脉中的文化因子,儒家的"重生轻死"、道家的"厌生乐死"、佛家的"生死轮回"观深深影响着第三代诗人的思想和创作.他们以对死亡的直面、认同,传达着强烈的对生的关注和思考;以对死亡的想象性体验,表达着对生命本质的观照和认识."死亡"成了他们自我认知与个性传达的言说载体.     

将现实生活中的生物学融入课堂教学之中

生物科学就在每个学生的身边,但往往在课堂教学之中过多地强调高深枯燥的理论而忽视了生物学理论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和指导．缩短课程内容与生活的距离,让学生能感到他们所学到的知识能运用与实际生活中,新课改、新课标、新教材为我们将“现实生活中的生物学”融入课堂教学之中提供了良好的契机,铺设了平台．同时高考试题也同样体现了生物学原理与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     

尼采对理性主义的颠覆

尼采将苏格拉底视为西方理性主义的始祖并予以激烈批判。理性主义将理性视为人的本质,尼采则将意志视为生命的永恒本质和理性的终极源泉,并拒斥将世界二重化的理性主义逻辑,强调被理性主义哲学家用以证明感性世界是一个虚幻世界的理由恰好佐证了感性世界的真实性和所谓真实世界的虚幻性。哲学家和神学家编造所谓真实的彼岸世界的目的,就是要贬低和诋毁感性的此岸世界的价值和意义。     

元末士人拯世情怀与经世意识述论

在元末王道失坠、纪纲不振、教化凌夷、吏治腐败、风俗颓废之际,广大士人的卫道精神、拯世情怀骤然升腾,更趋强烈。他们或入仕为宦,拯时济世;或评论时宜,建言献策;或务求实学,引领学风。虽然迫于时势,士人的经世意图屡遭摧抑,极难如愿,但他们的经世努力,无疑彰显了其浓郁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针砭时政、排难解纷、矫正世风的重要历史作用。     

试论庄子“安之若命”的独特死亡意识

庄子观生死,是立于＂道通为一＂的高度,将生死置于＂命＂中。他认为,＂命＂即为＂道＂,生死皆是由命定,人在面对死亡时,如果能顺应生死在大道中的自然运化,洞察生死之理,做到＂安之若命＂,就能化解＂悦生恶死＂的桎梏,安然＂顺死＂,从而成为与道合一的得道者。     

传统政治法律思想中民本思想的法理学分析

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法律思想精华的民本思想,其内容包括以民为本和民之所本两个方面。民本思想建构的理论基础是民由天生,民天相通。君要以民为本,爱民、保民,否则,民既可以通过“国人决”主动表达自己的意愿,又可以被动地“暴君放伐”。由于先辈们往往只对人(暴君)不对制度,从未怀疑过制度的合理性,所以走不出新旧王朝轮回的老路。只有民个体权利意识增强,主体性充分发挥,才能实现民权向民主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