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企业迁湘概况及对湖南经济发展之影响

抗日战争初、中期沿海一些工厂企业陆续内迁西南、西北,其中湖南是内迁企业较多的省份之一。关于这一情况至今尚无系统详尽的文字介绍,笔者愿就接触到的部分资料作一初步叙述,以求教于学术界同仁先辈。一、企业迁湘概况抗战企业内迁始于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大体上可分为四个时期。抗战爆发至次年1月为第一时期,即发轫时期。这一时期虽政府指定川、陕、滇、贵、鄂、湘等省为内迁目的地,但各厂几乎全部云集武汉,不少厂还在武汉开工生产。自1938年1月各厂开始陆续离汉再迁,是为整理转运时期。9月以后内迁速度加快,各厂散向西南、西北各省,到12月内迁厂矿数已达预计搬迁总数的四分之三,是为继续内迁时期。     

武汉抗战时期工厂内迁对西南民族地区经济的影响

文章就武汉抗战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工厂内迁西南的概况,及对西南民族地区经济的影响进行了探讨,指出这次异常的工业空间传动,不仅保护了民族工业,支援了前线抗战,而且对西南民族地区的工业化程度的提高,特别是机器工业的发展,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及各族人民思想观念的转变都产生了积极影响,有力地推动了该地区工业化的进程     

论抗日战争时期湖北工业的内迁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沿海地区和一些抗战前沿省份的部分厂矿进行了大规模内迁,人们称之为“中国实业界的敦克尔刻”.湖北工业内迁是这次工业内迁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过去史学界却关注甚少.本文试图根据所掌握的材料,对战时湖北工业内迁的情况,作一初步论述.抗战时期湖北工业的内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湖北原有工业的内迁,另一部分是抗战爆发时从上海等沿海地区迁到武汉的工业再次内迁,本文所论,仅限于前者.     

论抗日战争时期四川工业的发展

抗战前,四川经济以农业为主,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抗战期间,随着沿海工业的内迁,四川工业获得迅速发展,从而成为战时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对坚持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文章对抗战时期四川工业的发展进行了较全面的考察与分析。     

武汉工厂内迁及其对武汉工业发展的影响

晚清武汉曾经是与上海实力相当的工商业重镇,钢铁与军事工业堪称国内翘楚。进入民国后,武汉工业尽管在全国的位次略微后移,但总体趋势是在晚清开创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是中国为数不多的重要工业基地之一。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工业被迫向抗战大后方搬迁,武汉工厂作为内迁的重点,与先期内迁的江浙工厂一道,共同演绎了中国抗战进程中的悲壮一幕。武汉工厂内迁不仅避免了武汉工业被日军利用的严重后果,有效保存了中国工业实力,而且促进了抗战大后方工业与当地经济的发展,为争取抗战胜利作出了杰出贡献。但从另一方面讲,武汉的工厂大搬家以及长达7年的沦陷,中断了武汉经济的正常发展进程,给武汉工业造成了深痛巨创,到新中国成立时,武汉工业仍未能恢复到抗战前水平。     

迁渝工矿企业在战时后方工业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

1927年中国全面抗战开始时爆发的沿海工业内迁运动,是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它的结果是将中国东南沿海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工业经济移入当时的战略后方中国西部(主要是西南)广大经济极不发达的内地,从而在这块很深蒂固的封建土壤上极迅速地建立起了现代工业的基础,开辟了战时后方工业建设的新天地,使得中国民族工业在抗战的艰苦环境中得以延续发展。随沿海工业大迁徙而迁渝复工的数百家工矿企业是内迁工矿企业的大宗。它们在渝历尽千辛万苦,数年如     

抗日战争时期的陕西高等教育探析

抗战时期,陕西的高等教育在动荡战局中获得飞跃式发展。究其原因主要是战时陕西在全国所处地位的变化,高校内迁入陕等。而其发展的特点则呈现出"突发式"繁荣,典型的战时教育特征及发展的不平衡。它的发展既支撑了抗战,稳定了后方,也为陕西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抗战初期工业内迁运动述评

抗战初期的工业内迁运动是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发起,得到上海及各地一批实业界爱国人士的积极响应,并有广大职工群众踊跃参加的一场工业抗战爱国运动。这场运动在伟大的抗日战争史上占有重重要地位,它对于保存国力,促进持久抗战有重要意义,应该给予如实评价和肯定。     

抗战史上艰辛的一页——民营工厂内迁述评

“八·一三”以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沪宁苏杭遭到日本侵略军的全面进攻。为了支持抗战,防止该地区的民族工业落入侵略者之手,国民党政府曾将部分工厂企业迁往我国西南等内地。工厂内迁是抗战史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对中国抗战时期的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     

论抗战初期战区工业的内迁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战区工业受到严重威胁。为了保全中国工业基础,适应抗战需要,国民党政府组织了战区工业的内迁。这次内迁,从1937年7月开始,一直延续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持续四年之久。其规模之宏大,场面之惨烈,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把它说成是“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     

西北大学的两个历史源头

通过新发现的文献考证 ,认为西北大学有“陕源”和“京源”两个源头 ,亦即认为西北大学与始创于清光绪二十八年 (190 2 )正月的陕西大学堂和始创于十二月的京师大学堂仕学馆、政科 (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前身 )为一脉相承的关系。结论指出 :“陕源”与“京源”同等重要 ,前者奠定周秦汉唐文化的底蕴和永久校址 ;后者使时断时续的“陕源”再生于抗战之中 ;二者合流造就了战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大学联合体之一。     

明清陕西山陕会馆的特点及市场化因素

通过分析明清陕西山陕会馆创建和分布的若干特点,探讨了这些特点形成的社会经济原因,并对陕西商人在陕西本土建设会馆的特殊现象进行了研究,论述了明清陕西山陕会馆所包含的市场化因素。     

资源委员会与抗战初期东部地区企业内迁

抗战初期,资源委员会组织并推动东部沿海地区工矿企业内迁,此举既保存了中国抗战的经济力量,又在较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东西部工业发展不平衡的格局。同时,对于改变地方经济分割局面,形成国家资本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制,在中国建立具有独立性的工业体系,支持抗日战争,都有重要的作用。     

抗战时期中国工业的西迁与西部的开发

出于抗战和生存的需要 ,国民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业内迁 ,从而对西南地区的工业化进程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次规模最大、内容最典型的工业化空间传动运动。这种非经济性动力引发的工业化空间传动也存在一定的弊端。     

国立中央大学抗战救亡运动刍议

国立中央大学不仅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最高学府,也是抗战时期国内规模最大、系科最全的大学。中央大学在抗战期间实施的配合抗战、服务抗战的措施,诸如院系的整合与课程的调整、各类培训班的建立、以科研服务抗战以及对抗战建国活动的直接投入等,不仅发挥了大学教育的人才优势,为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而且折射出了学术与政治间的互动。中央大学的内迁及其抗战救亡运动是内迁高校抗战运动的一个缩影和典范。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与陕西高等教育发展

陕西近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具有两大源头:陕源与京源。在陕源即将断流之际,京源济陕,成为陕西高等教育发展的再生之源;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诞生,曾成为中华民族危难时期,支撑和延续中国高等教育的擎天柱石;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五校分立,促进了陕西乃至西北地区高等教育的持续发展;其办学传统与精神,对陕西高等教育的后续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抗战时期兵工内迁重庆的经济影响

抗战时期兵工内迁重庆,造就了中国抗战大后方重庆经济中心的历史地位,推动了重庆城市现代化进程的转型;促进了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人文开发,可谓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次具有国家战略性质的“西部大开发”;奠定了重庆现代工业与经济发展基础,也初步改变了中国现代工业的整体布局。     

试论“七七”事变前后的资源委员会

资源委员会是国民政府属下的一个专门负责工业建设的机构。抗战全面爆发前夕,资源委员会一方面从事有关国防工业建设的调查工作,一方面开始创办工矿企业。抗战初期,资源委员会又一方面安排直属企业向抗战后方转移,一方面组织、领导沿海地区民营工业拆迁到抗战后方继续生产,并在较短的时间内向后方注入了大量的工业化发展要素,使后方的工业以超常规的速度发展。资源委员会从此成为民国时期最大的国家资本工业企业经营和管理机构。     

抗战时期重庆工业发展刍论

重庆,是当今我国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城市,也是西南地区最大的重工业基地和商品贸易基地。在重庆经济中心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抗战八年是极为重要的一环。抗战时期,由于战争的爆发和影响,重庆不仅在政治地位、文化事业诸方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而且在经济方面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战争期间,大批工矿企业的内迁与新建工厂的频兴,使得重庆工业在战时短短的七、八年间便走完了平时需要数十年乃至百余年才能走完的历史进程,重庆城本身也由偏处西陲的一座工商小埠而发展成为我国战时的“工业之家”,从而成为支持长久抗战的主要物资供应地,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不仅如此,战时重庆工业的发展,也牢牢地奠定了今天重庆工业基地的基础,     

关于“羽集乜川”

“羽集乜川”，见于中华书局标点本《明史》卷一百八十六《许进传》中：（弘治）七年（1494）迁陕西按察使。土鲁番阿黑麻攻陷哈密，执忠顺王陕巴去，使其将牙兰守之。尚书马文升谓复哈密非（许）进不可，乃荐为右佥都御史，巡抚甘肃。明年……十一月，副将彭清以精骑千五百出嘉峪关前行，（刘）宁与中官陆统二千五百骑继之。越八日，诸军俱会，羽集乜川。……又六日奄至哈密城下。牙兰已先遁去，余贼拒守。官军四面并进，拔其城，获陕巴妻女。不难看出，引文中的“诸军俱会，羽集乜川”标点断句有误，盖因标点者不知“羽集乜”为地名，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