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文章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研究城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较低,明确表示愿意把户口迁入本地城市的仅占37.0％.城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与其流动范围、流动时间正相关,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对市民化意愿的影响不显著,经济收入、劳动合同签订、现住房性质、居住证办理、平时主要与谁交往对市民化意愿有影响,流入地类型、流入城市规模对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农业转移人口在老家拥有承包地、宅基地的状况已经成为影响城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重要因素.为有序推进城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增加农民工收入、提高劳动合同签订率、改善居住条件的同时,还需要完善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建立农村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优先推进重点群体落户城镇,形成示范效应.     

市民化对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抑制效应分析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犯罪活动增多趋势应该引起足够重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市民化程度低是导致部分社会成员犯罪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对已有研究成果梳理荟萃的基础上,基于农民工市民化的价值论,探讨了市民化抑制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内在机理。为市民化创造文化和制度方面的有利条件、培养新生代农民工市民素质和市民化能力、提升市民化水平、推进市民化进程,将可以显著遏制农民工的违法犯罪行为。     

城镇化视角下的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路径探讨

城镇化需要解决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要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首先从形式和实质两个层面界定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其次从农民工市民化困境入手,分析探讨农民工市民化的逻辑机理。研究表明:农民工群体在户籍身份、社会地位、生活权利、生活习惯、生活理念、受教育程度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完全向城市市民转化的过程,也就是农民工完全融入城镇生活,实现城市化的过程。     

从土地依恋到户籍依恋——天津城郊农民生活安全脆弱性与市民化意愿代际分析

通过对天津城郊农民市民化意愿及其代际差异的研究发现,城郊农民具有较高土地依恋和户籍依恋、 较低市民化意愿,其失地后存在生活安全脆弱性,且父代均显著于子代.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和生活安全变量对土地依恋产生显著影响;年龄和抵御风险水平变量对户籍依恋产生显著影响.以反对市民化态度为参照,集体购置保险对中立态度的选择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支持态度的选择,代际变量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职业技能和就业状况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资本分析

农民工市民化是实现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和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从社会资本的角度看,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应增强政府社会资本,发挥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相互作用以不断提升农民工经济地位,引导农民工进入中小城市、融入社区和加入群众组织,扩大农民工的有序政治参与。     

北京市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及影响因素分析

加快实现农民工市民化不仅是城乡二元体制改革的需要,也是不断推动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需要.本文基于北京市农民工的居住条件、经济条件、社会融入、政治参与和心理适应五个维度的市民化水平,建立了北京市农民工市民化程度评价指标系统,并对影响北京市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因素进行了相关分析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农民工的市民化及其政治参与问题探析

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加剧,使农民工问题日益成为我国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农民工的市民化和政治参与问题更加突出。农民工市民化存在着体制和文化两方面的障碍,同时由于现存的二元户籍制度、农民工艰难的生存状态以及传统政治文化的消极影响,使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日益边缘化。为了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必须切实解决农民工的市民化和政治参与问题。为此,需要从改革传统的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改革选民登记制度、改善农民工的物质生活条件、优化农民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几个方面努力。     

论农民工市民化内生机制之构建

农民工市民化关系到新型城镇化乃至整个经济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农民工市民化最重要的内生因素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主要表现在受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两方面;社会资本主要包括强关系型社会资本和弱关系型社会资本。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需要相应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做保障,而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正是农民工获取这两种地位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提升不仅会提升农民工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而且会增强农民工城市生活适应能力及权益表达能力,从而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全面提高农民工的生命质量。因此,必须制定相应的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策略,以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内生机制系统的良性有效运行。     

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行为特征及市民化政策探讨

本文深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典型特征,并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制约因素,最后,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置于城市发展转型的全局性战略高度,以整体政府和公民社会为治理基础,从文化、社会、政策的多重角度,研究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措施。     

农民工“半城市化”分析——基于主体资本存量的分析视角

当前农民工在城市处于一种"半城市化"状态,既不利于农民工发展也不利于城市化发展,归根结底就是农民工的各方面资本存量不足。资本存量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框架。首先,农民工与土地资本存在着矛盾的关系,土地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之一;其次,影响农民工城市化的资本因素分别是来自农民工自身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来自政府的制度、经济资本,以及在市场化运作下,农民工在城市消费支出扩大,导致城市化成本增加也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从主体资本存量的角度分析农民工半城市化原因,能从与农民工相关的主体方面更加详细地对原因进行探讨,以便于化解农民工城市化的困境。     

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村化现象分析

“农村化”现象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伴生的现象.农村化主要表现为进城务工人员的“就业非农化、身份农村化”和“生活市民化、身份农村化”两个特征.通过对不同时期不同行政单位的流动人口、城镇经济活动人口和非本地户口人口中农村户口人口的统计和分析得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化现象不断扩散的结论.同时,本文从人口流动政策、户籍制度、隐性失业和城市化方式四个方面分析了农村化现象出现的原因,并且对农村化现象带来的流动人口与当地居民的融合、市民化问题及解决途径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城市政府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作用

农民工市民化不仅是农民工自身发展的要求,也是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关键在于推进城市政府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内容与机制的创新.一个着眼于农民工市民化的城市政府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体系,应该包括工资、劳动、就业与培训、社会保障、相关公共服务、权益保障以及人口登记与安全服务等方面的指标.在当前,迫切需要构建与完善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长效保障机制.     

农民工市民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我国将在城镇居住6个月以上的人口统计为城市人口,这其中包括了农民工和城市户籍居民,但农民工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市民。这种质量不高的城市化已严重抑制了我国扩大内需和经济增长。农民工市民化不但可以直接扩大高质量最终产品需求、间接刺激高质量中间产品市场,而且还通过推动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抑制贫富分化和缓和社会矛盾。     

城郊农民市民化的多重阻滞和推进路径

城市化进程中形成城乡交集的城郊结合部这一特殊场域,居住着大量介于农民和市民之间、正在从农民向市民化转型的特殊群体.他们在市民化过程中存在着城市适应力较弱、制度政策环境较差、人格尊严易被漠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困难等问题.城郊农民要从里到外变成市民,自身的观念、心理、行为方式要转变,外部的社会生存环境也要改善.因此,农民城市适应性的提升、以制度创新优化政策环境、农民人格尊严的维护、新生代农民市民化的推进,成为当前城郊农民市民化的关键环节.     

农民工市民化与扩大内需

本文从一般均衡的视角,揭示农民工市民化与扩大内需的关系。中国之所以要立足内需发展经济,应对外需下滑只是一个短暂的原因,其根本原因在于改变当前经济内外失衡和产业结构失衡的＂双失衡＂格局,以及充分利用国内市场优势更好更快实现工业化的需要。如果采取切实措施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则其潜在的消费需求就可以充分释放出来。这不仅有助于抵消外需下滑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而且有助于中国经济摆脱＂双失衡＂格局,全面提升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     

从人口城市化到农民市民化的演变研究

从人口城市化到农民市民化是时代发展的理论诉求。除了人口城市化含义与测度指标的局限外,从时代发展、政策诉求还有现实理论来看,都有必要全面开展农民市民化研究。通过探讨农民市民化的内涵与外延,归纳了人口城市化与农民市民化的联系与区别,指出农民市民化是人口城市化、人口社会化和人口现代化的统一,是对人口城市化的理论发展。     

河南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市民化

2013年3月17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记者见面会上强调,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1]人的城镇化就是要把符合条件的农业人口逐步转变为城镇居民,这也是农民市民化的过程。这一过程避免了以往土地扩张为重点的城镇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城市病、环境污染、交通拥堵、住房紧张、就业困难、幸福悖论等问题。然而,当前农民市民化过程中还存在着城乡差异造成的恶性循环问题和"被市民化"的问题。本文通过流动、就业、融入和幸福四个方面,层层递进地对河南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的路径选择进行一系列深入详尽的研究。     

农民工返乡的代际差异及生成机制研究--基于江苏省N村的实证分析

以生命历程理论为视角,通过对两代农民工的返乡动因、目标和适应性的比较,发现农民工返乡的代际差异主要体现为由收入本位向家庭本位、由回归乡土向扎根城市、由追求幸福向身份诉求的转变,这种差异源自于宏观制度结构、家庭生命周期、文化代际传递等因素的影响,其背后折射出不同代际农民工对于物质生活和主体价值的差异诉求,对于国家制定更加合理的鼓励农民工返乡的政策措施,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不稳定就业与农民工市民化悖论：基于劳动过程的视角

本文旨在从劳动过程的视角，将不稳定就业作为一种资本积累方式进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并使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数据和企业访谈案例，结合广义倾向值匹配等方法进行经验论证。本研究梳理出不稳定就业的一般特征及其对当代中国农民工群体的影响，并尝试从国家与资本的双重运作逻辑中去理解经济转型期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研究发现，在资本积累及劳动过程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农民工及其不稳定就业现象。资本通过控制农民工就业流动而达成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的目标，无需承担劳动者的再生产成本。这就从根本上导致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悖论：不稳定就业有助于提高农民工个体的工资水平，但是不利于其家庭成员随迁。这种资本积累方式的隐蔽性在于，所谓的农民工流动自由其实是雇主通过掐尖式用工以保证资本的利润率。不稳定就业不会提升农民工的群体性收入，反而强化了群体内部的竞争。     

从职业发展到家庭完整性：基于稳定城市化分析视角的农民工入户意愿研究

本文基于稳定城镇化的框架,从个体职业发展和家庭完整性角度分析农民工入户诉求,并以一个代表性的调查数据,对此展开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入户意愿,不仅受其职业发展现状和未来职业发展规划影响,还受其家庭完整性因素的影响,如夫妻团聚（同城工作或生活）、子女教育以及住房状况等。相对于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的农民工群体入户意愿更高,且家庭完整性因素对其入户意愿的影响更显著。这说明,对农民工不能仅在经济上接纳却在社会上排斥,而应让农民工与市民在权利方面逐步均等化。同时,在长三角地区,改革户籍和促进民工市民化任务显得更为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