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离婚对子女教育的影响及其中介效应研究

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2014—2015),从家庭结构与家庭资源双重视角考察了父母离婚对未成年子女教育的影响及其中介效应。研究发现:父母离婚对未成年子女教育有明显的负面影响,家庭结构缺损和资源被剥夺是影响未成年子女教育的重要中介机制。从家庭结构看,"母亲缺位"和"双亲缺位"对子女教育的负面影响远大于"父亲缺位";从家庭资源看,离婚导致了家庭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不同程度的受损,进而影响子女教育,其中家庭社会资本除了对子女教育有直接中介效应外,还对家庭文化资本产生调节作用,影响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效率。应从制度与非制度两个层面为离婚家庭建立保护机制,以减少父母离婚对未成年子女造成的负面冲击。     

白领、中产与消费——当代中产阶层的职业结构与生活状况

在当前经济转型升级、产业结构调整的背景下,社会结构和中产阶层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基于2006—2015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分析发现,我国城镇地区率先进入了"白领社会",白领从业人员数量超过全社会就业人口的一半,实现了职业结构的初步转型;由白领为主体构成的中产阶层约占1/4城镇人口,城镇中产阶层与中等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的重合度更高.一部分白领虽然职业地位较高,但因受到收入水平的局限而无法跻身中产阶层.虽然白领群体的生活机会有所分化,但是"白领社会"这个新阶段对于人们的生活福利和整个社会的消费文化都有重要启示.数据显示:一方面,中产家庭的生活质量更高,对于文化娱乐和耐用品消费的欲望也较高,消费升级的趋势最先出现在中产阶层,逐渐向中低阶层扩散;另一方面,较高的住房支出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产家庭的消费和福利.政策建议强调打造现代服务业就业体系,扩大中产阶层群体,加强"中高端"消费市场供给,满足消费升级需要以及围绕改善民生扩大消费.     

家庭收入、未成年子女数量与城市家庭教育投资

使用901个城市家庭的样本讨论家庭收入和未成年子女数量对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发现未成年子女数量与子女人均家庭教育投资水平负相关;家庭主事者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子女教育投资越大。家庭年收入水平在本研究中未对家庭教育投资水平产生显著影响。     

浅论家庭教育中的"父亲缺位"现象

父亲在家庭教育中的作用正日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家庭教育中的"父亲缺位"现象已成为研究的热点.文章主要阐述了父亲在子女教育中的"缺位"现象及其影响,在分析其主要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一些适宜的建议.     

从《歧路灯》看古代女性在家庭教育中的尴尬地位

<歧路灯>在表现家庭教育时,除父亲外的另一主要施教者母亲,对其子的误入歧途没有尽到应有的教育职责.究其原因,中国传统"女教"所赋予女性的"三从四德"等规范要求与其在家庭中"相夫教子"的职责是极其矛盾的,古代女性在家庭教育中所担负的责任与所拥有的权力以及自身的能力也是极不相称的.如此矛盾现象使得古代女性在家庭教育中处于一种极其尴尬的地位,由此也形成了家庭子女教育的一种严重缺憾.     

流动人口家庭对子女教育的影响分析——以太原市为例

以太原市流动人口的家庭教育为例,通过调查和访谈,从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职业、经济收入、教育期望、与子女关系、行为习惯等几个方面分析了家庭主客观条件对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影响。研究结果反映出流动人口的家庭教育存在着一定问题,也急需要为流动人口的家庭教育提供理论指导和现实帮助。     

对当前子女教育中"父亲缺位"现象的思考

文章主要阐述了父亲在子女教育中的"缺位"现象及其孩子患上"缺乏父爱综合症"的原因.同时从相反角度阐述了"父亲在位"有利于子女的健康发展,且不易患上"缺乏父爱综合症".作者在介绍了国外父亲参与子女教育的举措后,针对我国父亲在子女教育中的"缺位"现象提出了一些适宜的建议.     

大学生就业难对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基于安徽省怀远县

针对大学生就业难对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展开调查发现,目前相当一部分农村家庭意识到教育有"投资"性质,但对子女教育投资的动机呈现多元化;而在目前大学生就业难的情况下,农村家庭对子女的教育重视程度仍较高;但有一部分农村家长,尤其是学历较低的家长,对孩子上学的态度开始变得不太明朗。这需要政府和社会采取措施对农村家庭教育投资加以引导。     

区隔与融合:城市家长家庭教育素养的阶层分化研究

家长家庭教育素养的状态与其社会经济地位紧密相关。通过对广州市2047个家长样本的调查,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家长的家庭教育素养具有深刻影响,具体表现在家长的家庭教育素养存在显著的职业差异、学历差异和收入差异。运用布迪厄的"区隔"理论进行分析,这种"差异"反映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文化区隔。为消除社会分化导致的文化区隔,有必要加强家庭教育社会支持系统的建设,并且在家长教育工作中着力关注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     

中国传统家文化对古代家庭教育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中家文化居于核心地位,家文化既包括整个大家族系统内部的文化,又包括个体的家庭内部的文化。在中国人的价值系统中家的意识具有核心价值的作用,而以子女教育为核心的家庭教育是家族延续的关键因素,因而中国人十分重视家庭教育,这种重视通过家庭教育的思想、内容体现出来。     

悖论与整合:《北京人》中的"反传统"与"传统"

《北京人》在曹禺的创作中具有着重要的标志性意义:它隐含了作家以后创作的基本走向,曹禺此后的创作都可以在《北京人》中找到前兆性的趋势。它既是作家创作危机的一种表现,同时又是对其审美转向的一种预言。作家一方面在作品中高扬着反传统的旗帜,另一方面又对体现着传统美德的愫方赞美有加;一方面向往着北京人那种"敢爱敢恨"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被"为着自己受苦,留给别人一点快乐"的人生哲学深深地吸引。作家不知不觉间陷入了悖论之中。这一悖论是由作家灵魂深处的理智与情感的矛盾所决定的,它所导致的最终结果是,作家在以寓言的方式宣告了传统的士大夫家族不可避免的衰败命运的同时,也在优美地向过去的"反传统"事业告别。     

论元小说的"自我意识"与"历史意识"

自我意识是元小说基本特征之一,表明了作者从对外部世界和心理世界的"真实"再现转向对小说自身的虚构性和文本创作的揭示和反思.元小说的自我意识主要集中在框架分析、游戏意识、现实的人为建构性三个层面上.然而,元小说并非全然地追求语言虚构,还有一类"编史元小说",既有自我指涉,又有对现实、历史的向外指涉,从而兼具了自我意识和历史、现实意识.这类元小说是一种根植于历史、社会、现实等外部世界的自反模式,既强调自我意识又悖论地彰显了历史和现实的维度.     

“譬”、“喻”之辨——从名辩学和因明学的角度

"譬"、"喻"因含义相近常被人们不加区别地使用。从名辩思想和因明学的角度来看,尽管它们在缘起、论证方法、悟他目的等方面有诸多相同之处,但从推理的结构、形式的稳定性等方面来看,二者具有本质的不同:名辩学之"譬"是一种独立的推论形式,而因明学之"喻"只是推论中前提的一部分;形式上名辩学之"譬"相对稳定,因明学之"喻"不同时期有较大差别;方法上名辩学之"譬"大多使用类比、比喻说明问题并且例证详尽,因明学之"喻"与"譬"大致类似但在细节上有所不同。     

"在"与"在者":一个必要的划界——论哲学的合法性

"在"与"在者"的划界,规定了科学与哲学的分野.科学以因果诠释的方式把握"在者",而哲学则以领悟的方式把握"在"本身.人作为"此在",是唯一能够追问"在者"之"在"何以可能的"在者".对"在者"之"在"的召唤,乃是作为"此在"的人的存在方式本身.对"什么是存在"的追问,隐含着沦为知识论的危险.通往哲学之路的首要前提,就在于澄清哲学提问方式的遮蔽之处.     

郭象美学:"任性"而"自得"

郭象是西晋玄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通过《庄子注》,将庄子“适性”为美的思想作了丰富发挥和重新诠释。他认为,“物任其性”则“自得逍遥”。物之美在于安分守己,适其自性。“无心”是人性,“有情”、“仁义”也是人性。人的“适性”之美在于以“无心”之“至理”排遣“有情”,身在仁义名教之中而心怀自然。他揭示的“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的生活方式,体现了当时佛教般若学会通真俗有无的影响,成为魏晋名士风度的精辟概括,也成为那个时代人们生活的审美理想和导向。     

"空白"与"韵味"--中西文论的一个比较

西方文论中的“空白”理论与我国古代文论中的“韵味”说虽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但在文学的意义问题上却包含许多方面的共识;它们的差异主要在于话语对象、特别是话语立场的不同。这种不同,归根结底是为各自的文化所规定的。     

“欲”与“善”：康德和孟子的比较

康德和孟子都认为低级的“欲”关系到感官的愉快、幸福、自爱,高级的“欲”才和“善”有关。康德伦理思想的落脚点是要为持续的生命本身负责,为上帝负责,具有宗教精神。康德只关心意志的合乎法则性,至于对象是什么,康德是不关心的。康德伦理思想具有理性主义精神,不能开辟出一条通过人的情志内容内在超越的道路。孟子把“善”落实到血缘亲情之中,缺乏外在超越的精神,往往把感官王国的内容混入超越的世界。     

通向“存在”与“神圣”——海德格尔关于“诗”和“诗人”的界说

该文遵循现象学阐释学原则,面对海德格尔思想文本自身,解读海德格尔诗学言论的意旨。作者认为,海德格尔界说“诗的本质”乃存在之创建、通向存在之近处和神圣,以及界说“诗人的使命”在于道说神圣、还乡和期待上帝,都表达了对现代主体形而上学所导致的“贫困时代”中人的生存状况的思考,指示着对人的本真存在的切问,体现了海德格尔“反主体形而上学”之思的一致性。     

从"纯粹艺术"与"实用艺术"的交汇点论书籍艺术

书籍艺术的发展有其自身技术更新的因素 ,有从事书籍艺术创作者引入艺术构思、形式所产生的进步 ,更有各个时期的艺术家以适应书籍艺术设计的原则方法注入艺术创作的种种手法。艺术家们应发挥自己对于艺术创作的独特见解与新颖的构思技巧 ,研究书籍艺术的设计规律 ,推动书籍艺术的发展     

“历史的”和“美学的”：“红色经典”命名合法化解析

“红色经典”中的红色更多地与特定历史语境关系深密,而经典一词则须观照文本美学的各项指标,经典决定了红色的特定质素,而红色也因其特殊称谓及其负载的意识形态信息宰制着经典的生产空间。只有在“历史的”和“美学的”双重理论视角下考察“红色经典”的命名,才能在学理层面上廓清“红色经典”的经典性品质及其经典化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