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习近平治国理政重要论述的文化逻辑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要发挥文化的作用。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共享交往对话实干创造的逻辑脉象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叠加;在具体实现上,从世界、国家、政党、人民和个人五个维度上赋予丰富的文化意蕴。     

从儒家仁义思想深入理解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亲""清"二字作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核心,在语义内涵上与儒家"仁义"思想有着甚深的关联。从儒家仁义思想角度深入分析,"亲"与"清"分别可看作是"仁"与"义"的体现,"亲"体现着持有正确的价值导向和道德情感,"清"意味着敬畏和遵守道德和法纪的底线,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实际上可看成一种有"仁"有"义"的关系,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商双方应有的亲民博爱之心与道义法理的统一、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的统一、亲和力与自制力的统一。     

亲清政商关系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生要求,而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离不开政府的引导和支持。基于此,分析检验当前亲清政商关系构建会如何影响微观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利用2016—2020年中国A股传统行业上市公司的年度观察数据研究发现,亲清政商关系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在政商关系越亲清的地区,企业的数字化水平越高,并且这种正向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强。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亲清政商关系主要通过“市场导向效应”和“资源供给效应”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更具有启发意义的是,主要是政商关系的“亲近化”而不是政商关系的“清白化”助力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而且亲清政商关系能够降低传统政治关联的相关影响。     

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哲学方法论探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当代中国、把握世界大势,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有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学习和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将其视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看家本领”。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提供了总的方法论遵循。辩证唯物主义特别是其中的实事求是的实践观、事物联系发展的观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矛盾观提供了思维方法的总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主体地位的思想和群众路线群众观点则贯穿于其治国理政全过程,彰显着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自觉、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奠定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整个基石。     

古田会议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

古田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是中国共产党治党治军的一次开创性探索.会议彰显了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确立了共产党在军队中的领导地位;确立加强党的建设以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原则;把调查研究国情作为制定方针政策的前提和依据的思想等,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治国理政产生了重要深远影响,是共产党治国理政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历史地探究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治国理政成功的原因,对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重要启示作用.     

论王阳明的治国理政思想

王阳明是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提出了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因势而导的治理原则、四民力业的发展思想、严格合理的制度管理、丰富多样的道德教化、任贤劝士的人才政策等,形成了丰富精深的治国理政思想体系,闪现着中华传统治国论的智慧。     

治国理政中的传统民族法律智慧

中国传统民族法律智慧作为中华法系及传统法治资源的重要内容,不仅对中国古代的繁荣昌盛与文化进步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对今天的少数民族法律治理和全面依法治国也发挥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以北朝、辽、金、元、清等朝代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民族法制历经奠基、发展、革新三个历史阶段,形成了礼法合治、兼容立法、理性司法、刚性执法等四个方面的经验智慧以及多元统一的时代特色。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民族法律智慧,是当代学人的共同使命。     

伍子胥治国理政思想述论

伍子胥不仅是春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位思想家,在治国理政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思想主张,包括顺应天道、和谐自然,德政为首、刑罚为辅,爱民安民、关爱民生,举贤与能、强调官德,发展经济、轻赋缓征,“从近制远”、破楚服越六个方面,并在吴国进行了具体实践,给社会、经济、军事各方面带来了深刻变化,从而为吴国参与争霸战争奠定了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     

基于理论自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自信观解读

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到新阶段和开创新局面提供了思想引领。他的思想体系中蕴涵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清醒的理论自觉和基于此的坚定的理论自信,它集中体现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持坚持与发展相统一的辩证思维。习近平总书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观的鲜明特点是:一方面它是以清醒的理论自觉为前提,进而确保了自信是建立在坚持科学真理基础之上的,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自觉遵循,具有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它又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为实践依据,使自信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深入研究和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观的论述,有助于克服历史虚无主义和对未来的悲观主义,进而坚定对共产主义的信念。     

论群体心态与民主政治的关系——一个民主政治研究的新视角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仍然处于一个探索阶段,仍然十分容易以一种群体行为的方式表现出来.而支配与控制群体行为的群体心态是与生产方式密切相关的.由于小生产方式基础上形成的群体心态具有浓烈的乌合之众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因此,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摈弃小农意识.     

试析南极科学与南极政治的关系

南极科学在人类认识南极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南极条约》的出台到南极条约体系的发展完善,科学始终都扮演着重要角色。科学作为一种协调各国立场的特殊外交手段,促进了《南极条约》的出台。南极科学研究为南极条约体系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科学咨询和智力支持,也是各国增加在南极大陆存在的重要手段。在南极这片神奇大陆上,南极科学与政治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科学发展观:开创党的创新理论新境界

科学发展观对时代课题的回答，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新世纪的战略布局和发展道路方面实现了全面革新和重大转折．同时也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范畴实现了质的跃迁。这既体现了实践发展的创新性，也开创了党的理论创新的新境界。因此，它作为指导思想，贯穿于十六大以来的理论创新之中。其中，以人为本作为其核心思想是其基本的立足点和价值取向。     

政治和道德关系的谱系

政治和道德的纠缠贯穿于人类社会政治实践发展的始终.政治和道德关系的谱系可描述为理想主义者泛道德的政治观,现实主义者祛道德的政治观,建构主义者政治与道德合作的政治观.重新梳理和审视政治和道德关系的谱系,对当今社会政治实践价值基础的反思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企业家精神与政商关系——浙江政商关系的

浙商的文化价值取向,包括自力更生、吃苦耐劳,安全稳健、履行责任,爱国敬业、诚实守信;经济上善于创新;政治上务实谨慎,又灵活柔慧机变,这些特点都是浙商精神的组成部分。企业家精神是决定政商关系的内源性因素,浙商精神的这些特点构成了浙江政商关系的基础,也从价值观和心智模式上决定了政商关系的特征和类型。     

论马克思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的关系

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始终对人类的命运有着终极关怀,这体现在他对自由和必然的关系的关注,尤其是在后期具体谈论到的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的关系,以及它们实现所需要的物质生产领域的必然性和工作日的缩短两个条件的论述上,这一思想不仅在当时,而且在现代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王闽的宗教政策与政教关系

王闽的宗教政策经历了太祖朝崇佛到惠宗、康宗朝崇道的变化,景宗朝,崇道政策又被否定。康宗朝道教介入政治,一度凌驾于王权之上,这种政教关系的畸态不仅破坏了政教分离,王权高于神权的传统模式,而且也导致了政教冲突、政治失位、政局动荡的恶果。尽管这种短暂的畸态必然会向常态回归,但政教关系在历史中的影响值得重视。     

“告”与“理”关系解读

在法治社会中,司法权具有消极性和终局性,即对于法律纠纷应实行不告不理和有告必理。对我国司法实践中所表现的"告"与"理"之间的四大关系———不告不理、不告而理、告而不理和有告必理做了分析,并对司法权的运作原则与司法公正、司法的社会"平衡器"功能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述,以纠正当下认识和实践上的偏颇。