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流动、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收入影响及其代际差异

基于2013年我国七个大城市“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对策研究”调查数据,使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职业流动、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收入影响及其代际差异。结果显示：一是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收入水平有着显著正向影响。但人力资本对两代流动人口的收入影响不同,其中受教育年限、现职业工作年限对新生代流动人口收入的促进更大,在外务工年限对第一代流动人口收入的促进作用更大。二是职业流动与第二代流动人口的收入呈现显著相关性,然而并非线性的影响,而是呈现倒U型非线性模式;但职业流动对第一代流动人口收入影响不显著。文章最后结合研究得出的观点和结论,探讨了本项研究的政策启示。     

流动人口的离婚风险:代际差异与影响因素

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已成为现阶段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人口流动造成的亲子分离、夫妻分居不利于婚姻稳定和家庭发展。文章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江苏省数据,运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流动人口离婚风险的代际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表明流动人口的离婚风险呈现双峰结构特征,离婚风险有代际递增趋势。其中1960年前出生队列的流动人口离婚风险相对较低,未出现明显的"倒U型"特征。1961年至1980年出生队列的流动人口离婚风险存在时间滞后性是造成流动人口离婚风险双峰特征的主要原因。1980年以后出生的流动人口离婚模式表现出"闪婚闪离"的特征。在影响流动人口离婚风险的因素方面,婚后夫妻双方共同流动显著地降低了离婚风险。流动距离对流动人口离婚风险有强化作用,证实了家庭对婚姻的约束作用随流动距离增加而降低。子女因素和核心型流动家庭结构对流动人口离婚风险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抑制作用随着代际兴替而增强。为了维持婚姻稳定,年轻一代流动人口更加重视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实践和婚姻在维持家庭功能完整性方面的作用。     

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禀赋效应及其代际差异

招工难、找工难的现象隐藏着一个重要的经济心理学效应--禀赋效应,即个体出让某物品估价高于得到此物品愿意支付价格的现象。调查结果显示,70%的被访者存在人力资本禀赋效应,他们对自己所拥有的受教育程度应得到的收入估价是对同等受教育程度的劳动力的购买价格的2.9倍。人口学、社会和经济特征对于是否会产生人力资本禀赋效应有显著的影响作用,而禀赋效应的强弱主要受到就业身份的影响。雇员愿意出让价格大大高于雇主愿意购买价格就会出现交易困难,导致"招工难、找工难"的现象出现。事实上,雇员月工资与雇主愿意购买价格非常接近,雇员只能被迫降低愿意出让价格,以适应社会,摆脱"找工难"的困境。第一代流动人口比第二代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禀赋效应感更强。与第一代相比较,第二代流动人口中的雇员所期望的薪金更接近于雇主所愿意购买的价格。     

流动妇女的职业发展及其影响因素--以厦门市流动人口为例

本文利用厦门市流动人口系列抽样调查的数据对流动妇女在城乡流迁中的职业发展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妇女进城后的户外就业率明显下降,但在外就业的职业层次却有所提升;流动妇女在流入地居住的时间、年龄、文化程度、结婚年数以及配偶的收入是影响她们职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其中在流入城市居住的时间有利于流动妇女的职业发展,而流动妇女的年龄及其丈夫的收入水平却和她们户外经济活动的参与成反比关系.为了发挥城乡流动对农村妇女职业发展的积极作用,建议在女性流动人口比较聚集的城市实行无年龄歧视的就业制度,同时加大对农村女性人口的公共教育资源的投入和自强自立的先进性别文化的宣传.     

我国女性流动人口职业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和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7》显示,虽然我国流动人口的规模连续第二年出现下降,但是女性流动人口的比例却逐渐增加,越来越多的女性人口加入流动人口的行列,积极参与社会生产活动,为全国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如何解决女性流动人口的就业问题是我国现阶段面临的现实问题。本研究在对我国女性流动人口的基本特征进行描述的基础上分析女性流动人口的主要就业特征,从个体特征、流动特征和社会特征三个方面出发,利用统计分析软件对影响女性流动人口职业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有序引导我国女性流动人口就业不仅要加快产业升级,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还需提升女性流动人口的自身综合素质,拓展更多的就业渠道和职业选择。     

流动女性职业地位获得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流动女性职业地位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流动女性的职业地位普遍不高。本研究所构建的流动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理论模型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受教育程度、是否掌握专业技能、成就动机、社会网络规模、社会网络顶端、进城务工时长、到过的打工地区数等是影响流动女性职业地位获得的主要因素。     

农民工留城意愿再研究——基于代际差异和职业流动的比较分析

本文将中国农民工流动特征与新迁移理论相结合,系统分析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内在机理,从代际差异的角度实证检验两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延续与分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更强的留城意愿,但受结构性因素制约,两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职业阶层和职业流动相互作用,职业阶层越高,工作越趋于稳定,农民工越倾向于留城;职业流动次数反向作用于留城意愿。农民工越年轻,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越高,居住条件越好,留城意愿越强。农民工城市社会满意度、生活水平变化、工作认知是影响农民工留城意愿的重要因素。建议建立以均等公共服务为核心的新型社会保障制度,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创造更好的就业机会,实现农民工市民化。     

省际与省内流动人口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的差异——以福建省为例

本文基于福建省第六次人口普查和社会经济数据,从县市(区)层面分析省际与省内流动人口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的差异。研究发现,省际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选择具有明显的空间偏好,空间分布呈现出"东南高,西北低"的宏观格局,"福厦泉"地区是集聚中心,中西部和北部地区则为边缘区;省内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则相对较为均衡。省际流动人口流入主要取决于流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流入地区所能提供的制造业就业机会密切相关;而省内流动人口流入则主要取决于流入地区的社会事业发展水平,呈现出高生活质量驱动,良好个人发展条件驱动,知识和技术密集型职业驱动的特征。同时,流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是重要的"拉力"条件。     

影响流动人口流动间隔的社会经济因素分析：以深圳为例

本文利用2004年深圳市封闭小区流动人口调查数据,构建并测算了流动人口的"流动间隔",同时运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了影响流动间隔的社会经济因素.研究结果发现,居住在封闭小区中的流动人口,其流速已经明显减弱;经济利益诱导和社会关系状况显著地影响着流动人口的流动行为,而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他们流速的快慢.     

流动人口收入水平的地区差异与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借鉴Mincer收入方程,分析了流动人口收入水平的地区差异及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流动人口收入的地区差异明显,东部地区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且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收入水平依次下降.不同地区流动人口收入水平的影响因素也各不相同,市场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人力资本特征所发挥的作用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而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流动人口的人口学特征和经济社会特征则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     

工作转换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效应

农民工就业流动频繁已经成为当前劳动力市场的普遍现象和重要特征,而工作转换能否带来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实现职业地位提升？文章采用RUMIC面板数据,进一步估计工作转换对农民工职业流动方向的影响。结果发现：工作转换对职业流动产生显著负效应,工作转换导致农民工职业向下流动,职业流动没有呈现“U”型特征,但存在一定的跨期效应,重新定义工作转换进行稳健性检验仍然支持这一结论。而从根本上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壁垒,强化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无疑是未来劳动力市场政策调整的主要方向。     

社会融合中的性别差异:流动人口工作搜寻时间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扩展传统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静态研究视角,使用国家人口计生委2010年上半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男女农村流动人口工作搜寻时间的角度进一步比较农村流动人口融入流入地劳动力市场过程的性别差异及影响因素。文章采用持续时间模型,通过研究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找工作所花费时间的影响因素,发现虽然在给定时间内,女性流动人口在流入地找到工作所花费的时间比男性要短,但女性找到高收入工作的概率要低于男性,而接受低收入工作的概率要大于男性,从而导致性别区隔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模式。     

社会转型期职业流动的性别分化——以江苏省为例

本文使用第二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中涉及江苏省居民职业流动的数据材料,从性别的视角对社会转型期的江苏居民的代际职业流动和代内职业流动进行了分析,发现：社会转型期,职业流动加剧,两性的职业地位都得到了提升,但两性的职业层次差异也呈现出了扩大的趋势;代际流动方面,女性的代际职业世袭率高于男性,上升流动率低于男性;进一步对影响职业流动的内生变量进行因素相关分析的结果显示：社会转型期,人力资本和成就意识等“获致性”因素的影响力较强。     

留守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流动的影响--基于2015年北京市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2015年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的微观调查数据,在利用倾向得分倒数加权法纠正样本的选择性偏差以后发现：（1）新生代农民工过高的工作流动频率在一定程度上与其普遍的留守经历有关;（2）不同类型的留守形式和留守时间对工作流动的影响有所不同,完全留守、长期留守者表现出更高的工作流动性;（3）相同的留守行为对工作流动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男性农民工更易受到童年时期留守经历的影响。上述结论的政策启示在于：在关注留守经历及其所带来的影响差异的同时,也应避免留守问题的代际传承。     

城市居民初职离职风险差异研究--时代差异抑或体制差别

本文关注于个体初职离职风险率的时代差异问题。在中国市场转型的背景下,不同的历史时期内,初职离职风险的时代差异反映了中国由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社会分层结构与机制的变迁。本文利用2009年“职业经历与社会网络”调查的数据,并运用 Log-Logistic 事件史分析模型,分析了在不同历史时期内,初职离职风险的时代差异。研究发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个体离开初职的风险率存在差异。随着时代的发展,无论是在体制内还是在体制外,个体离开初职的风险率也在增加。体制内工作的个体离开初职的风险率要低于体制外工作的个体,并且在体制内的工作中,初职职业地位的高低对离开初职的风险率没有影响;相反,在体制外的工作中,初职职业地位越高,离开初职的风险率越低。     

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方式的选择与支持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就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而言,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进入老年后首选养老方式仍是居家养老,然而独生子女对家庭养老的支持力度却在降低,特别是在老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如何解决好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问题,本文就建立和完善社区服务,政府建立辅助制度以及加强独生子女父母自身养老意识等方面给出了建议。     

性别对“4050”失业者的失业持续时间和再就业机会的影响——运用生存模型对厦门市失业者的经验研究

本文应用生存模型中的非参数法和COX半参数法,经验分析了性别对厦门市"4050"失业者的失业持续时间与再就业机会的影响。经验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对"4050"失业者的失业持续时间与再就业机会具有比较显著的影响,男性的平均失业持续时间为21.7个月,比女性的16.9个月长4.8个月,其再就业机会是女性的0.674倍。本文认为"4050"劳动力再就业市场上的阴盛阳衰现象在于"4050"劳动力再就业市场上男性的工作机会及接受工作的概率低于女性。因此,转变就业观念,择业不挑肥拣瘦,是促进再就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第一代独生子女婚后居住模式——基于江苏省的经验研究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第一代独生子女正处在婚育阶段,与此同时,他们的父母也在逐渐步人老年。文章利用2007年江苏生育调查数据,从代际关系角度考察了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婚后居住模式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子代需要亲代帮助照料年幼孙代的需求、亲代需要子代提供照料的需求显著提高了独生子女婚后与父母同住的可能性,代际交换关系显著影响了居住模式;与非独生子女家庭相比,独生子女家庭更可能与夫妻一方或双方父母同住;城市独生子女比农村独生子女更可能婚后与父母同住：独生子女的性别属性对居住模式有显著影响,独生子与自己父母同住的比例明显大于独生女同她们的父母同住的比例。     

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问题研究

我国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产生了数以亿计的独生子女人口,数量庞大的独生子女父母将渐次跨入老龄行列,现实的养老困境和养老风险正在迫近第一代独生子女及其父母和家庭,中国即将迎来独子养老时代。其中,独生子女空巢家庭可能会面临更多、更大的养老问题,尤其是那些独生子女残缺家庭。文章基于现有研究所集中论述的问题做出评述,并就所关心的有关问题做出进一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