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中等收入群体问题研究

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就是培育和发展中等收入群体的过程。中等收入群体引领社会文化、消费潮流,是社会最具购买力的人群,是倡导文明文化、稳定消费市场的重要因素。目前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标准还不够统一,中等收入群体的构成复杂且具鲜明的中国特色,他们的社会态度和价值取向也有明显的特色。毫无疑问,中国未来需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及其特征

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标准、规模和特征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在回顾和评述现有各种界定标准的基础上,建议采用全球所有国家收入中位数的67%~200%作为定义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上下限。研究发现,近些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在逐渐提高,从2002年的10%上升到2016年的28.9%,这主要源于我国居民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不是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要扩大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保持中高速增长至关重要,政策的重点是提“低”而不是限“高”,同时要防范现有的中等收入群体跌落为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主要分布在城市地区,收入来源主要是工资性收入,储蓄率偏高,受教育水平明显高于低收入者和贫困人口。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下限附近分布着规模客观的低收入者,他们是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潜在来源,应是政策瞄准的主要对象。     

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测度与特征分析

中等收入标准的界定是精准施策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实现高水平共同富裕的前提。基于共同富裕内涵与“尽力而为量力而行、逐步推进”的原则,提出新的中等收入标准界定方法,可以得到兼具全国统一标准与允许地区差异的中等收入标准。利用1978-2020年全国的收入分组数据,以及1980-2020年31个省级层面的收入分组数据,采用模拟收入分布方法对个体数据进行还原,测算全国和不同省份中等收入群体模型和比重,结果发现：按国家统计局标准,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断扩大,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为36.79%;中等收入群体内部收入差距较大,脆弱程度较高;中等收入群体空间分布不均衡,具有东多西少的特征;五类人群是中等收入群体主要组成部分,规模总数为5亿人左右。最后,通过对标准、方法、数据和收入进行四维对比,论证研究结论可信,为进一步制定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政策提供有效支撑。     

中国脆弱型中等收入群体特征及提升路径

中国要稳定中等收入群体、释放其消费潜力,既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优化中等收入群体内部结构的现实需要;中等收入群体虽处于中等收入行列,但抵御风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差,受到不利冲击后容易“掉档”,从而变为低收入群体,即“脆弱型中等收入群体”。研究发现：在各类标准下,中国脆弱型中等收入群体占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平均接近1/2;从空间层面看,脆弱型中等收入群体多分布于西部、中南地区;从经济层面看,脆弱型中等收入群体的显著特征是低财产收入、低转移收入和高经营收入、高医疗保健支出;同时,指出偏低的文化水平、过重的儿童抚养负担和医疗费用是诱发脆弱型中等收入群体变化的重要因素。中国应正确处理“稳中”与“扩中”的关系,围绕精准识别、分类施策等措施,以城市落户、教育、住房和社会保障为重点,逐步提升中等收入群体的稳定性。     

中等收入群体“扩容提质”：现状、挑战与对策

中等收入群体“扩容提质”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标志。利用国家统计局“个体还原”数据,使用经地区购买力平价指数调整的中等收入标准,测度发现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整体存在“数量增加、质量较低、空间分布不均”的特征,即2002-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断扩大,比重明显提升,但是中等收入群体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大部分聚集在中等收入门槛下限,内部收入差距较大,向下滑落风险较高,且中等收入群体空间分布不均衡,主要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十四五”期间,中等收入群体“扩容提质”面临经济增速下滑、人口结构调整、技术加速迭代、抗风险能力下降等挑战,建议从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区域协调战略和“扩中提质”策略、加强数字经济治理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重点施策,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数量和质量。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研究

改革开放至今已有三十余年的时间,在此期间,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的高速增长,居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中国从一个人均不足3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发展到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在取得如此成就的同时,中国也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本文重在分析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和对策。     

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与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

采用增长阶段转换的框架,分析了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后的增长动能与配套改革问题。区分了三种不同的增长率,提出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应当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另一个重要发展目标;着眼于实现这一目标,讨论了低效率部门的改进、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和人力资本提升、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前沿性创新、绿色发展等增长新动能以及相应的发展战略;最后强调有效发掘这些新动能,需要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加快推动重点领域的改革进程。     

培育和壮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对策探析

培育和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对于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是促进中国社会结构走向合理化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步骤。分析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现状,论述培育和壮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意义,并提出培育和壮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合理对策。     

收入结构与居民收入差距变动——新中国成立以来收入差距的基本特征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收入差距的变动大体上表现出三个阶段性特征,即计划经济时期的平均主义倾向、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快速持续扩张以及当前阶段的高位徘徊。改革开放前,我国的收入差距比较低。改革开放后,我国普遍存在着较高的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持续扩大。从收入结构来看,农村收入来源的非集体化、非农业化过程中,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城镇内部,就业结构的转变以及工资分配激励效应的强化扩大了收入差距;农副产品价格上升以及农村劳动力外出缩小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之前的收入分配模式并不可取,但也必须正视当前的收入差距问题,防止形成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内生机制。     

数字治理下农民收入增长与收入分配效应

实现共同富裕要求兼顾“发展”与“共享”的双重目标，数字技术为乡村治理转型提供支撑。以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论如下：农民参与数字治理具有收入增长效应，能有效提升其收入水平，实现共同富裕所要求的“发展”目标。分位数回归与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结果均表明农民参与数字治理具有收入分配效应，能够缩小农民内部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所要求的“共享”目标。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农民参与数字治理将显著提高其信息获取能力，同时，数字治理参与对具有较低社会资本群体的收入赋能作用更显著。     

国有大型企业的收入增长指标优于利润增长指标——基于AS有限公司的分析

基于AS有限公司的管理实际,探究国有大型企业收入规模增长指标优于营业利润增长指标的成因。并通过对AS有限公司的运营进行分析,发现国有大型企业的发展定位、制度设计、企业运营以及绩效考核、员工评价等在经受刚性外力作用的同时,还经受管理者的心理欲望,如扩大影响力、增大话语权、提高绩效系数以及职务升迁等影响。研究证明信息对称、科学评价以及有效监管等手段有利于改变规模指标优于利润指标的失衡状态。     

收入差距、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

投资效率的高低受到投资乘数、投资结构、投资的技术选择和人力资本形成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在市场经济中,收入差距的过度扩大必然降低投资的乘数效应,导致投资结构选择的偏差,加速资本深化的进程,并造成人力资本形成的不足,从而降低投资的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益,阻碍经济的有效增长。     

内生增长要素与城乡收入差距

城乡收入产生于城乡部门不同的生产函数。其突出特征是,人力资本要素在城乡经济中的重要差别,而人力资本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城乡家庭生育率的不同选择。相对于城市来说,农村地区的高生育率和低人力资本积累率所导致的低水平均衡,是农民收入增长困难的重要原因;而城市部门已进入低生育率、高人力资本存量和积累率所推动的持续增长阶段。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政策的主要着眼点,应是促进农村家庭人力资本积累率提高和生育率下降。     

收入差距、社会稳定与经济增长

收入差距问题不仅涉及经济学上的效率与公平,而且关系着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如果收入差距过度扩大特别是贫富两极分化,必然会危及社会的组织和秩序,甚至诱发社会动乱,从而使经济增长失去稳定的社会环境。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统筹城乡和区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应把调节收入差距作为一个中心环节,培育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公正和谐与公众广泛参与的社会,实现社会主义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     

中国农民收入结构的演化逻辑及其增收效应测度

运用1984-2017年中国农民收入数据，对农民收入结构变动值和农民收入结构变动的增收效应分别进行测度，研究发现：（1）农民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收入增长的源泉由过去单纯依靠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转变为近年来各项收入的协同增长，但农民收入的结构与城镇居民相比仍然存在不合理之处。（2）农民工资性收入对农民增收的累计贡献力度已于2010年超越了家庭经营性收入，将来亦或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以内，必然会与家庭经营性收入作为两大主要收入来源而“并驾齐驱”地带动农民收入持续、快速、稳定增长。（3）长久以来，农民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因为具有不确定性和暂时性特征，又非农民的传统性收入，因此对农民增收并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但新世纪以来，两者对农民增收的相对贡献率之和已经从2%上升到了16.02%。上述结论意味着，如今农民收入问题已经演化成了一个越来越多地与非农密切相关联的问题，农民持续增收离不开收入结构优化和各项收入协同增长，其核心就变成了如何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解决农民非农就业、支持农民创新创业、赋予农民更完备的产权权能、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     

基尼系数分解法与农户收入差异分析

运用基尼系数分解方法 ,通过对湖北省 3 2个县 3 2 0 0个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 ,各县内部的收入差异仍处于绝对平均和比较平均阶段 ,各县之间农户人均收入差异也很小 ,且分县的农户人均收入与分县的农户人均收入差异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农户收入主要来自于家庭经营收入 ,家庭经营收入的增加起着扩大农户收入差异程度的作用 ,报酬收入的增加起着缩小收入差异程度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