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与儒佛道三教

明太祖朱元璋对儒、佛、道三教的态度以及所采取的不同政策,是构成他思想体系的重要一环。本文试图通过勾勒明太祖与儒佛道三教之关系,对他的思想体系作一深入的研究。元末至正十八年(1358),还是战争频仍时期,明太祖就开始对儒家学说悉心注意。就在这一年,他征辟著名儒士范祖斡、叶仪到自己的幕下。当时范祖斡持《大学》一书向他进见。太祖就问他“治道何先”,范答道:“不出乎此书。”明太祖就让祖斡剖析《大学》治     

论明成祖对蒙古的和平争取政策

<正> 一提起明成祖永乐年间与蒙古的关系,人们便会想到他的五次亲征。其实这只是成祖对蒙古政策的一个方面;此外,还有另一个方面,即和平争取。这一政策的实施对改善明朝廷与蒙古的关系,密切中原与蒙古地区的联系,维护国家的统一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明成祖与武当道教

明成祖朱棣崇奉真武神,大修武当山宫观,扶植武当道教,这是明史和中国道教史上的一件大事。那么,在众多教派中,明成祖为何独衷武当道教,他与武当道教的关系如何呢?本文拟就明成祖大修武当道宫的原因和目的、对武当道教的扶植和管理政策、明代武当山的地位和社会影响等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一、武当真武神与“靖难”之役明成祖为什么要“倾四海之财,竭万人之力”大建武当宫观、扶植武当道教呢?近人说法不一。李养正先生的《道教概说》列举了四种观点:其一,因武当山出现瑞云而崇奉真     

海外穆斯林商人与明朝海外交通政策

海外穆斯林商人与明朝前期(1368-1505)的海外交通政策曾相互影响。洪武时期,由于明太祖在海外交通政策上推行勘合制度,曾促使海外穆斯林商人借助官方使节的身份开展对华贸易活动;永乐时期,海外穆斯林商人则把明成祖的“通四夷”政策引向西洋(印度洋)地区,郑和正是凭借了海外穆斯林的商业网络而使下西洋活动获得成功;宣德以后,明朝停止主动派遣使节下西洋,海外华人穆斯林则在中外海上交往活动中扮演了主要角色。通过与海外穆斯林的交往,明朝社会也形成了一个诚信守规、扶贫济苦、清洁卫生的的伊斯兰文明观。     

解缙急中生智

解缙是明朝洪武年间的进士,也是大才子。他以急中生智而闻名,深受明太祖朱元璋的赏识和喜欢。 有一天,解缙陪着明太祖到皇宫的御花园去散步。到了御花园,明太祖看到池塘鱼跃,忽然想去钓鱼。于是,解缙就陪着明太祖钓鱼。     

明初史鉴书编纂与汉史研究

明代前期,由于明太祖的政治高压及明成祖的"朱学"一统政策,史学处于畸形发展中。当代史撰写无甚成果,而对以往史书摘抄、改编的史鉴书却非常流行。其表现在帝王敕撰史鉴书和士人私修史鉴书两种形态,这两类史鉴书皆对汉史颇有涉及,前者在于以汉史鉴戒当下,后者是借助批判汉史来晓谕当政者。     

明初宗教政策的创制及其背景分析

明代,在明太祖和明成祖时期,制定了宗教的基本政策。这些政策主要包括:第一,对佛教道教的保护和扶持;第二,对佛道的限制和控制;第三,对民间广为流传的秘密宗教的严行禁止。这些宗教政策的制定,主要以明初的基本国情、宗教界的状况和统治者独特的宗教体验等为依据,奠定了有明一代的基本宗教国策,当时对安抚民心、稳定明初封建统治和政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明初藏区行都武卫设置述略

明朝初年,明太祖和明成祖陆续在藏族地区推行行都武卫制度,对藏族地区进行管辖.本文概述在广大藏族地区所设置的行都武卫机构,以说明明朝对藏区的统治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是行之有效的.     

论明初的重典政策与让步政策

长期以来,史家们每每以让步政策来阐述朱元璋对待劳动人民的态度,至于洪武年间对人民实行的“重典之治”,则很少提及。还有的人在论证这一问题时,尚未对明初法制做全面研究,就从“让步政策”的结论出发,把明初的“刑用重典”解释成“治官不治民”的。我认为,这种笼统地谈论让步政策而不能正视明太祖朱元璋“重典治民”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那么,明初对劳动人民到底采取的是什么样的政策呢?为了揭示事实的真相,就有必要对朱元璋的重典政策与让步政策的关系作一番探讨。     

老子生态伦理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当21世纪的人类把目光落在当今世界普遍性的生态危机上并进行沉重反思时,我们不能不感叹老子的远见卓识——他在探求生存与自由的同时,就已在思考获取它们的条件了,并把对自然法则的认识上升到了人类行为价值的高度,他要求人们通过理性的实践来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以此达到人与自然的永久和谐共生。     

明朝至民国时期泉州穆斯林后裔的改宗与复皈

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期间(1368—1398),为防止元朝残余势力复辟,实行海禁令,阻止中外商人的海上贸易,割断了泉州穆斯林与故土的联系;而且由于宋末泉州穆斯林降元的缘故对他们采取了歧视的政策。虽然永乐时期(1403—1424),明成祖朱棣派遣郑和率船队七下西洋,曾给泉州穆斯林带来一线生机,可惜好景不长,从各方面的历史记载看,明朝泉州穆斯林及其后裔一直生活在对其宗教信仰不利的政治环境之中,他们陷入汉民族、汉文化和佛、道教的重重包围之中。这一时期泉州穆斯林后裔的共同特征是,他们已把自己看作是中     

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新政策和新发展

对外经济关系是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外经济工作是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战略问题。打开对外经济关系的新局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对我们提出的一项战略任务。近几年来,中国对外经济关系有了较大的发展。改变了闭关自守、墨守成规、固步自封的局面,实行了对外开放的政策,发展了对外贸易,吸收和利用了国外资金,引进了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开展了国际劳务合作,设立了经济特区,等等。这些发展是怎样取得的呢?     

经济体制改革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

经济体制改革在哲学上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而这又集中在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了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特别是对生产关系的理论有一系列重要的突破和创新。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改革固然不是生产关系的根本质变,但改革的全面系统性仍不能不首先体现在对生产关系中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的改进和完善上,随之,也必然要求人们关于生产关系的观念来一次更新。所以,对于什么是生产关系?它包括哪些方面和内容?它的内在结构是怎样的?各要素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这些重要问题,经济体制改革的     

试论两个神猴的渊源关系——印度神猴哈奴曼与中国神猴孙悟空的比较

《西游记》是我国四部著名的古典小说之一,神猴孙悟空已是妇孺皆知的典型形象。他热爱自由,勇于反抗的品格和见恶必除、除恶务尽的精神,一直在激励着人们的斗志。在印度,古代著名的史诗《罗摩衍那》也是一部家喻户晓的圣书,人们把书中的人物当作圣人,礼赞不止,对多谋善变的神猴哈奴曼更是崇拜之极。虽然两个神猴相隔将近两千年,出生地也不同,但看过这两部作品的人不难发现,印度神猴哈奴曼与中国神猴孙悟空,他们在好些地方是那么相似,以致人们不能不提出这样的疑问,孙悟空是否与哈奴曼有关,两个神猴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     

二十世纪中国外交略论

二十世纪中国的对外关系经历了一个呻吟、痛苦、沉沦、屈辱至自立、自尊、自强以及扬眉吐气的历史过程.综合国力的增强是中国对外关系的坚强后盾;必须把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放在首位;必须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对外政策.     

他人与地狱——萨特关于他人的思想简论

<正>“他人就是地狱”,──也许这是萨特最为惊世骇俗的一句话了。人们认为这句话集中概括了萨特关于一个人与他人关系的思想,对之印象很深。然而也就是这一句话,人们对它的误解也最大。 其实这是萨特一个戏剧《禁闭》中男主人公的一句话,并不能充分代表萨特本人的观点。但作者和他的作品的命运就是这么奇特;读者（观众）偏偏钟爱这一句话,并由此形成一种广泛影响,这就不得不对它作深入探讨。 从文本因素来讲,人们可以通过这句话把萨特关于他人的思想联系起来。萨特的早期哲学代表作《存在与虚无》中就有较多的篇幅是谈他人问题的。他关于一个人同他人关系的思考就是建立在自为与自在的联系这个本体论问题的基础上,其中他对“他人的目光”甚至“他人的爱”等等的分析使人很自然地联想到“他人就是地狱”的思想。他的文学作品中有许多描写也弥漫着“他人就是地狱”的气息。 这样,我们必须从对这句名言的探究开始,对萨特关于他人的思想作一个总的梳理,力图准确地把握他在这一方面的基本思想。 萨特之所以对他人问题感兴趣,是同他自身的经历密切相关的。同他人的关系,是萨特从小就感受到的生活难题。他自幼丧父,寄居外祖父家,受到全     

土木之变前后的蒙古降人

经过明太祖、太宗对北元残余的积极经略,以及仁、宣两朝对蒙古降人的招抚,到正统初年,入居中原,尤其是定居北京及北直隶各地的蒙古降人已相当可观。这些人在土木之变中的情形如何?土木之变前后又有哪些变化?弄清这些问题有助于明初明朝对蒙古政策的研究。本文拟就此略陈管见,并就教于史界先师。     

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精神文明建设对立起来的认识根源

现在,把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直接对立起来的说法,已经不多见了。但是,人们不能不问,为什么会把二者对立起来?人的认识是在哪里失足的?这种反思有什么理论价值? 一 混淆不同类型商品经济关系及其观念的社会属性,是导致错误认识的第一个根源。 商品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形式,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又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相对不足的结果。商品经济的命运完全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为转移。仅此一点,使它兼跨几     

诠释学与伦理学——纪念伽达默尔逝世五周年

伽达默尔在哲学诠释学的发展中完成了一个转折,这一转折和他赋予诠释学以伦理学维度有紧密关系。只有把他的诠释学和伦理学联系起来,才能理解他的诠释学的内涵与精神,才能理解他的诠释学为什么是作为一种实践哲学。本文强调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具有伦理学维度和内涵,没有进一步涉及诠释学对于伦理学的意义这个方面,这并不意味着作者认为这个方面不那么重要,也不意味着作者认为伽达默尔对于伦理学本身的研究没有他特有的成就。作者在同伽达默尔的交往中意识到,哲学即使是在今天这一解构时代也还必须把自己理解为意义的说明者与商讨者,甚至是一名意义的守护者与承担者。这不能不包含着许多方面,其中一个方面是把诠释学和伦理学联系起来进行探讨。伽达默尔已经开拓了这条路径,了解和解释他的研究对我们将是大有帮助的。事实上国内也已经有人开始这一工作,本文只是表示跟进,并以此纪念他逝世五周年。     

欧盟对外援助政策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对外发展援助是国内政治的拓展,是推行其外交政策的工具,是战后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援助提供者,欧盟对外发展援助政策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和革新的过程,欧盟对外发展援助在攫取自身利益的同时也不可否认地促进了受援助国的发展与稳定及全球利益.欧盟对外援助政策在中国的实践就明显地体现了其外交政策的价值取向,是实现欧盟对外政策整体目标的政策工具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